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初聞：東晉南北朝佛教興衰錄

自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因社會穩定的原因發展有限，但漢末及魏晉時期，社會秩序打亂導致佛教學說興盛發展，而南朝諸朝亦推崇佛法，眾多高僧極力弘揚，在上行下效的形情下，南方佛教在南朝時期的佛教弘傳到達了一個暫新的維度，佛寺也隨之廣泛興建，根據南朝時期及唐代一些文獻，可大自梳理出一批南方地區佛寺的分布及院內情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杜工部著名的詩句亦可見當時佛教興盛的程度。撇開北朝不顧（主要是想單列《洛陽迦藍記》記述），從東晉和南朝時期的南方地區來看，是古代中國佛教發展比較穩定和持續的一段時期。

早在三國時期的吳都建業就已有建寺的記載，公元240年前後，吳地初染佛法，已主要流傳於下邳、廣陵（今揚州）一帶，與吳都建業近在咫尺。到吳赤烏十年（247年），吳主孫權即在建業建立第一座寺院。初名建塔，後以塔建寺名建初寺。孫權去世後又歷三代，吳主末帝孫皓即位，又於建業興造建安寺。南宋詩人楊萬里題《約劉彥純會建安寺》中的「古寺作重陽」可能會是此建安寺，南宋時期宋高宗趙構遷都臨安，金陵在南宋勢力範圍，但南方人應該難很北渡，故言稱古寺應該是比宋更早，如果是唐代，那麼極有可能是躲過了武宗滅佛之前建的，根據《法苑珠林》記載，建安寺曾在建寺之初掘金像一尊，到東晉咸和三年（328年）蘇峻作亂，焚毀建塔，後復建。《晉書》曾言此塔「縷放光明」。西晉元帝衣冠南渡後建康（今南京，同建業）作為國都，雖然建業稱下都（陪都），但是作為實際國都存在的。南遷後不久，元帝即開始大興佛院，以洛陽白馬寺為參照建造了建康白馬寺、後依次建造瓦官、龍宮（引《建康實錄》）二寺。在此後東晉的104年中，共建寺1768所，有僧尼2.4萬。雖此數據出自唐代高僧法琳的《辨正論·卷三·十代奉佛上》，但可查實之數據寥寥無幾，有寺記載僅十幾座。

東晉後的南朝宋齊梁陳時期，亦有以建康、廣陵為中心的大批寺院興建。公元420年，劉裕在東晉末期的亂世中趁勢崛起，建立南朝宋而定都南京，據法琳《辯正論》所載，南朝劉宋自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至宋順帝升明三年（479年），前後約60年，時有寺院1913所，但據可查史料遺留記載重要寺院亦不過三十多座，大多失據。公元479年，蕭道成迫使順帝劉准禪位，建立南齊建都南京。蕭齊四朝七帝不是橫死被弒就是疾重病歿，作為南朝時期國祚最短的王朝，短短24年亦有合計佛寺2015所的記載，推算可算出建寺百餘所，但可查實史料記載的僅僅幾所。

公元502年，齊和帝蕭寶融禪位於梁王蕭衍，蕭衍在南京稱帝是為梁武帝，成為南朝第三朝之南梁。梁武帝在位時篤信佛教，在位時曾多次出家，在第四次出家時，朝廷竟以一億錢贖回，南朝梁是佛法最為昌盛的時代。根據記載，南朝梁自天監元年（502年）至西梁明帝廣運二年（587年）合計寺院2840餘座，有僧尼約十萬，比之前朝南齊可得出有800餘座。由此可見前詩不假，但真實數據已不可考，可查也不過百餘座。差不多同一時期的日本飛鳥時代，佛教亦十分興盛，飛鳥時代的七大古寺的四天王寺山門現依然得以保留。在國內，現存寧波的阿育王寺，始建於武帝太康三年，在南朝宋時已初具規模，在梁武帝時賜名阿育王寺，至今約有1700餘年，算是比較典型的南朝時期古剎。同時期的同泰寺（據專家考證非南京雞鳴寺），遺址在南京東北。南京報恩寺雖始建於東吳時期，但成寺是梁簡文帝時期，同時建造的還有天居寺，可由唐代詩人皎然詩《與崔子向泛舟自招橘經箬里宿天居寺》為證。在江陵及荊州地區，也有多處寺院。如荊州寶光寺（始建於梁明帝）、揚州大明寺（據傳始建於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成寺梁明帝年間）、開善寺（梁陳時期興建）、法輪寺（於晉咸和元年興建）等等。

公元557年，蕭梁的西梁被滅後，陳霸先建立南陳，這也是中國唯一一個皇族姓氏與國號相同的朝代。南陳前後享國33年，自陳武帝永定元年（557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589年）共歷五帝，因候景之亂，都下舊寺七百所皆焚燒盪盡，遺寺1232所。在同一時期的北齊，北周武帝滅北齊後，下詔曰「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凡寺四萬餘所皆毀，將三百萬僧尼編入民戶，雖然佛教在此時極為昌盛，但個人認為此數字不太靠譜，史書亦有誇大之嫌。但不管怎麼說，北周和南陳在同一時期都有滅佛滅法的行為，這個從時間跨度上的一致是不可否認的。由此可見，自東晉到南朝末，南方寺院的總數呈直線上升的趨勢，又自梁之後呈下降趨勢，在約200年的時間，整體保持在了2000座左右，巔峰時期接近3000座。到南陳候景叛亂時，已經下降至1200多座。佛教從這一時期的高漲開始轉衰，一直到隋唐時期才又開始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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