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袍是如何走進中國的？清朝和民國的法袍有何不同？

文 | 江隱龍

大航海時代以降，西歐列強帶給世界不僅僅有戰火與奴役，還有無數依據於先進位度的文明細節，這裡自然也包括了法袍。對於奄奄一息的清帝國來說，法袍的引進則是西風東漸潮流中未完成的一筆，代表了這個王朝對未來的最後期冀。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光緒帝下詔雲「欲求振作，須議更張」，兩年之後，清政府正式開始修律。修律大臣沈家本經過細緻的考察之後下決心建立西式司法制度，同時連法袍也一併引進。對於清朝官員來說，西式法袍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接受——清朝官員的外褂內袍同樣是袍服，無非多了「補服」這一區分品級的裝飾。

宣統三年（1909年），清亡。然而清末修律的節奏並沒有隨著清朝的滅亡而停滯，中華民國立刻接過了修律的薪火。民國二年（1913年），大總統教令第一號便對推事、檢察官、律師、書記官等法律職業共同體統一做出規定：制服用黑色，領袖及對襟須鑲邊；推事用織金，檢察官用紫絨。領襟亦用不同顏色區分，推事為藍色，檢察官為紫色，律師為白色。除此之外，教令中還不忘「支持國貨」，規定「凡制服制帽均用本國絲織品、毛織品」，這些規定在1949年之後依然通行於局部地區。

相較於1949年以前南京對法袍改革的積極接納，中國的態度便顯得曖昧不明。1949年至1983年這三十餘年的時期里，中國不僅沒有統一的法袍，甚至沒有專門為法官制定一套專門的制服。法官審判時所穿裝束大多為經中山裝改良的「人民裝」 ，在那個時代里，這種服裝並不為法官所獨有。

法官沒有統一的服裝，這與共和國初期的法治理念息息相關。正如當時一些媒體於1957年12月20日一篇社論寫的那樣：「法是刀把子，這個刀把子必須掌握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們的手中。」那時法律職業共同體並沒有形成，自然也不需要在服裝上有所標註。

20世紀70年代末共和國一度掀起過一陣法袍設計的風潮。當時有三種備選方案：黑袍式、軍警式、西服式。黑袍式與西服式很快被否決了，而軍警式也依然被認為不倫不類，最終又回歸到了人民裝。直到改革開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原則被確立，中國才制定了法官制服。這一款法官制服並不是法袍，其款式正是70年代末被最後淘汰的軍警式制服。紅色肩章，大檐帽，個中不難看出一股濃濃的時代背影——這種制服的情境暗示的特別之處最終導致了法袍的引進。

2000年，中國正式引進黑色法袍並完全廢棄軍警式的法官制服。由此，法袍由此在中國紮根。

法袍源於教士袍，但其傳播最終突破了宗教的局限而廣為世界各國所接受，充分表明其形制所蘊含著的人類對公平正義共同的訴求。更能表明這一傾向的是美國法袍的歷史：美國建國之初為表示與英國的決裂，廢除了英國法官所以穿戴的法袍以及假髮。然而到19世紀末，美國法官又漸漸「脫而復穿」，美國最高法院九位終身法官身著黑色法袍審判重大案件的形象更是成為經典。與此相似的還有澳大利亞：1975年澳大利亞成立家事法院里禁止法官穿法袍，之後發生了法官遇刺事件。這兩者之間未必有絕對的因果關係，但法袍對於法官地位的標識作用卻不言而喻。因此，澳大利亞於1988年終於又恢復了法袍與假髮。

當然法袍的作用遠遠不止是保護法官那麼簡單，它在突出法官職業化的同時，同樣維繫著司法權威、塑造著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立——從更遠的視角來看，小小的法袍在潛移默化中推動著一個民族的法治意識，鞏固著公平正義在每一位公民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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