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自帶民本思想，這點和西方大相徑庭

【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強大，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上周觀察者網刊發了文揚老師新作《前沿理論探索：要不要改稱為「中國社會主義」？》，通過揭示西方中心的單線發展史這個理論誤區，提出了要有中國自己的理論「尺度」。

如果說文揚老師更多是通過與西方比較來探明「中國模式」的內涵，潘維老師則側重於從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來尋求「中國模式」的理論來源。在他看來，中國是「社稷民本制」，這從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中就能體現出來。

本文摘自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的新書《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為2006年12月潘維教授接受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熙玉教授的訪談記錄。作者授權觀察者網首發。】

潘維教授

一、中國一定需要西式選舉嗎？

李熙玉：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訪問成均中國研究所，並接受我們的採訪。潘教授是中國模式、中國式民主主義研究方面公認的大家，特別是您結合中國傳統，重新思考西方的民主主義，以此構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理論被學術界所熟知。

潘維：非常感謝！「民主」這個詞的本義是人民的執政決策權力。19世紀初的西方，隨著教育的普及，民眾的經濟與社會地位逐漸提高，不同群體間的利益分歧明晰化，民主概念逐漸俘獲了幾乎所有人的情感。人們不再認為服從貴族、宗教領袖、國王和行政官僚的治理是理所當然的，每個公民都有權利表達關於治理的意見乃至參與治理。問題是以選舉為中心的西式民主是否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

李熙玉：中國式民主主義的方向從歷史路徑來看並不自由，這一觀點在韓國學術界佔主流。回顧民主主義的歷史，可以得知其具有路徑依賴性，中國也是如此。而中國提出的問題是代議制具有多大程度的正當性。

潘維：美國的開國元勛們曾認為民主是個壞東西。但自19世紀前期美國的「傑克遜民主」開始，西方世界對民主的看法逐漸變得積極了，稱歐洲古老的代議製為民主，將代議制與民主程序聯繫起來，並在20世紀早期發展為民眾普遍參與選舉的西式選舉民主。無疑，民主作為一種價值觀是進步的，即每個公民都有權利表達關於治理的意見乃至參與治理。但在中國，「民本」比選舉民主更重要，中國共產黨也將「民本」擺在首要位置，與已有的西式選舉民主路徑不同。

美國總統傑斐遜

李熙玉：中國並不將三權分立與選舉民主作為替代方案，而是從協商民主與人民民主出發來謀求發展。但是協商民主是為了克服西方的選舉民主存在的不合理性，中國不經過選舉民主就直接進入協商民主或人民民主，這不得不讓人懷疑其效果。您真的認為選舉是不民主的嗎？

潘維：公民選舉代議者本身未必體現民主，即人民的執政決策權。代議制是封建歐洲實行的一個古老制度——通過選舉讓一些貴族代表執政的制度。威尼斯共和國，存在於9世紀到18世紀之間，有五百年以上實行五輪多數決投票穿插五輪抽籤選出執政官。選幾個執政者與人民的執政決策權不是一回事，也未必就是「自由」。選舉是選拔執政者的方式，不等於人民執政決策。

李熙玉：好像在您看來，民主主義不是價值而是手段？

潘維：每個公民都有權利表達關於治理的意見乃至參與治理就是民主價值觀。選舉是實現這種價值觀的手段之一。選舉制的前提是社會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強勢利益集團選出自己的利益代表。但民主並不是我們唯一的價值觀，更不是唯一重要的價值觀。比如富人應當多交稅，幫助特別需要幫助的窮人，也是我們社會重要的價值觀。有智慧、負責任、能團結全體人民的政府也是我們社會重要的價值觀。

在現有技術條件下，最徹底的民主，即人民的執政決策權，是可以實現的。無論大國、小國、富國、窮國，都可以快捷、便宜地實現。所有選民隨身帶個投票器，每天就兩個重大政策問題實行全民公決，五分鐘結束投票，十分鐘可得知結果，每年能做出730項有關國家前途的重大決策。但決策錯誤誰負責？全民負責等於誰都不負責。人民的權力與人民的福利不是一回事。誰來負責也非常重要。在現實政治中並不是民主程度越高越好。

