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的三種「成熟美德」，你有嗎？

一個熱誠的，優遊自在的，無恐懼的人，是最能夠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格。孟子以「智、仁、勇」為他的「大人」的三種「成熟的美德」。我想把「仁」字改為「情」字，而視「情、智、勇」為大人物的特質。

張潮曰：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又曰：「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情，我們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人生的出發點。

情是人生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中的韻律，花中的歡樂，禽鳥的羽毛，女人的美艷，學問的生命。談到沒有情的靈魂，正如談到沒有表情的音樂一樣地不可能。這種東西給我們內心的溫暖和豐富的活力，使我們能夠快快樂樂地面對著人生。

西洋哲學家對於熱情很少說過一句好話，這是可怪的事。也許我們僅是用詞不同而已，我們所指的是同樣的東西。可是如果「熱情」（passion）和「情感」（sentiment）意義不同，而專指一種暴躁的騷亂的情感而言，那麼中國語文里便找不到一個字可以代表它，而我們只好依然用「情」這個字了。這是種族脾性不同的表徵嗎？這是中國民族缺乏那種侵蝕靈魂，造成西洋文學中悲劇材料的偉大熱情的表徵嗎？這是中國文學中沒有產生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的原因嗎？這是中國悲劇角色在危急的時候飲泣吞聲，讓他們的情人給仇敵帶去，或如楚霸王那樣，先殺死情人，然後自刎的原因嗎？這種結局是不會使西洋的觀眾感到滿意的，可是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中國文學自然也是這樣的了。

一個人和命運掙扎，放棄了鬥爭，在事過境遷之後，悲劇才在回憶，徒然的後悔，和渴望的洪流中產生出來。正如唐明皇的悲劇那樣，到他下令使他的愛妃自殺，以滿足叛軍的要求之後，便成天在楚境里思念她。這種悲劇的情感是在那出中國戲劇的故事結束之後，才在一個悲哀的巨流中表現出來的。

當他在流放生活中旅行的時候，他在雨中聽見鈴聲隔山相應，因而做了那首《雨霖鈴曲》以紀念她；他所看見或捫觸到的東西，一條余香未散盡的小領巾，或她的一個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愛妃，在這戲劇結束的時候，他正在仙境和一些道士尋覓她的神魂。這裡便是一種浪漫的敏感性，如果我們不可以把這種情感當做熱情的話。這可說是一種圓熟的，溫和的熱情。所以，中國哲學家有一種特點，就是他們雖然貶視人類的「情慾」（即「七情」的意思），卻不貶視熱情或情感本身，反而使之成為正常人類生活的基礎，因此他們甚至於視「人倫以夫婦之情為本」。

熱情或情感這種東西是我們所固有的，正如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父母一樣，我們天生有一種冷靜或熱烈的天性：這不幸是事實。在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小孩是天生就有真正的冷淡的心的；當我們漸漸失掉那種少年之心時，我們才漸漸失掉我們內在的熱度。

在我們成人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我們多情的天性是被一種不仁的環境所殺戮、抑制、挫折、或剝削，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我們不曾注意使這種天性繼續生長下去，或由於我們不曾完全擺脫了這種環境。我們在獲取「世界經驗」的過程中，對於我們的天性曾實行多次的摧殘，我們學會硬起心腸來，學會做虛偽矯飾的行為，學會做殘酷無情的人；這麼一來，當一個人誇說他得到了更多的塵世經驗時，他的神經也變得更不銳敏，更加麻木遲鈍——尤其是在政界和商界。結果，世界產生了一個偉大的「進取者」，把人家排擠在一邊，而自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世界產生了一個意志剛強，心志堅定的人，至於感情——他所稱為愚笨的理想主義或多情的東西——其最後的一些灰燼也已經漸漸在他的胸懷中熄滅了。這種人我是看不起的。

硬心無情的人在世界上真是太多了。如果國家要實行消滅不適於生存者的生殖機能的話，這種政策施行起來，第一步應該先對付那些無道德感覺的人，藝術觀念陳腐的人，心腸如鐵石的人，殘酷的成功者，意志堅決的無情者，以及一切失掉生之嬉樂的人，把他們的生殖機能消滅——而不必先把瘋狂者和肺癆病人的生殖機能消滅。

因為在我看來，一個有熱情有情感的人也許會做出許多愚蠢和魯莽的事情，可是一個無熱情無情感的人卻是一個笑話和一幅諷刺畫了。他和都德（Daudet）的莎復（Sappho）比較起來，倒是一條蟲，一架機器，一架自動機，塵世上的一個污點啦。有許多妓女所過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如果莎復犯罪，那有什麼可怪呢？因為她雖然犯罪，她同時也是有愛心的；對於那些會表示深愛的人，我們是應該給予很大的寬恕的。無論如何，她由一個冷酷的商業環境里走出來的時候，是比我們周遭許多百萬富翁更有青春熱烈的心情的。

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縱容子女，常常讓她們的愛戰勝她們的判斷，可是我們覺得她們到老年的時候，一定會覺得她們和家人曾過著幸福的生活，比許多苛刻嚴峻的人所過的家庭生活更幸福。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說：「回顧我過去七十八年的生活，我每想到我做錯事的時候，還是覺得快樂的；可是當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時候，我甚至到今天還是不能饒恕自己。」可是人生是嚴酷的，一個具著熱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許會輕易被比較聰明的同伴所欺騙。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為他們的慷慨而做錯了事，常常因為對付仇敵太過寬大，對朋友太過信任，而做錯了事。慷慨的人有時會感到幻滅而跑回家去，寫出一首悲苦的詩。

中國有許多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為幫親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產花完，可是結果卻吃了他自己最親密的親戚朋友的虧；他為了這次的遭遇所寫的十二首詩，是我所曾讀過的最辛酸悲苦的詩。可是我疑心他到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許多次是差不多要餓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這些悲哀的情緒不久便煙消霧散，而他還是十分快活的。

雖然如此，這種熱烈慷慨的心性應該由一種哲學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環境所摧殘，因為人生是嚴酷的。熱烈的心性是不足應付環境的，熱情必須和智與勇結合起來，我覺得智與勇是同樣的東西，因為勇是了解人生之後的產物；一個完全了解人生的人是始終勇敢的。無論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無價值。智制止了我們的愚蠢的野心，把我們由這個世界的時髦的騙子（humbug）——無論是思想上的騙子或人生的騙子——中解放出來，使我們得到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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