隨想錄：一群鼻子上掛著金環的豬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孔子預設人性的君子小人區分，屬於道德審判；把子貢和小人放一起，說明孔子貶低有不同意見的學生；不遜、怨，孔子處理不了人的幽暗性，拿著正確的廢話教訓人。所謂萬世師表，孔子是一個政治輔導員的水平。又像不懂教育方法、只追求升學率的中學老師。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大人之學，君子之學，暗指小人無需教育，人口歧視；明德，單向度人性之善，不理解人性複雜性；明明德，弘揚正能量，不是對人的幽暗性制衡；親民，至善：革新、達到完美，高估人自我更新的能力，做不到，只能裝。孟子是膚淺知識與知識驕傲的典型人物。

朝聞道夕死可也，有人由此認為孔子也具有為真理赴死的勇氣。錯。這句格言要成為一條經驗，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要明確地知道，道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懷疑的空間；第二，要明確地知道，死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模糊的空間。猶太人為真理赴死，基督徒敢於殉道，這構成了猶太教—基督教歷史上的「勇敢」倫理，並因此與「正義」、「節制」一起成為倫理學的三大內容建構。可以說這是一部基督教的歷史。反觀中國儒家傳統，孔子並沒有清晰地理解，道是什麼，而儒家思想史上並沒有為真理赴死的人。因此，孔子的這句格言，就成為一個雞湯式的人生教訓，而不是一個倫理學的穩定建構。事實上，從人性的不確定性而言，一個人不知道道（真理）是什麼，他隨時會在中途放棄他的價值觀，怎麼可能會為真理赴死呢？

試圖把中國問題和人類信仰命題整合在一起進行基本問題思考的學者，根據我對文獻的梳理，有以下幾位先生：劉軍寧、楊鵬、湯一介、唐君毅、夏道平、楊小凱、何光滬、鄧曉芒、汪丁丁，我會用一本書的容量，討論這些學者的思想風景。書名暫定為《論我們的基本問題》。

當我們討論法治，意味著我們在討論對人性的絕對懷疑。人性具有先驗的不確定性，必須要用一套制度來約束人性。這是憲政法治的基本邏輯。儒家以文化人，都是道德教訓，缺乏懷疑人的尺度和能力。這種情況下，法治體系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只能靠樹立一些道德模範人物來規範人。可是，人不過是人，能模範到哪裡去呢？

孟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人不是物，人是有靈魂的人，有尊嚴和權利的人，如果人是物，那的確是什麼壞事都可以做。給一條狗加一條黃金的鏈子，那是炫富，但給一個人加一條鏈子，那是奴役。砍斷一棵草，叫修剪，砍殺一個人，叫犯罪。就這麼一點破道理，再過五千年，你們能懂嗎？

世界就是修道院。勞動就是禱告。天主教的教皇制度，區域大主教任命制度，封聖制度，都是錯的，抬高了人的權柄，僭越了上帝的權柄。新教體系的長老制和牧師制，也有問題。很多牧師在台上站久了，就成了領袖。人性的幽暗無處不在，有人的地方，就必須懷疑。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第一步是必須相信，真正合宜的秩序，只存在於天國，人間從來沒有完美；第二，必須同時直面人的高貴與人的幽暗，人對人的認識必須呈現為綜合的判斷；第三，立足於前兩點，人們必須致力於制度的設計與建構，而且必須認同，人類不可能建構出絕對完美的制度，所謂好的制度，僅僅是一種開放式的糾錯。

「施比受好」。一個人做好事，比如讓座、給乞丐錢，等等，是做給自己的內心看，如果有信仰，是做給上帝看。做好事時，我們的內心已經收穫到了一種溫柔，一種愛的意義。如果在意別人的回報，則愛的意義被抵消了，人反而陷入怨恨的困境之中。這個問題想清楚了，大致就能理解康德「內心的道德律」。

緣於人性的短視與無知，一個人通常都陷在完全的錯誤中，人和人之間唯一的區別，不在於是否有錯誤，而在於是否具備一定程度的糾錯能力。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群、一個國家，只要不具備基本的糾錯能力，基本可以斷定，這裡的人，已經在事實的層面接近毀滅了。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地獄，其意義大概就是指一個人從來而且永遠不能糾錯。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衣食，口腹皮肉之欲；禮節、榮辱，內心建設也。從外在的滿足感到內心的道德律，之間並無邏輯關係。從管仲到司馬遷再到今天，酒足飯飽之徒耍流氓的事情多了去了，但人們卻認同這句膚淺格言。原因在於，中國人從來不思考人性的複雜性，只看表面的光鮮。

開始嘗試翻譯《耶利米哀歌》，第一感受是，我們現在所遭遇的苦難，和我們每個人的人性幽暗存在正相關。而每個人在歷史上，在此時此刻所犯下的罪惡，和我們所遭遇的苦難，是完全對稱的。耶利米面對無法承受的苦難，沒有過多詛咒和仇恨自己的敵人，而是反覆強調，猶太人全然悖逆，惡貫滿盈，上帝因此興起強大的敵人來踐踏猶太人。我把這種認知理解為一種「耶利米苦難秩序」。所以，如果一個人理解並接受了「耶利米苦難秩序」，那麼，當我們面臨一種揮之不去的苦難，我們的惟一正確的自由選擇，就是悔改，首先懺悔，然後改變，而不應該是中國式的怨天尤人。

《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是斯密思想的一體兩面，共同構建自由秩序。國富論的基本問題是「看不見的手」，道德情操論的基本問題是「無偏的旁觀者」。二者共同指向蘇格蘭保守主義哲學與基督信仰。讀國富論要警惕實用主義，讀道德情操論，要避免唯理論，斯密的三維分析模型，是市場、道德和神學。上帝意志才是市場經濟和人類倫理的基礎磐石。現在的中國經濟學界，都是拿著斯密的思想，謀求一種中國式的財富增長。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斯密的思想本意，是思考人的財富屬性和倫理屬性，進而發現人類經濟行為為什麼成為可能。這是以經濟學為專業進路的對人的認識命題。如果我們僅僅把斯密的思想理解為財富增長的工具，那麼我可以肯定，我們目前已經看得見的財富，必然如同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房子，很快就會垮塌。

當下的人們瀰漫著一種「土豪式的」幸福感，並且演化為某種外在的自信。事實上這種中國式的土豪現象，已經瀰漫在全世界的每個角落。人普遍希望賺中國人口袋裡的錢，但人們同時普遍看不起甚至歧視中國人。對此，約翰·密爾在差不多150年前曾經挖苦過：「寧做不滿的人類，不做滿足的豬玀；寧做不滿的蘇格拉底，不做滿足的蠢人；如果蠢人或豬玀有相悖的觀點，那是因為它們只看到問題中事關他們自己的那一面。」密爾的這句話可以用來分析這種中國式的土豪現象，也就是說，從山西煤老闆的作派，到滿世界瘋狂購買奢侈品的中國旅行者，這種土豪式的人群，在別人眼裡，可能就是一群滿足的豬玀，這種人永遠只能享受錢財帶來的當下滿足感，卻不知人類最寶貴的精神是自由意志與懷疑精神。所以我們自己要警醒，不要把自己培養成一頭鼻子上掛著金環的豬，否則無論我們怎樣金光閃閃，別人還是會理所當然地把我們看成一頭豬。雖然我們渾身都是錢，而且到處花錢，但我們總是得不到別人的必要尊重。這種局面，連我們自己都沮喪，因為無論怎樣，我們自己知道，其實我們也是人啊。是人就想得到別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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