李熙玉：那最終可以理解為制度問題，而不是價值問題。最近，有不少關於韓國政治「投入過剩」與「產出過低」問題的討論，隨著對「產出」的日益關注，中國方式是否具有說服力？

潘維：中國的人大代表不是通過西式競選產生的，但也沒妨礙中國獲得快速進步。西方制度以競選為核心，但今天也面臨著各種嚴重問題，比如競選產生的代表並不代表選民意志的問題。許多欠發達國家是西方國家原來的殖民地，承襲了西方制度，實行競爭式選舉，但並沒有變成發達國家。

我無意批判西方制度，也不是制度決定論者，不認為政治制度可以決定國家的表現。每一種政治制度都有自身的優點和缺陷，也都有其產生的不同歷史路徑和不同原因。各國走過的歷史道路不同，制度就不同。也可以含混地說「落後」社會難以支撐「先進」制度。

正如所有政治體制都有缺陷，中國的政治體制當然有缺陷。只有神的世界裡可能有完美的制度，人的世界裡沒有，世界上不存在沒缺陷的政治制度。比起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有些欠發達國家看重中國制度，中國制度模式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吸引力。

二、中國模式Ⅰ：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與財富轉移

李熙玉：您的意思是不應拘泥於西方的理論框架，而要從中國現行制度來理解中國。但這恐怕存在普遍性不足的問題。接下來，我們可以轉入國家-市場關係的話題。與西方不同，中國實行獨特的制度。如果國家不能有效地控制市場，即國家自主性弱化的話，會出現這並非社會主義的主張。最近這個問題也成了經濟方面的熱點。

潘維：市場經濟是積累財富的主要手段。但積累財富不是中國唯一的任務。中國政府還要致力於解決市場化帶來的社會嚴重分化、不公正、環境破壞、腐敗等等問題。中國人需要共享市場創造出的財富並解決市場化帶來的種種弊端。我們把達到這些目標的努力稱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李熙玉：但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仍然超過國際公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如何說明這一現象？是否需要實施縮減貧富差距的特別舉措？現在許多國家都在強調「二次分配」，甚至歐洲一部分國家徵收60%的稅收來縮小貧富差距。

潘維：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有產者的社會主義，即強調「一次分配」，而不是「二次分配」。簡單地說，在這樣的社會主義中，我們希望所有勞動者都擁有自己的住房，在自己工作的企業里佔有股份並獲得利潤分配。這是社會主義價值觀與市場機制的結合。

李熙玉：這種解釋是否過於理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日益擴大。比如住房問題，最近房地產的價格好像不容樂觀，民眾能否承擔得起？

潘維：中國的家庭住房自有率超過90%。2016年下半年北京、深圳、上海三個超大城市的房價暴漲，年輕人想買房確實難。但在其他地區，大學生在畢業後十年內基本都買了房。中國政府為解決貧困人口住房問題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最近十年，我國政府通過游牧民定居工程、貧困地區移民工程、城市棚戶區改造工程，建造了5000萬套以上的住房，讓至少1.5億窮人住上了新房。1.5億人是半個美國人口的規模。

李熙玉：能否將此種現象看成是一種「財富的轉移」?特別是朝著貧困地區的轉移現象明顯。

潘維：是的。用現價看，中國政府最近十年進行的「轉移支付」高達近百萬億元。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從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的快速財富轉移。儘管中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但從數據看，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沒有繼續擴大，反而明顯縮小了。

李熙玉：從理論上講，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可以用人類幸福指數或生活質量提高程度來評價。例如醫療保險可以看作是與健康權和福利相關的部分，而不是增長與分配的問題。例如韓國現代化初期，在人均GDP極低的條件下開啟了國民醫療保險時代。中國現在的情況如何？

潘維：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原有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趨於解體，城市裡很多人也沒有醫療保險。中國政府在最近十年間進行了重大醫療改革。不僅城裡人，占我國半數人口的農村人也都有了國家辦的醫療保險。在一個近14億人口的國家，讓所有國民享有國家辦的醫療保障，是巨大的進步，總共10億人口的發達國家也未能全部辦到。我國畢竟是個巨大的欠發達國家，半數人口還在農村，醫療保障水平還很低。但我們的醫療保障水平年年在提升。我國居民自付的醫療開支還在上漲，這是因為醫療費用的控制水平比較落後。另一方面，如同所有發達國家，全民醫療保障負擔過重會引發國家財政困境。

