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農問題之抗災1876

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席捲了北京乃至整個華北。

從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華北地區，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災，死亡人數超過1000萬，震撼整個世界。

這場「三年自然災害」，是大清國繼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面臨的又一次嚴峻挑戰。而出人意料的是，從來大災必生大亂，但這次，除了局部地區的治安事件之外，災區顯示了罕見的平靜。

大清國這艘靠「裱糊」而艱難掙扎的航船，是如何渡過驚濤駭浪的？

人間地獄

這場大災難實際上就是大清國「三農問題」的總爆發，是嚴厲的「天譴」……

災難開始於1876年，光緒二年。

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廣東、福建兩省損失尤重。而北方各省，從長江以北直到中朝邊境，出現大面積乾旱，部分區域顆粒無收。隨後，蝗蟲掃蕩了整個華北，一片狼藉。

第二年，華北旱情毫無緩解，蝗蟲繼續光顧。脆弱的儲備糧體系立即崩潰，大規模的死亡開始光臨這片十年前遭受戰爭災難(捻軍之戰)的區域。山西和陝西兩省，因交通困難，受災尤重。「在遭受災難最為嚴重的一些縣份中，百姓像野獸似地互相掠食；在幾百個甚至幾千個村落中，70%的居民已經死亡了。(英國外交報告)」吃人已非個別現象，人們組合成不同的團伙，集體外出「狩獵」，將獵獲的俘虜殺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賑濟的閻敬銘說：「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

陝西「赤地千里，幾不知禾稼為何物矣……饑民相率搶糧，甚而至於攔路糾搶，私立大纛，上書『王法難犯，飢餓難當』八字。」

災荒如此嚴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災」，但「人禍」也佔了相當大的比重。自內戰平息之後，雖然李鴻章等官員大力興修農田水利，但官場腐敗，導致不少水利設施形同虛設。更為致命的是，平時常設的「常平倉」「社倉」「義倉」，因戰亂頻仍和官員腐敗，出現了大面積的「虧短」，這導致千百年來最為關鍵的國家儲備糧制度在災難面前毫無作用。

「丁戊奇荒」發生後，河南巡撫兼東河河道總督李鶴年上報中央，請求從省外輸送救濟糧。而按照官方的統計資料，河南本地的「常平倉」里應該有95萬餘石谷，卻幾乎是空倉。各受災省份情況大致相仿，儘管報表年年做，「衛星」年年放，糧倉中卻空空如也。

濫種罌粟，也是人禍的主要成因。鴉片之毒，大清國但凡有識之士無不切齒，但弔詭的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從地方政府到農戶，都大力種植這種「錢」途遠大的「經濟作物」。最好的田用於種鴉片，糧食生產則幾乎完全被忽略，依賴從外地購買糧食。時人認定，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報》上的評論痛心疾首地說，正因為這些地方「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遠之良謨，所以上天降此大災，令彼飢黎餓殍載道。」

「丁戊奇荒」，的確是大清國「三農問題」的大爆發，是一次嚴厲的天譴。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在大災面前，災區的幹部們還算是正視困難，沒有打腫臉充胖子，為了圓之前的謊言而拿百姓性命開玩笑。各地紛紛奏請中央，告急求援。

緊急應對

政權機器還是在慣性的驅使下，強行啟動，勉力而行，在動員社會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依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災難爆發之後，大清中央的行動相當迅速，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統籌抗災事宜。

中國數千年的中央集權機制，往往被西方觀察家評為「東方專制主義」，充滿了反面評價。但是，在災難面前，這種機制也有著強大、有效的動員能力。法國著名漢學家魏丕信，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隸救荒及康乾時期的「常平倉」系統後，認為中國因此而具備了比歐洲更強的抗災能力。他認為，明清時的中國，把農民的物質福利作為國家要解決的頭等重大的問題，並建立了一個複雜的糧食供給系統，從糧價、氣候和降雨資料的搜集(雪珥註：各地官員上報晴雨表是一項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數百萬噸糧食倉儲系統的維持，能夠大大減輕自然災害對普通人民的打擊程度。

