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吾浩然之氣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8），翰林院編修劉墉任江蘇學政時，有人揭發檢舉一名廩生勒索他人重金。劉墉聽聞此訊，「怒發盡上沖，面鐵色，立碎某某襕衫並黜之，同捨生列左右者皆惶縮無人色」。此時，只有一位名為朱宗贄的廩生面無懼色，仰天長嘆，劉墉質問他為何嘆氣，朱宗贄答曰「浩然之氣也」。
「浩然之氣」最早見之於《孟子·公孫丑上》。公孫丑請教孟子「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答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追問「敢問何為浩然之氣」，孟子解釋道：「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對於「浩然之氣」的確切含義，連孟子本人都承認其「難言」，歷代註疏者對其解釋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趙岐《孟子注》認為是「浩然之大氣」，顏師古《漢書注》解釋為「純一之氣」，朱熹《孟子集注》稱其為「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焦循《孟子正義》又認為是「浩然之天氣」。以上諸說雖各不相同，但均認為「浩然之氣」乃天地間所本有。馮友蘭先生《孟子浩然之氣章解》則看法不同，其解釋說：「浩然者，大也……而浩然之氣，則是關於人與宇宙的關係者……有浩然之氣，則可以堂堂立於宇宙間而無懼。」如此一來，便將人與宇宙有機地聯繫了起來。
以筆者淺見，「浩然之氣」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需要後天持續不斷的培養，還需要道和義的配合，順應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長此以往，「浩然之氣」自然能光大充盈，如影隨形，無處不在。「浩然之氣」又可以表現為大丈夫的人格，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前文所述之朱宗贄是江蘇寶應人，他的「浩然之氣」並非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早在東漢末年，寶應一地即有臧洪、陳容二烈士以氣節鳴世。臧洪任青州刺史、東郡太守，其同鄉陳容亦隨任東郡郡丞。不久，袁紹派兵圍攻臧洪，並命臧洪同鄉陳琳寫書勸降。臧洪嚴詞拒絕，並作《與陳琳書》，表明自己持「義不背親、忠不違君」之志，不願「屈節而苟生」，寧肯「守義而傾覆」。最終，臧洪被袁紹所殺，陳容有感於臧洪之忠義，請求與之共死，亦同被害。臧、陳二烈士之「浩然之氣」對後世影響甚大，直至清代，猶有王式丹、喬崇烈、劉寶楠等文人學者或寫詩或撰文讚譽之。
明代寶應亦不乏志操之士。劉寶楠之先祖劉永澄少秉氣節，8歲讀文天祥《正氣歌》，即為之所動，立牌位朝夕拜之，說大丈夫就應如此。後來，劉永澄講學東林書院，與東林黨人劉宗周、高攀龍等相往還，為莫逆交，直言敢諫、以天下為己任。劉師培在《劉永澄傳》中稱「其誌哀，其言切，志潔行芳，同夫屈子」。劉永澄十分推崇孟子的「集義」，他說：「談心、談玄、談妙，咸為口頭禪，惟孟子『集義』二字可以檢束身心」，此處的「集義」正是養成「浩然之氣」的不二法門。觀劉永澄8歲所讀之《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正是對孟子「浩然之氣」的完美闡釋。
東林學派向以氣節名世，這與劉永澄的倡導密不可分。作為鄉賢，其對寶應乃至整個揚州的影響更是非同小可。揚州史可法紀念館有這樣一副楹聯：「尚張睢陽為友，奉左忠毅為師，大節炳千秋，列傳足光明史牒；夢文信國而生，慕武鄉侯而死，復仇經九世，神州終見漢衣冠。」其浩然正氣彪炳千秋，與孟子、文天祥、劉永澄等可謂一脈相承。生活在多奇節之士的揚州寶應，朱宗贄一句斬釘截鐵的「浩然之氣也」也就不難理解了。
揚州大學著名學者任中敏先生亦對孟子的「浩然之氣」推崇有加，在其所撰《漢民中學校歌》中即有「聰明正直，至大至剛」兩句，「聰明正直」出自《左傳·庄公三十二年》，而「至大至剛」便出自《孟子·公孫丑上》，乃「浩然之氣」最突出的特徵。
「浩然之氣」還被許多大學載入校訓，如蘇州大學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山東大學校訓「氣有浩然，學無止境」等，或題額、或勒石，誦諸人口、傳諸人心，被萬千學子所繼承發揚。
（作者單位系揚州大學文學院）
《中國教師報》2017年08月23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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