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活該的人，欠東北年輕人一個道歉

文 |宋金波

本不曾料到會想為「熱愛編製的東北年輕人」辯護。身為東北人，我不喜安穩，亦乏原鄉之情。21歲遠離東北，再未想回去生活。十年省廳體制內工作經歷，一度自覺仕途有光，但決定裸辭遠走，也就一支煙時間的事。經濟凜冬已至的東北，「年輕人」而「熱愛編製」，至少該是「怒其不爭」吧。

細讀了那篇刷屏報道《東北青年們的入職選擇：有編製掃大街也行》，看了跟進的評論文章，朋友圈各種表態，又覺得，把「活該窮死」就這樣砸過去，甚至把東北不振的罪責歸於年輕人對「編製」的「熱愛」，缺少了那麼一點公允和理解。

刷屏的報道，作為新媒體時代吸引流量的成功作品，很輕鬆地實現了對某個地域特定群體的鎖定。一些經過選擇的個案，以及一些經過選擇的數據，塑造了「編製」這樣一個「黑色主角」，讀者「哀」而且「憤」的情緒，未超齣劇本安排。

報道中的個案，都太「極致」，「極致」到「奇葩」。用個案、個人經驗概括一個大群體，典型性代表性的證明，都是需要的，而且要夠強。

報道倒是提供了一些數據，比如：

「據《吉林大學2015屆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2015屆本專科畢業生就業單位流向中，37.57%選擇進入國企。而同年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進入國企的本科畢業生比例則分別為19.25%、20.74%、27.28%、11.56%。」

這個數據，用以說明東北年輕人對國企，或「體制」、「編製」特出而普遍的「熱愛」，怕是夠了吧？

上述大學都是全國統招，且異地招生比例並不低。這個數據若可用，自已預設了這些大學裡，本省本地學生仍居多數的前提。倒也基本屬實。不過，在這個前提下，也就意味著，大部分應屆畢業生，如果不想離開家鄉太遠，就要在學校所在省份及周邊省份擇業，那麼，本省及周邊省份的產業結構、國有企業比重，甚至學校專業結構、就業傳統，就會產生決定性影響。

東北產業結構的顯著特點，是第二產業比重過高，第三產業則佔比較低。在東北的第二產業中，傳統的重化工業佔比過高，黑龍江竟達80%左右，其中能源工業的佔比達到54%(2006年時佔比竟達72.9%)；在一汽所在地長春，汽車製造占工業產值的60%(2008年峰值時佔比為67.8%)；遼寧的裝備製造業和原材料工業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超過70%。

第二產業，還是重化工工業為主，這些企業，多是國企，大型的。

從國有經濟佔GDP比值來看，2015年前後相關統計數據是，遼寧省的國有經濟佔比超過30%，吉林省超過40%，黑龍江省超過50%，都遠遠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從國有企業數來看，黑龍江省現有規模以上企業4113家，國有企業比重接近70%。

70%的規模以上企業都是國企的省份，必然比浙江這樣民企數量佔大頭（2015年企業百強榜佔8成）的省份，有更多應屆畢業生進入國企。東北國企又以就業吸納能力強的產業為主，高校的專業設置，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很多都迎合所在地大型央企國企，比如吉林高校之於一汽。就業去向數據的說服力，恐怕沒那麼強。好比說浙江省小學生，99.9%都進入了暑假長於寒假的學校，並不能說他們的偏好，只是此地氣溫更高而已。

更有說服力的，應是某省公務員報考人數與當年應屆生數量的比值。

同樣是2015年，吉林省報考公務員人數8萬，當年應屆高校畢業生17萬，比值不足50%；黑龍江的數據，是10萬：21萬，也不足50%。

東部沿海的江蘇，同一數據比是27.8萬：54萬；河南，29.4萬：49萬；甘肅，8.4萬：13.2萬；福建，14.8萬：26萬，均超過50%。

寧夏的這一數據，則為4.5萬：3萬，貴州，達到23.9萬：12.4萬，報考公務員考試的人數，都超過了應屆畢業生數量，貴州更是達到將近2：1（數據來源：國家公務員考試網及網路信息整理）。

至少從這個數據來看，東北高校畢業生報考公務員的意願，遠不是那麼突出。更何況，最新報道顯示，全國「有32%的受訪『海歸』計劃報考公務員」呢，已經接近吉林大學選擇進入國企的畢業生比例。

「熱愛國企」的反面，是「瞧不起私企」，報道引用私企招聘人員的話：「(學生)感覺私企都容易倒掉，其實我們是有信心的，但別人就不這麼看。」可是，報道中明明也提到，「在2001-2011年期間，曾在東北開展投資或有實際經營的外地企業中，有66.4%的企業『已停止在東北地區經營』或『在未來5年內有離開意願』」，冷冰冰的數據恰恰證實，學生們沒有高估在東北企業（多數是私企）的風險，那麼，這種偏好又有什麼錯呢？