其實，魏丕信所未能參透的是，即使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定團結，這種機制在大清國也是必不可少的。「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老百姓的吃飯問題，不僅是福利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直接關係到政權的合法性和長治久安。民眾相信飯碗，而不相信口號，讓百姓有飯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這是中國數千年來不能不講的絕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發時，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內憂外患掏空了國力，「竭全國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這台政權機器還是在慣性的驅使下，強行啟動，勉力而行，在動員社會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依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減免受災地區的皇糧國稅。根據美國漢學家、時在大清海關任職的馬士(H.B.Morse)記載，中央免徵的賦稅總額高達1800萬兩以上；

在李鴻章的統籌下，中央運用國家權力，調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糧食，從江南的漕糧到東北的庫米，支援災區；

李鴻章興辦的洋務實業，此時開始發揮巨大作用。輪船招商局調集大量人力和運力，開赴奉天、江蘇、安徽、湖廣等無災區，對糧食進行大規模「政府採購」，並集中到天津；

李鴻章多方籌措經費，中央給一點、地方籌一點、民間捐一點，也開始接受境外慈善機構和西方在華教會的捐贈，甚至不惜挪用軍費，甚至不惜加大「捐納」力度——朝廷公開出售一些官職，與後世人們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這並非「賣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實只是幹部身份和幹部級別的榮譽頭銜，而非實際掌握行政權力的官位。

在直接發放賑濟糧之外，李鴻章還將重點放在了「平糶」上：以比市場價更低的價格，向尚有餘資的災民們售糧。這一方面是為了平抑災區糧價，抑制奸商囤積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實現救災的可持續發展。家有餘資的災民因此早得救命糧，他們的購糧款則可以轉而救濟更多的一無所有的災民。李鴻章對此十分重視，認為「平糶同屬救荒事無二致」。

比錢、糧更為棘手的問題，是運輸。抗旱救災大本營天津，積壓了大量糧食，難以及時轉運。李鴻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官方轉運網路，僅為重災區山西就設定了三條通道：北路在保定轉運，天津的糧食從水路至此，換旱路經獲鹿進入山西；中路在山東館陶縣轉運，經南運河至此轉至蘇曹入晉；南路則從南運河至河南道口，轉經清化鎮入晉。

在救災過程中，李鴻章大力整頓吏治，將貪污腐化、玩忽職守的地方官員們，參的參，罷的罷，關的關，同時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災當中表現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幹部。這對穩定災區的民心士氣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當然，也趁機清洗了一遍幹部隊伍，換上了李鴻章的親信人馬。

救災工作的推進、尤其是糧食轉運網路的設計建設，對李鴻章手下的洋務人才們來說，是一次執政能力的考驗和歷練，也是內戰結束以來，大清國在非戰爭狀態下首次大規模地建設應急機制。

賑災市場化

授人以魚、莫如授人以漁。與別的賑災官員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滾打了數年的盛宣懷，試圖為賑災建立一套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1878年3月，34歲的國企幹部盛宣懷，奉命趕回天津。李鴻章給他安排了一個新任務：作為新成立的直隸籌賑局的幹部，立即前往重災區直隸河間府(相當於現河北保定地區)，負責當地的賑災工作。

雖然身為第二梯隊的廳局級幹部(「候補道」)，盛宣懷卻一直只在機關和企業里任職，從未在任何地方擔任過行政領導職務，此次下派賑災，對他是很關鍵的鍛煉和考驗，既能令他從亂麻一般的企業中得以暫時抽身喘氣，更能填補他在地方行政經驗上的空白，為今後的仕途鋪平道路。而他所沒想到的是，這次掛職鍛煉居然長達8個月，並且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一進入河間府的府治所在地獻縣，受災之慘況，令盛宣懷震撼了：「入獻縣境，即見餓民扶老攜幼，乞食於道，風吹即倒。」

此時，大災荒已經進入了第三個年頭。災區現場早已是「疫病相染」，但盛宣懷為了防止「官賑」慣常出現的貪腐，堅持「挨戶詳查」。陪同他的當地「紳董」都不肯進入民戶家中，擔心「穢氣所蒸，疫易傳染」，他卻總是「以身先入」。更令同行者震驚的是，為了體驗災民的生活，他甚至親嘗災民家的所謂「飯食」。