李熙玉：很多人想知道中國民眾如何保護自身利益。一般來講，關於僱傭、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的政策與大多數人的利益密切相關，應由利益相關者來決策，而在中國，則是中共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來決定，這是否存在問題？

潘維：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是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中國自古至今都沒有穩定的社會階層劃分，也形不成穩定的利益集團，即俗話所說的「富不過三代」。因此，中國的市民會社（civil society）和政黨政治都不發達，利益集團政治不發達。這與其他國家是重要的不同。在中國，階級與階級鬥爭缺乏正當性，利益集團政治也缺乏正當性。中國政府面臨的問題是社會缺少組織，一盤散沙。保護人民的整體利益，維持全社會的公正，維護國家的統一，是中國政府的核心任務。

三、中國模式Ⅱ：中國共產黨存在的理由——民本思想

李熙玉：請教您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潘教授定義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的「party」，那具體的內涵又是什麼呢？

潘維：從歐洲「政黨」的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不是「party」。從繁體字「黨」的構成來看，上面為「尚」字，下面為「黑」字，即「尚黑」，換成英語為「pro darkness」，即「支持黑社會」。在傳統中國，有關「黨」的說法都是負面的，比如「君子不黨」「結黨營私」等。在歐洲，party的意思是代表社會某部分的政治組織。從歐洲的定義看，美國也沒有政黨。美國的「黨」沒有黨員，沒有各級黨組織，不是不同階級的代表，只是為選舉而臨時構建的、溝通不同利益集團的選舉平台。所以，歐洲是階級政治，美國是利益集團政治。

李熙玉：這是很有意思的分析。中國共產黨應該如何來定義？

潘維：中國共產黨是個「governing group」，即執政集團，是標榜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集團。「黨」的簡體字由「尚」和「兒」字組成，是「尚兒」之黨。這個「黨」與傳統的以儒家「民本」理念為主導的執政集團一脈相傳，而今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有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選拔官僚的制度。韓國的成均館大學過去也扮演過這樣的角色，選拔那些學習聖賢民本思想的人來做官，相信這樣的人能為民眾服務。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時期：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最後一天會議在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圖為當時開會用的南湖遊船。圖片來源：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

李熙玉：中國有「治官」的傳統，即通過有效地管理官僚來治理國家。事實上，在古代的封建王朝，皇帝不直接統治百姓，而是選拔官僚來統治百姓。但這種體制會出現因陷入官僚主義而衰敗的趨勢，並且也會違背民主主義原理。

潘維：官僚主義從來就是中國政府的大問題，執政集團會因為脫離人民而逐漸變得腐朽。中國共產黨有將近9000萬黨員，理論上黨是深深紮根於民眾的。然而，掌握決策權的人仍然有各種可能的途徑脫離普通黨員，脫離民眾，比如給自己特權，讓自己高高在上。

傳統中國通過基層自治來解決官僚主義問題，強調政府官員要尊重基層自治，認真體會本地老百姓的疾苦。在傳統中國，領導基層自治的是「鄉紳」，他們讀聖賢書、參加科舉考試，甚至通過了低層級的科舉考試而「知書達理」。他們一條腿在社區，另一條腿在政府。政府通過鄉紳來感知人民的需要。

在今天，中國共產黨強調「群眾路線」，這是革命時期延續下來的傳統。我想，這是一種中式民主，是克服官僚主義的好辦法。

李熙玉：是否應該從「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來理解，而非從「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理解？

潘維：是這樣。「民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並不現實，現實是人民票選的極少數人的治理。社會分成多個階級或利益集團，由市民會社組織起來，由政黨代表他們的利益。這就是現存的「民主」。但民本與民主的概念不同。民本的含義很簡單，字面是「people as the roots of government」，即人民是政府的根本。民本的定義是：政府是為照看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而存在，否則造反有理。這個定義大致等同於「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四、中國模式Ⅲ：中華社稷體制與中國共產黨的未來

