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中先

翻譯家傅雷是很認真的一個人，甚至可以說是很較真的一個人，此乃性格使然。無論對翻譯事業，對國家命運，還是對己，對友，對家人，傅雷都很認真，也很較真。

一

傅雷是翻譯家，對翻譯工作的認真，首先是因為他把這看作一項神聖的義務。他最初翻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住在淪陷中的上海。當時，傅雷「閉門不出，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成天致力於《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譯，意在讓一個個有熱血的青年從沉淪中奮起，尋找反抗的道路。可以說，傅雷是在譯《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度過了抗戰歲月（1927年刊出第一卷，1941年出齊）。

要做神聖的工作，就得有非凡的本事。傅雷的法語很好，漢語同樣很好，達到了能自由創作的地步，這一點，我們大都是通過《傅雷家書》看到的。1954年4月7日，他在給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

「我從十三歲到十五歲，念過三年法文；老師教的方法既有問題，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績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歲出國……半年之間，請私人教師與房東太太雙管齊下補習法語，教師管讀本與文法，房東太太管會話與發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課方式，而是隨時在談話中糾正。半年以後，我在法國的知識分子家庭中過生活，已經一切無問題。」

學法語，傅雷的經驗是「學得慢一些」，「貪多務得是沒有用的」，由此也可見他學語言的認真。

而在翻譯中，傅雷的工作態度又極其認真。認真的態度，加上很高的語言水平，這就保障了他的譯文是一流的。從這一點看，我們現在（以前也是這種情況）很多從事翻譯工作的人都做得不好，要不就是外語不好，吃不透作品的真髓，要不就是漢語不好，寫下的文字別彆扭扭，讀起來磕磕巴巴。傅雷的文字如行雲流水，是很好的漢語。《傅雷家書》的流行和名氣遠勝於傅雷的譯文，從這點來看，就很能說明問題。

傅雷的語言好，再加上工作認真，其譯文拿出來，當然就很好。但傅雷還是利用種種機會來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比如，通過閱讀法國作家的作品，知曉他們的長處，來比較自己的短處。又比如，他會去讀中國作家的作品，來發現漢語中一些精妙的用法，以便借鑒到自己的譯文中去。

傅雷讀伏爾泰，會發現伏爾泰作品的「故事性不強」，同時也發現，其文字的精妙全在於「若有若無的諷喻」。比照之下，他覺得自己沒能力表達出這種精妙來。他知道自己不善於翻譯這樣的作品，「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實』，不夠俏皮，不夠輕靈」。但傅雷知道誰的譯筆比較適合伏爾泰，他在書信中告訴傅聰：「這種風格最好要必姨、錢伯母那一套」（必姨指楊必，英國作家薩克雷的《名利場》的譯者；錢伯母指錢鍾書夫人楊絳，她是楊必之姐）。

傅雷為提高自己的漢語感覺，使譯文更生動活潑些，更是閱讀了大量的中國作品，他曾熟讀老舍的小說，不過未能解決問題。讀老舍的《四世同堂》，傅雷很遺憾地發覺，「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辭不好，上下文語氣不接的地方也很多。還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裝腔作勢，前幾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現在竟發現他毛病百出」。

此處引傅雷對老舍的批評，其實也無損於老舍的英名，因為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時時都好。同時，這一件事也佐證了傅雷對文字的較真：可見他「不但對自己的譯文不滿，對別人的創作也不滿」。其實有這樣的較真態度，是可以保證譯文文字質量的。

二

說到翻譯工作方法或曰翻譯過程上的認真，傅雷的體會，首先是認真地選擇要翻譯的作家作品。傅雷選擇翻譯的法國作家主要是伏爾泰、巴爾扎克、梅里美、羅曼·羅蘭、莫羅阿，這些人的作品在文學史中的地位都是一流的，從18世紀的「啟蒙」，到19世紀的「寫實」，到20世紀的「現代」，都是法國文學的瑰寶，更是中國讀者（尤其是青年）需要的精神食糧。

傅雷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本著為啟迪中國民族精神，來奮力做他的翻譯的。當然，在工作中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於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傅雷動筆翻譯之前，會「熟讀原著，不厭求詳」，他曾告誡青年譯者，「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絕不動筆」。當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樣，現在也無從可考。

再次，翻譯中，對原文的遣詞造句之處反覆琢磨，「煞費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美的法語」，在譯文中又如何成為「美的漢語」。當然，其中的苦與樂，難與妙，只有譯者自己知道。

翻譯初稿完成之後，還有校改這一通工作。傅雷對自己譯文的校改，也是極其認真的。從傅雷譯文的手稿和校樣（無論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還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手寫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修改，令我想到巴爾扎克本人在其校樣上的改動。