有一次，盛宣懷前往巡視東光縣某鄉，「竟至露宿終夜」(《盛宣懷行述》)，加上總在大風中步行，導致了「畢生喘疾」。

盛宣懷深入第一線進行實地調查，現場辦理賑災救濟，不僅簡化了賑濟環節，而且提高了賑濟的針對性。

授人以魚、莫如授人以漁。與別的賑災官員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滾打了數年的盛宣懷，試圖為賑災建立一套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盛宣懷發現，獻縣「男婦向皆能織」，如能收購當地人的紡織品，就可以「稍濟其生機」。他立即在獻縣創辦了一家「紡織局」，並且在當地少年中選些穩重的人，為他們購置紡織機，教他們織布技術。收購上來的布匹，盛宣懷考慮可以帶到東北，去換取糧食，或者可由軍方收購作為軍用，「彼此獲益」。

獻縣設立紡織局，這是大清國賑災思路的一次重大改革，大大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以工代賑」。之前的「以工代賑」，實際上就是官方出面對災區勞動力進行「政府採購」，興建水利、橋樑、道路等基礎設施，既賑災，又促進了基礎設施建設，埋單的仍是財政。而盛宣懷的措施，實際上是「以商為賑」，財政只用少量的「種子資金」引路——盛宣懷動用了2000多兩賑災款購置織機，幫助災區建立產銷鏈，隨後，這一產銷鏈就能自己運作、自己生存。顯然，這是從「政府賑災」演變成了「市場賑災」的嘗試，按照李鴻章的說法，就是「養民不若令民自養」。《申報》對此大加讚賞：「若得各災省皆仿此行之，則民悉力於耕作，又安見不可補當前之缺憾而冀此後之豐亨歟！」

更為可貴的是，盛宣懷又為災區捐出「所積集金巨萬」，其夫人也「典鬻珍物，盡出己蓄」。

防流維穩

「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個死，做賊亦不定。」

設立「粥廠」，是大清國收容災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確，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現流民。顯然，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防流」比「救死」更為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為了「防流」。

所謂「凶年多盜」，大災之後引起大亂，征諸中國歷史，因流民暴亂而導致天下大亂、乃至內戰大爆發的，不計其數。因此，以開辦粥廠等賑災方式來收容災民，防止出現流民，是早在滿清入關之前就已經在主流社會取得共識的牧民要術。所謂「流民者，饑民也。與其輯之於既流之後，不若撫之於未流之先。」(清代楊景仁《籌濟編》)

「丁戊奇荒」中，災民人數之眾、範圍之廣、時間之久，史上空前，甚至連首都北京這樣的地方，賑災的速度也趕不上災民的增長速度，「桀驁者沿街搶奪，捨命而不悔」。

參與山西賑災的美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說：「災難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惡的念頭，民眾開始驚慌不安，社會秩序陷入了混亂……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的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飯。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不錯，便組成了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雖然還未出現扯旗放炮、公然暴動的惡性事件，但是類似李提摩太所描繪的「吃大戶」這樣的小規模騷亂幾乎天天不斷， 「盜匪」們甚至公然在官道上豎起大旗：「王法難犯，飢餓難當」。遍地的星星之火，雖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勢將不可想像。因此，從李鴻章到軍機處，乃至皇帝、太后等中央核心，都深感「防流」的緊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賑災力度，全力收容控制災民。

對於流民的危害性，李鴻章十分清楚，他說：「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飢思逞，時需分投防剿。」對此，他採取了兩手抓：一手抓賑濟、抓撫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籌糧籌款，不僅破天荒地接受外國的救助，而且還加大了「賣官鬻爵」的「捐納」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鎮壓，軍隊進入災區進行戒備，「分路彈壓巡緝，並令地方文武嚴密防捕，如有奸民藉荒糾搶，持械行強者，准即嚴孥正法以遏亂萌。」自嘲為「裱糊匠」的李鴻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隊」。