李熙玉:民本思想不只是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也和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係密切相關，與潘教授提到的「中華社稷體制」有著深刻聯繫。

潘維：區分社會時應考慮四個要素：社會基本單位、社會組織形態、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係、維繫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價值觀。中國的社會基本單位不是有階級背景的個人而是家庭。中國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基於血緣或虛擬血緣的社區，即「擴大了的家庭」，而不是有階級背景的市民會社。在中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係不是兩分的，而是互相嵌入的，基層社區領袖嵌入了政府，也可以說政府嵌入了基層社區。

最後，家庭倫理而非社會契約是中國社會與政府價值觀的總根源。中國自漢朝到清朝都聲稱「以孝治天下」。在家庭是「孝悌」，在社會就成為「忠信」，在政治就是「禮義廉恥」，三者間有清晰的邏輯關係。我把這種社會形態稱為「社稷」。

李熙玉：您提到社會與組織不同，那具體存在什麼差異？

潘維：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指土神，「稷」指穀神。古代君主都祭社稷，祈求五穀豐登、國泰民安，後來就用「社稷」代表國家。領袖與人民在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標，就是社稷。我用這個古詞來說明中國社會不同於西式社會。

歐洲人稱自己的體製為「社會民主」制，美國人稱自己的體製為「自由民主」制。前一個詞說的是社會性質，後一個詞說的是政府性質。我稱中國體製為「社稷民本」制，也是代稱中國的社會性質與政府性質。別國有「自由民主制」「社會民主制」，中國有「社稷民本制」。

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李熙玉：對潘教授研究的中國模式有兩種疑問：是否可持續？是否具有普遍性？

潘維：我說的所謂中國模式指的是制度模式，是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華體制，亦稱「社稷民本制」。民本政治的四個支柱是：人民與政府關係上的民本政治理念，政治上統一的執政集團，考評為主的官員選拔方式，還有分工制衡的糾錯和預防錯誤機制。四個支柱構成的社稷社會是四個支柱構成的民本政治的基礎，所以稱為「社稷民本制」。

這個中華體制延續了兩千多年，超越了中國的朝代興衰，也超越了從農業為主，到製造業為主，再到服務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變遷，是世界上生存最久的政治體制。我不知道這個中華體制還能生存多久，只知道世界上沒什麼東西能永存。地球、人類都不會永存，何況國家及國家的制度。

至於某種政治制度是不是適合所有國家，我向來很不樂觀。日本政治制度今天被西方稱為「自由民主制」，但倘若日本成為西方的敵國，日本政制一夜間就會被改稱為「專制」，比如說日本的歷屆內閣成員很多都是「太子黨」。各國實際運作的政治體制其實不同，只是被貼上了「民主」或「專制」兩分的標籤而已。韓國和印度都是「民主國」，但兩國政治制度的運作方式其實差異非常大。

各國相互交流和相互啟發是很好的事情，西方吸收並改造了中國的文官制度，中國也吸收並改造了西方的議會制度。我喜歡中國已故著名學者費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因此，我看到自己國家政治文明的長處，也看到美國和歐洲各國政治文明的長處。我們應該互相理解、互相欣賞、互相啟發，不應該互相攻擊和互相抹黑。

李熙玉：一般來說，中國學者主張中國模式只適合中國，您的觀點與中國模式是不可「出口」的模式的觀點有所差異。

潘維：政治體制能否「出口」這個問題其實很怪異。佔領殖民地是「出口」政治制度的辦法，刺刀也可以「出口」政治制度。蘇聯向阿富汗「出口」了「蘇維埃制度」，美國也向阿富汗「出口」了「自由民主制度」，但阿富汗還是阿富汗，既沒有變成蘇聯，也沒有變成美國。印度可能認為自己的制度比韓國更加自由民主，至少印度不僅容許反共還容許有共產黨執政的邦，而韓國嚴禁共產黨的活動。其實，雖然同稱「自由民主制」，韓國與印度幾乎沒什麼相似的地方。