傅雷於1942年曾譯出法國作家杜哈曼的《文明》，因不太滿意，後於1947年3月「花了一個月的工夫把舊譯痛改一頓」，才由南國出版社出版（1956年的人文社版是南國版的重印）。另外，上文提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譯文是傅雷在抗戰期間完成的，20世紀50年代，傅雷出於對自己譯文的不滿，從1952年6月到次年3月，特地校訂修正了全書，在一篇介紹性文字中，他甚至這麼說：「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稿本是於十年前問世，先後印行七版。茲由原譯者全部重譯，風格較初譯尤為渾成。」

傅雷對自己的譯文要求之嚴，在1963年給當時還是年輕譯者的羅新璋（後為著名文學翻譯家）的信中可見一斑，他明確表示：「鄙人對自己譯文從未滿意，苦悶之處亦復與先生同感」；「尊札所稱『傅譯』，似可成為一宗一派，愧不敢當。以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而論，自問與預定目標相距尚遠。」

傅雷對自己每天要翻譯多少字數，也都是絕不馬虎的。長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書房中做翻譯，自己給自己規定了工作量，每天不達到那個數量，就不做別的。以己及人，他對兒子的鋼琴訓練也有苛刻的規定，傅聰不完成每日的訓練量，是斷然不可以去玩的。

也正因這樣，在短短的58年生命中，傅雷用大約37年的時間認真工作，翻譯了約500萬文字的譯文，包括文學、美術、音樂、政論方面的作品30多部（這是我根據2002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全集》自己統計的）。其中巴爾扎克的10多部小說，以及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巨人傳》最深入人心。可以說，正是由於傅雷，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書在中國贏得了比在法國還多的讀者，贏得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好」命運。

三

傅雷性格中倔強較真的特點，讓他平時待人接物同樣十分認真，使他成了一個是非分明、疾惡如仇、剛直不阿之人。

據說，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乾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這兩個字，他全讓給了夫人朱梅馥。這一點，《傅雷家書》中可見端倪。

對別人翻譯中的錯誤，傅雷也持了一種「苛刻」的態度，大概是他不容許那些文字上的差錯出現在譯文中，大概這些錯誤排成了鉛字，印成了書後太扎眼，太「煞風景」，讓他看不下去。

楊絳在《憶傅雷》中談道：1954年，有一次，在北京開翻譯工作者的會議時，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交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後被會議組織者作為會議文件而印發。在那份意見書中，傅雷信手舉出當時翻譯作品中許多謬誤的例句。此一「挑人錯以示眾」之舉觸了眾怒，很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還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為此，錢鍾書還寫信批評過傅雷，勸他多多與人為善。

傅雷的批評毫不留情，根本不顧及別人的面子，簡直就像是在訓斥自家孩子。在《傅雷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父親對兒子傅聰、傅敏近乎於苛刻甚至殘忍的要求，要求他們做一個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兒子性格、脾性中的一些弱點，一些不入他眼的做派，傅雷是十分計較的。《傅雷家書》在，讀者自可明鑒。

傅雷對他人譯文質量的這種「較真」，在我們看來確實是太過分了一些，但傅雷畢竟是傅雷，倔強較真的性格使得他說話根本不顧及他人的感受。當然，就事論事地說，他挑人之錯本身沒錯。錢鍾書寫信批評他之後，他有段時間也不搭理錢楊兩口子了，但不久，就又恢復了書信來往。大概此時，傅雷的氣早就消了。

翻譯總是會出錯的，翻譯家不是神仙，譯文出自凡人之手，總免不了偶爾有一點點小錯。傅雷自己的翻譯雖然總體上做到了「信達雅」，但有些地方還是出了錯。記得我曾工作過的《世界文學》雜誌，就曾經刊登過翻譯家鄭永慧先生的一篇批評文章，談及傅雷翻譯梅里美小說《高龍巴》中30餘處差錯。那已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了，傅雷已經作古，不可能聽到讀到，有所反響。

真難想像，要是傅雷讀到鄭文，又會作何感想。不過，要說明的是，傅雷動手翻譯《高龍巴》，是在他最初留學法國和初習翻譯的1928年（那年他20歲，而《高龍巴》最早的版本是1953年平明出版社版，次年人文社重印，與《嘉爾曼》合集為《嘉爾曼·高龍巴》），那時他的法語水平、翻譯能力跟其後來巔峰時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順便說一下，我本人也於20世紀90年代復譯過梅里美的小說《卡門》（即《嘉爾曼》）和《柯隆巴》（即《高龍巴》），翻譯中恰好參照過傅雷與鄭永慧兩位先生的譯本，各有千秋，而傅雷譯文中的小小「外傷」，應該無損於其譯本的整體水準。當然，我後來也注意到，施大悲、葉君健，張冠堯等人也翻譯過《卡門》。大致比較了一下，真的是各有千秋。

