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奇女子，做的一件事就是今天也讓人感到不能接受

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思想碰撞的年代，在提倡解放思想學習西方文化知識的背景下，一批優秀的女性湧現在民國的大舞台上，比如我們熟悉的林徽因，謝冰心，陸小曼，張愛玲等等，除了這些才女之外，還有一些民國奇女子的故事也廣為流傳，阮玲玉，周旋，胡蝶，筱丹桂。而這些女人當中，人生經歷最奇特的還得是余美顏。

既然名字叫做美顏，自然是有幾分姿色的，事實上也是如此，余美顏在當時也算上個標準的大美女，只是後來她的美名被她的另一個「名號」蓋住。她的母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女士，在這樣一位母親的培養下，余美顏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的父親是廣東一帶出名的典當商人，家境殷實的條件使得她可以有機會接觸到一些西洋文化。

由於自己的父親在生意上也有接觸到一些外國人，因此雖然是生在一個典型的封建家庭之中，但他的父母也不反對他接觸一些西洋文化，甚至她的父親還希望余美顏將來可以成為自己的「翻譯」好讓他能更好的和外國人交流，就這樣余美顏開始自己在家裡自學外文，但這期間他迷戀上了外國文學，尤其是一些愛情故事。

這些書一方面開拓了她的視野，增長了他的見識，但卻從新塑造了他的世界觀個價值觀，她開始在自己的日記中留下了一些「奇談怪論」。追求婚姻自由成為了她一生奮鬥的終極目標。在一次她到自己外婆家時，曾和自己外婆鄰家的一個男孩子私定終身。在她看來這就是愛情。

所謂「女大不中留」到了18歲時候，她的家裡也在為了她的婚事張羅，作為封建家族中的女孩子一般都是家族利益的犧牲者，余美顏自然也不例外。為了能在商場上大展雄圖，他的父親將他嫁給了開平一個富商家庭，那是的婚姻講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甚至都沒有見過一面，余美顏對於這樣的這樣的婚姻極度反感，跑到外婆家和自己的戀人商量，然而戀人的懦弱與無能讓余美顏失望了。

失望之後她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嫁到了開平。自己的新婚丈夫也算是長得儀錶堂堂，再加上常年經商，曾經越過大洋彼岸，到美國等地，思想意識也比較進步和超前，所以余美顏對丈夫漸漸產生了好感。但婚後不久，丈夫家裡再在大洋彼岸的生意就受到了打擊，丈夫不得不親自去處理。為了不和自己的丈夫分開，余美顏曾多次要求想和自己的丈夫一道前往，但最後還是不得不留在開平幫著夫家照看生意和照顧家裡。

丈夫一走，剛剛新婚的余美顏就顯得孤獨寂寞，這不是他想要的愛情和婚姻。為了度過無聊的時光，她開始和那些富商太太大牌為樂。而晚上的獨守空房的日子是她最痛苦的煎熬，他給遠在異國他鄉的丈夫寫，剛開始還能收到回信，慢慢的音信全無。而在牌桌之上輸掉不少錢的余美顏，和原本就不和諧的婆婆和小姑子的矛盾更加激烈。在一次爭吵之後，余美顏離開了這個令她傷心的家庭獨自一人去廣州。

她的這一走徹底改變了自己一生的命運，由於自己是逃跑的，他的夫家和她解除了婚姻。而自己的父親卻不理解她，覺得她被夫家趕出家門有辱家門，一氣之下將她送進了習藝所學習女工。一年之後從這所學校出來，余美顏徹底走上了「混」的道路。

余美顏放浪形骸，不管不顧，她幾乎成了一個無所挂念的女人。她出入於舞廳、賭場、酒會，她穿著艷麗的服裝，頭上戴著大朵的鮮花，就跟現在的「紅花教主」一樣。由於她生得美貌，性格也潑辣大方，所以，她結交了各類公子哥們，她讓他們給自己花錢，她陪他們跳舞，得到一些小費。當時很多人把她看做「奇女子」，余美顏不屑於去妓院廉價地出賣色相，她遇到可心的男人，就陪他過夜，而遇到不喜歡的，無論多麼的有錢，她也不會和他過夜。

余美顏成了當時小報的談資，很多頭條新聞，都是由她而起。她已經沒了家庭，沒了親情，所以，她也不會在乎人們說什麼，她覺得性慾就跟吃飯一樣，是必不可缺的。她還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自由之身，所以，對於世俗，對於禮儀，完全可以不管不顧。後來又一次的婚姻的失敗，使余美顏傷心欲絕遠走他鄉。

隨後余美顏來到了美國的舊金山，偶遇在此做生意的前夫。此時，她也希望前夫能夠和自己重新和好，破鏡重圓。可是，前夫拒絕了她，有關妻子生活不檢點的事情，他早就有所耳聞，兩個人分手後，余美顏痛苦異常。隨著最後一絲希望化為泡影，從美國舊金山回到廣州後，余美顏更加放蕩不堪，如同行屍走肉。逐漸的，她開始厭倦這個世界，可是總不能就這樣離開，一定要留下點什麼。於是，她開始寫日記，日記的內容無非記錄每天渾渾噩噩的糜爛生活。她給這本書取名叫《摩登情書》書中詳細描寫了她和男人們的情感糾葛，性生活感受等等，據說，短短几年時間，和她有關係的男人多達三千多人，這樣的事迹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一件驚世駭俗，不可思議的事。

1928年4月，余美顏在從香港至上海的輪船上跳海自殺，據說在跳海前已時哭時笑喜怒無常。她對身邊人說「既無人生樂趣，不如逃離這個污濁世界，在此黑暗社會偷生，毫無生趣，非尋死不可。」遺言中寫道：「來世或可做一純潔女子，得到真正自由。」

對於余美顏這樣的一生當真不知如何評價，她對於性是瘋狂的程度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但她卻又是不幸，每次追求的只有婚姻卻都以失敗告終。或許她是民國時期，女性在追求人性自由，公平對待路上，走錯了路的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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