同樣，世界各國也未必就完全不同，中國也未必就那麼特殊。中國共產黨說自己代表或者照看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說自己代表某個社會階級的利益。而今歐洲有很多政黨，但每個政黨都在說自己代表了全體國民的利益，不再強調社會民主黨代表工人利益，保守黨代表富裕階級的利益了，也「中立」了。美國其實沒有政黨。看到了多樣性，還能說中國共產黨很特殊嗎？我很不喜歡制度的「出口」或者「普世」問題，那顯然有政治文化歧視的含義在裡面。我更喜歡「包容」這個詞，這是民主價值觀的一部分。

李熙玉：您提到中國的利益集團並不發達，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利益集團對中共起到的影響力不斷增大，中國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會出現黨派政治？

潘維：今天的發達國家，黨派政治演變為利益集團政治。正是因為黨派政治、利益集團政治而導致了國家辦不成急需辦的事情。從柯林頓第一個任期開始，希拉里就負責醫療改革，到奧巴馬終於推出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有缺陷，特朗普宣稱就任後馬上要取消這個方案。美國社會顯然正面臨嚴重撕裂的危機，特朗普恐怕很難辦成他想辦的事。

中國不強調黨派政治，不認為利益集團追求私利有正當性，到現在還是這樣。中國辦事的效率高得多，當然辦錯事的機會也多。但從總體上看，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犯的重大政策錯誤並不比西方國家多，特別是不比美國多。

李熙玉：有評價說中國共產黨保持著適應力和彈性，與此不同，也有評價指出經濟與政治發展不平衡會導致中國政治的動蕩。您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未來？

潘維：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有彈性。回顧中共與美國的關係，當初的「聯美抗蘇」就可說明其彈性之大。今天的中共堅持社會主義，同時也努力建設市場機制，體現了其彈性的辯證思維。所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傳統思想里的實用主義者，也可以說是現實主義者。也就是說，怎麼做能讓人民滿意，讓國家富強，中國共產黨就怎麼做，這就是「實事求是」。政策隨時可以調整，稱為「與時俱進」。人民指的是整體，包含窮人和富人。

說中國政治落後於經濟的人很多，可我看不出經濟能與政治分開，這樣說違反了我們關於社會的基本知識。更有人經常預言中國崩潰，但至少到現在他們的預言都還沒有實現。我親眼見證過一個超級大國的突然崩潰，再見證一兩次我也不會驚奇了。我只知道是人都會死，是國家就都有衰敗的那天，只是早晚不同。在這個意義上講，預言任何黨和國家崩潰都有實現的那天，算不得什麼本領。預言將來不是社會科學的任務。如果人類能「科學」地預言自己的未來，人類就沒有未來了。

李熙玉：政黨到底代表誰，是否與代議制政治相關？中國共產黨代表誰、如何代表的討論與中共的發展史有關。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這能否說成是代表實例之一？

潘維：革命之初，中國共產黨聲稱代表工人階級，但中國當時總共也沒多少產業工人。馬克思認為世界上趨向劃分成兩大階級，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製造業的時代都過去了，製造業僱用的勞動力也從未超過每個國家勞動力的三成。中國還是講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大家的利益，這就是民本主義。我們要保持中華民族的團結，窮人、富人要團結，漢族與少數民族也要團結在一起。對整體利益而言，稱「代表」不確切，稱「責任」比較確切，也就是平衡部分與整體、現在與未來、不變與變的不同利益的責任。

五、韓國民主主義危機的隨想

李熙玉：如您所知，韓國現在面臨著總統被彈劾的局面。韓國民主主義正面臨著危機，您如何看待韓國民主主義？

潘維：我看到韓國的情況非常驚訝。美國總統也有很多私人親信，比如，柯林頓的夫人沒有政府職位，但希拉里顯然起到了政治顧問的作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不需要國會通過，比如基辛格，那是總統的私人顧問，只不過政府替總統付工資。韓國這次事情搞得這麼大，我看是有多種原因的，不是總統任用私人親信那麼簡單。韓國的總統下台後大多被指控犯罪，但也都是民選總統。韓國人對本國總統能民選很自豪，但對所有選出的總統都不滿意。如果沒有朝鮮這個敵國，恐怕韓國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分裂問題。