回顧我自己的譯本（當時是架不住朋友的鼓勵和催促才勉力完成的），只覺得無法超越前輩，但求能處理得有些不同，個別處有些創新。我想，學習、欣賞、寬容、不吹毛求疵，這大概就是我對待前人譯作的態度。這也是我學習傅雷翻譯後的一點體會。後來，我對梅里美《卡門》《柯隆巴》等幾篇小說譯文的校改修訂工作，在浙江文藝版、中國文聯版的編輯過程中一直都在繼續重做，今年的修訂則是為未來三聯版而做的。可以說，沒有大師傅雷在先，我對梅里美作品的翻譯也不可能做得如此精細，這都是在跟傅雷先生學呢。

20世紀50年代後期，傅雷還是認真地回歸了書房，每日里譯書不輟。在那段時間裡，他翻譯好的一些書，如巴爾扎克的《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等，一直未能出版，即便是社會需要比較迫切的《藝術哲學》一書，出版社也建議作為譯者的傅雷改用筆名出版。但傅雷就是不買這個賬，他硬氣地說：「要嘛還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譯本！」

1961年年底，傅雷的一些譯作終於獲得了出版機會，如丹納的《藝術哲學》、巴爾扎克的《幻滅》等。此後，他譯著很少，到1964基本告停。他在總結自己時曾說：「我年過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極洒脫的一面，就是中國民族性中的『老莊精神』，換句話說，我執著的時候非常執著，擺脫的時候生死皆置之度外。」可見，那時的傅雷依然是一個認真的人。

神似與忠誠

《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第一部的一開頭，是但丁《神曲·煉獄篇》第十七歌的這樣一句：「Come， quando i vapori umidi e spessi/ A diradar cominciansi， la spera/？Del sol debilemente entra per essi……」原文為義大利語，如果一字一詞地直譯，大致是這樣的：「當潮濕而又密集的霧氣/開始漸漸消散/圓圓的太陽柔柔地鑽入其中。」這樣的轉達，能給讀者一個完整而又確定的形象。傅雷譯為：「濛濛曉霧初開，皓皓旭日方升……」這樣的意象就朦朧得多，意境也詩意得多，遠非一般的譯者所能做到的。可以比較一下，王維克的《神曲》譯本，這一句譯文如下：「及至厚厚的濕氣漸消以後，陽光微微地射入了。」

從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傅譯和王譯風格的不同。一般人的譯法大多會依照王譯的路數去走，而傅譯則不求形似，更求神似。從漢語閱讀的效果上，傅雷的譯文更容易為中國讀者接受和欣賞。

再如，《約翰·克利斯朵夫》同一卷同一部正文一開頭，法語是這樣的：「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re la maison.La pluie bat les carreaux depuis le commencement du jour.Une buée d"eau ruisselle sur la vitre au coin fêlé.Le jour jaunatre s"éteint.Il fait tiède et fade dans la chambre.」

傅雷翻譯為：「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層水霧沿著玻璃的裂痕蜿蜒而下。昏黃的天色黑了下來。室內有股悶熱之氣。」

不少讀者說，一讀到「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這九個字，就認定這本小說一定要讀下去。還有人就此開頭寫過專門的欣賞文章，殊不知，他們欣賞的其實不是羅曼·羅蘭，而是傅雷。到後來，我們發現，《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其餘譯本對此句的翻譯已經是無能為力了，有譯者譯為，「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的後牆」，也有的譯為，「屋後江河咆哮，向上涌動」，更有一個譯者，可能是覺得高山仰止，索性就繞過了這一句。這種無奈，不僅使人聯想李白面對黃鶴樓的美景和前人詩句的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傅雷對一些西方語言與漢語在表述上的差別也有深切的體會：「他們喜歡抽象，長於分析；我們喜歡具體，長於綜合。要不在精神上徹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過來，不但原文完全喪失了美感，連意義也晦澀難解，叫讀者莫名其妙。」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傅雷在譯文中特別追求用漢語自有的方式，把法語原文中固有的種種元素作「神似」上的轉達，而不是在譯文形式上體現出對原文的「忠誠」。

作者：余中先，浙江寧波人，1954年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傅雷翻譯獎評委，現受聘為廈門大學講座教授。並有文集《巴黎四季風》《左岸書香》《是禁果，才誘人》《左岸的巴黎》《余中先譯文自選集》等，被法國政府授予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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