要對某地或人群的某種文化傳統、認知習慣做出批評，即如所謂「熱愛編製」，應該滿足一些前提。

首先，這種「文化」應該是問題的主要原因，至少導致了問題惡化。那麼，年輕人對體制的依賴乃至是「官本位崇拜」，是不是導致東北經濟滑坡的主要原因？或者接下來追問，「研究生掃大街」是不是東北衰落的真相？甚至，年輕人不改變這種心態，東北是不是就不可能振興？

我想，答案都是比較清楚的。

一篇跟進評論里為了說明「考公務員」的不合理，嚴正指出「公務員不是越多越好」。可是，東北的公務員數量比其他省份更多嗎？報考公務員的人數降低一半，東北公務員的編製會減少嗎？

一個地方的年輕人更喜歡公務員這個工作，更喜歡國企，不會讓公務員更多，不會讓國企更多。同樣，某個地方的年輕人不喜歡公務員，不喜歡國企，也不會讓這裡的公務員編製少一點，收入降低一點，國企倒閉搬遷一些。公務員崗位基本在全國都是供不應求，恐怕真沒幾個單位會在意考生報考人數。

雞生蛋或蛋生雞的爭論確實不少，但這事不屬此類。東北年輕人爭相報考公務員的行為，主要來說，是東北經濟下行現實的一個結果，是公務員地位較其他社會身份收益更多這一現實的結果，而非相反。人口外流，產業結構……都可以算經濟下行主要原因，但青年人「思想落後」，還排不上號。

個人英雄主義只能是個人層面的，《艋胛》中那句「風往哪個方向吹，草就要往哪個方向倒」，在統計上總是成立。所謂「沒有熱愛自由空氣的心」，不過是表象，也很難驗證，就像非要證明魯迅多活三十年是不是硬骨頭，薩特在中國是不是比老舍結局更好。把一種個人英雄的義無反顧變成某種標準，用來衡量別人，有些時候，不免「站著說話不知道腰疼」。

其次，要看對東北的年輕人來說，有多少更具性價比的選擇。

此前所有的「東北年輕人」，幾乎都是指「留在東北的年輕人」。而多年以來，東北年輕人口持續大量外流，成為現象級事件。東北人在海南硬生生造出「飛地」。每年東北在外勞務輸出的年輕人數量是個驚人數字（前些年個別市勞務輸出人口達到總人口三分之一），東北本身也正成為中國最大的新「僑鄉」。這些年輕人可能是最具闖蕩精神與自由意志的東北人，如他們闖關東的祖輩一樣。他們也是「東北年輕人」。

我也不願意斷言，留在東北的年輕人就是貪圖安逸或保守無能之輩。限制一個人不肯離開故鄉的因素很多，特別是在東北。比如老人。不要忘記，那些個人奮鬥的目的地城市，既不歡迎低端人口，也不喜歡老年人。一個江浙人到上海，和一個東北人到上海，考慮到家人因素，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也有極大差別。

沒有離開東北，就要選擇打工或創業。可是，投資環境壞到連外來企業都忙不迭要逃，那麼，報考公務員當然就是最穩定也最正常的選擇。

對個人來說，穩定又真那麼不堪嗎？從評論留言中可以看到，很多東北年輕人選擇公務員道路，是受父母的影響，他們的父母為什麼這樣「崇拜編製」？因為1990年代。當時波瀾壯闊的下崗潮，最大的就發生在東北。不知多少「有編製的」國企員工，順從地放棄了體制內身份，以微不足道的代價「買斷」，而後陷入了巨大困境。

我記得大概是1999年，在拉薩經常翻《新華文摘》，看到一篇論文，瀋陽下崗工人一家三口，每月只能靠50元人民幣度日，每天需要到菜市場撿剩菜葉子和骨頭，當時的震撼，有如在高原上聽到海嘯。而留在體制內的人，狀況就要好很多。了解那段歷史內情的人都應該知道，輕率地說句「活該」，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這種深刻記憶，包括後來東北國企的再次「發達」，當然可能會讓很多人記住教訓。巴甫洛夫做「條件反射實驗」，他的狗後來遭遇水災險些淹死，然後發現此前訓練好的各種條件反射都不見了。苦痛與恐懼，比任何道理都能達到洗腦的效果。

《鋼的琴》電影劇照，與內文無關

至於創業，你要知道在東北每天有多少人把「創業」甚至是「互聯網+創業」掛在嘴邊嗎——其中很多是傳銷。而就在不久前，來自山東的大學生李文星誤入傳銷陷阱，失去生命。你們覺得，作為父母，是希望自己缺乏資本的孩子在外面「創業」淪為李文星，或在老家「創業」因為沒有關係被各種修理，還是買一個「編製」呢？