韓國前總統朴槿惠身陷「閨蜜門」案受審

李熙玉：對於這次事件存在多種看法，問題是總統的私人朋友並不是國民認同的像基辛格那樣的專家。

潘維：好像專家是否公認也不是問題的關鍵，專家需要被公認嗎？但這次事件也不是很大的危機。韓國大部分總統下場不好，可老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受大的影響，大家日子照樣過，有沒有總統似乎都不重要。韓國外部環境複雜，半島周圍全是世界強國，而且還面臨危險的敵國。所以，韓國有出色的行政系統和強大的情報系統維持社會穩定，每五年必須更換的總統不那麼重要。

李熙玉：韓國學界一直在開展新的民主研究以及民主質量的研究，我現在也在帶領一個課題組開展「優質民主」的研究。為了使現有民主主義的內容更為豐富，我們研發了優質民主的四個新指標——「參與、效能、溝通、成果」。

潘維：不僅在韓國，西方很多學者都在研究如何改良已有的民主制度。但在我看來，民主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剛才李所長說的效能問題不是民主問題。甚至今天被看作是民主程序的代議制本身其實也不是民主程序，而是歐洲中世紀貴族們選拔執政者的程序。全民公決是民主程序，全民抽籤也很接近民主。而今的所謂「改良」措施多半是為限制選舉的作用或補充選舉達不到的目標，與「民主」這個詞的本義沒什麼關係。

李熙玉：韓國通過最為民主的程序選出了總統，卻出現了現在的情況。考慮到這一點，應對韓國政治過程與權力結構進行根本反省，並通過政治改革來改變現狀。

潘維：單純地說，抽籤的代表性顯然比選舉的代表性更強。要達到最高程度的民主是很簡單的事，就是對每個重大決策實行全民公決。然而，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不是強調民主，而是強調限制民主，從而克服民主的弊端。

中國有長期、深厚、獨特的政治文明傳統，在這方面比較自信，也比較冷靜，並不天天強調民主，不為自己是否很「民主」而自豪或自卑，而是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如何共享財富，如何讓生活在遼闊國土上的13億多人民擁有廉潔、謙虛的治國集團以及和諧的社會，如何修復和改善自然環境。這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對中國而言，這些目標比實現競爭型選舉重要得多。

無論多黨競爭型選舉制有多少優點，就現在和可見的未來而言，中國很難付得起社會和政治分裂的代價。儘管有美國的全力支持，韓國其實也付不起社會和政治分裂的代價。在歐洲、日本、印度乃至中國台灣看來，韓國的選舉也不太「自由」，甚至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都有明顯限制。但韓國有特殊情況，自由程度並不是最高的考慮，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才是。

李熙玉：再次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最後請給《成均中國觀察》的讀者說幾句話。

潘維：我對韓國有兩大印象。第一，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韓國的全民心態綳得很緊，樣樣都追求做到世界最好，以此證明自己國家存在的正當性，所以韓國的表現特別出色。中國不一樣，土地遼闊，多樣性大，全民的心態比較放鬆，沒有強烈的危機感，生活也就相對安逸、平靜、自信，有想像力。

第二，韓國的學術主要是美式教育主導的，政治觀念和立場深受美國影響。連研究韓國政治的學者都要靠用英文在美國刊物上發表文章來獲得在韓國大學裡任職的資格。如同早年日本的「脫亞入歐」，韓國的「脫亞入美」成就很大，可以如同日本那樣藐視其他亞洲國家。

除了上面這兩大印象外我還有一個感想。中國這個大鄰居現在在某些方面還比較落後。中國太大了，僅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城市的人口就遠超韓國總人口，所以達到韓國那樣的人均收入水平需要相對比較長的時間。

但落後的鄰居還是鄰居，鄰居是沒法選擇的事。隨著中國在人均收入上像韓國那樣不斷接近美國的人均收入，中美的實力差距就會迅速拉大，畢竟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四倍。因此，中國出現的各種意見並不一定正確，但關注這個龐大鄰國的意見還是挺重要的，甚至與關注美國的意見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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