為了減輕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區的「粥廠」壓力，李鴻章下令在寒冬過後，就必須給收容的災民發放路費和糧食，遣送回鄉，準備災區的春耕播種。但是，這場大旱災足足持續3年，耕種無望，沒有餓死的災民繼續逃荒。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風險，令大清政府的神經高度緊張。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紳為代表的地方士紳們，與政府一拍即合，開始了對民間賑災的大幅度改革，改變了傳統「義賑」坐等災民上門的做法，而是深入災區，試圖將「防流」工作從源頭做起。

官方也意識到，依靠腐敗叢生的「官賑」，難以有效賑災、更難以有效「防流」。於是，政府開始加大對民間慈善機構的扶持力度。天津著名的廣仁堂，就是在「丁戊奇荒」中，由李鴻章利用官紳捐款1萬元創辦，此後不斷撥款支持，形成了包括慈幼所、蒙養堂、力田所、工藝所、禁節所、戒煙所在內的龐大機構。

民間慈善機構的首要目的，是對當地社區進行特殊的自保。在上世紀20年代天津報紙上曾刊登一篇《災民嘆》，最為形象地反映了這點：「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個死，做賊亦不定。地方擾亂，關係匪輕，到那時有飯吃的人亦不得安生。勸眾位行善積德，亦算是防患未萌。」說白了，就是花錢買平安，讓災民們有飯吃，才能有效收容他們，避免對當地社會秩序造成大的衝擊。

民為邦本

在堪稱人間地獄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義意識鮮明地生長出萌芽，雖然極為狹隘，卻依然成為大災荒中的凝聚力所在。

「丁戊奇荒」影響遠及江南。此地自古便是國家財賦重地，每當有征戰、有大工程，江南總要承擔最重的負擔。此次也不例外，不僅接納了數百萬難民，也是李鴻章籌糧籌款的主要基地。

而出人意料的是，向來坐等災民上門的江南地區，此次在士紳們的帶領下，走出江南，主動深入到華北災區腹地，實行就地救助，開創了中國民間救助的先河。

在《申報》等媒體的推動下，奔赴華北救災儼然成為江南的群眾性運動，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國，捐款捐糧一時蔚然成風，志願者紛紛加入救助隊前往華北，並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謝絕了官方的任何獎勵。

而在華北災區，當地士紳雖然在經濟實力、活動能力和社會影響力方面，均不如江南士紳，也因為西方救援團隊的介入，而激發起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西方傳教士們不得不感慨：在當地士紳的鼓動下，災民甚至拒絕接受洋人的救濟糧和救濟銀。這種近乎極端的排外情緒，居然在這已經上演「人吃人」悲劇的災區中還能屹立不倒，當然成功地轉移了災民們對於現有社會秩序的破壞慾望。而且，在經歷了之前多年的戰亂之後，人們對安寧和平的嚮往並沒有因災難而消失。中國歷史早已證明，沒有地方精英階層的推動和參與，普通農民最多也只能鬧些「吃大戶」之類的治安騷亂，而無法發動大規模的暴動。

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在堪稱人間地獄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義意識鮮明地生長出萌芽，雖然極為狹隘，卻依然成為大災荒中的凝聚力所在。這比學界普遍認為的甲午戰爭之後才形成的中國民族主義，提前了足足20年。

對於大清政府、對於李鴻章來說，這一民族主義的碩果，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是甜蜜的果實還是帶刺的荊棘呢？

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大清國的執政基礎實際上大大擴大，超越了滿漢的種族分界，而牢牢奠定了以孔孟之道為主的主流意識形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在鎮壓太平天國時的崛起，與其說是「勤王」，不如說是「衛道」。

在「丁戊奇荒」中，民間慈善成為精英階級實踐政治參與、維護主流社會價值的主要渠道，賑災/收容不僅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也是宣揚主流理念的絕佳渠道。對於大清政府來講，在死亡千萬的「丁戊奇荒」中，能成功避免大規模的有政治訴求的暴動，實在要感謝那些基於價值認同、而將自己的命運與政權捆綁在一起的「士紳」們。

這種大清特色的「中產階級」，用行動驗證了一個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論斷：一個成熟、龐大的中產階級，如果對政權有基本的認同，就會成為社會的穩定器。

共同理念，才是維穩的真正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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