當然，性價比評估要有邊界。「沒有編製，你什麼都不是」，很可能正是這句出自一位「來自偏遠鄉村」且「正在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的年輕人的極端話語，刺痛了很多體制外讀者。太陽底下無新事，幾年前報道哈爾濱研究生清潔工新聞時，媒體也很精到地拎出那句「就是死，就算是死，也要死在編製里。」這種極為個人化的表達，營造了一種「范進中舉」式的荒誕氣氛，使痛斥變得正義凜然，又被迅速塗抹成整個「東北青年們」的標籤。

文化對於經濟的影響，學術上一直存在爭議，比如不同宗教對經濟的作用。東北和中國其他地區，是在一個國家，一種制度內，文化的區別，文化的影響，一定有，但遠遠沒有那麼大。

說到底，這是一個「東西問題」即東西部經濟發展差異決定，而不是「南北問題」，即思想文化差異決定。很多看似關聯的現象，是否有因果，何為因何為果，都不像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簡單判斷因果甚至扭曲因果，只利於生成刻板成見。西方對東方民族素質的成見，港台民眾在改開初期對大陸民眾的成見，甚至所有人對有色人種適合某項運動的成見（比如黑色人種更適合打籃球），都屬於此類。

刻板成見多數始於獲得優越感的動機。這本是一種正常的情感，但體現為何處則有相當大區別。廣東比河南經濟好，在經濟指標上有優越感，沒有問題的。但人性之幽暗決定了很多人必然會將這種優越感延伸至更多領域，從個人意志品質（是否願意向上奮鬥）到群體文化行為習慣，甚至區域人群的智力水平。

我很想對留在東北的年輕人們說兩句什麼，但又覺得多餘。他們身上有沒有某種群體文化上的弱點？有的。但是，這些弱點，包括所謂「熱愛編製」，縱然對「東北振興」果真沒有什麼助力，卻也僅此而已，我不認為還有什麼大不了的。

同時我也認為，那些針對東北年輕人，甚至更多經濟落後區域年輕人（比如大涼山「只會喝酒販毒的年輕人」），對讓人「看不慣」、缺乏進取心行為的批評甚至鄙視，哪怕是帶著些優越感，也不過是人間常態，算不得險惡，犯不著較真。

令我可慮的，是那些付出巨大成本的報考者背後的邏輯。時間成本，或金錢成本，可以投入，自必可以收回。這幾乎相當於明示，「利用權力共同作惡」，會是自然選擇。曾經的受害者將搖身成為加害者。但這邏輯的背景，同樣也是體制留下的巨大間隙。

令我愕然的則是，當公眾看到為了買「編製」要「打點」20萬元人民幣時，竟絲毫不覺得難以接受，不驚訝於權力勒索敢於如此公然而敗壞，況且是在當下的政治氣候下。假若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長三角或珠三角，難道不是一種極為明顯的、需要即刻加以處理的毒瘤嗎？

同樣，「哈爾濱市招聘457個有事業編製的清潔工引來1萬餘人報名，其中近三千人擁有本科學歷，25人擁有統招碩士研究生學歷」，這是五年前的新聞。早有網友爆料，說此種操作不止一次，其中很多人出身不差，是藉機獲得編製、進入體制，以曲線進入其他部門，不意此事被媒體盯上，不得不真掃了幾年大街。

真假難判，畢竟後續報道居然闕如。但此事的不合常理之處，卻也非常顯然。當公眾看到所謂「研究生清潔工」新聞時，難道不應該首先覺得這事的怪異，要追究一下這樣的編製方案如何得以制定，這樣的財政預算如何能夠在人大過關嗎？

然而，大家看到的只是「熱愛編製的年輕人」的鼠目寸光，進而展開了國民性批判。國民性批判與制度追責當然不是非此即彼，可以並行不悖，但是，在制度追問趨於寂靜，另一面的哄堂大笑卻聲振屋瓦時，我甚至傾向於認為，說「活該」的人，欠這些年輕人一個道歉。

容我再促狹一點。東北的問題，從經濟到文化，與全國都有同質性，無非是量的差別。哪怕是在上海，我也耳聞或目睹過各種基於「體制」和「編製」的不公。一場鬨笑，別人頭上的虱子，並不能緩解自己的搔癢。更何況，又有誰能真正自外於「編製」？「企業送與國家」這樣的風言風語都開始飄起來了，臨冬城陷入暗夜之後，你知不知道，君臨的夏天也可能下雪。

【作者簡介】

宋金波|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資深媒體人，前林調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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