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和平：「我們」的世界缺什麼？人類文明的終極問題到底是什麼？

［摘要］人類文明的終極問題是什麼？不是「人應當如何生活」的道德問題，而是「我們如何在一起」的倫理問題。這一問題的哲學辯證要求調整關於文明的理念與態度，由「軸心文明」走向「對話文明」，回到「我們」的第一人稱複數，回到人類文明史的簡潔智慧，回到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蘇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孔子周遊、老子出關，中西文明的誕生史雖萬種風情，卻以悲劇和喜劇的不同體裁演繹著同一主題，這便是人類從倫理世界中分離和回歸的悲愴情愫。「上帝死了—尼采瘋了」、「打倒孔家店」，現代文明的「青春期危機」反繹了同樣的文化密碼，只是問題式由「我們如何在一起」的終極追問，演進為「我們能否在一起」「這個世界還會好嗎」的終極懷疑。走出危機，有待哲學地反思：「『我』，如何成為『我們』？」「『我們』的世界缺什麼？」。「我們在一起」的和而不同，需要兩大哲學條件，一是倫理，二是「精神」，它凝聚為一個口號和信念：「學會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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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類文明的終極問題到底是什麼？

人類文明的終極問題到底是什麼？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人應當如何生活」。這個命題被認為由蘇格拉底首先提出，因而又稱為「蘇格拉底命題」。然而仔細考察發現，「人應當如何生活」並不是人類文明的終極問題，理由有三。其一，歷史上，蘇格拉底並未說過這句話，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命題，在《蘇格拉底的申辯》中他只是說「好的生活高於生活本身」，從這句話中並不能延伸出「人應當如何生活」的終極追問。其二，邏輯上，所謂的「應然」，就是不斷的「未然」，「應當」意味著還沒有發生但我們期待它發生，所以「應當如何生活」在邏輯上是一個永遠難以回答、又期待回答的問題。其三，現實上，將「應當如何生活」當作終極問題的後果之一，是導致今天人類文明和人類生活中的一個深刻難題，即「我們如何在一起」。

因為，按照「應當如何生活」這一道德命題的邏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應當」，因而每個人在道德上都是自由的，而抽象的道德自由的後果是倫理上的失依，不僅失去依賴或失家園，而且失去「在一起」的倫理能力，這便是當今西方社會所遭遇的倫理認同與道德自由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由此可以提出一個假設：在歷史、邏輯、現實三個維度，人類文明的終極問題不是「人，應當如何生活」，而是「『我們』，如何在一起」。

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轉變對待文明的理念和態度，這種轉變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從「軸心文明」走向「對話文明」。1949年，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發現，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中國、希臘、以色列、印度等各種文明體系中，不僅都產生了各自偉大的精神導師，而且都發生「終極關懷覺醒」，相信人類可以在精神上將自己提高到與宇宙同一的高度，形成金岳霖所說的那些「最崇高的觀念」，如中國的「道」，希臘的「羅格斯」，基督教的「上帝」，印度的「佛」等。

「軸心文明」本是一個以人類文明起源時代的共性為話語重心的命題，然而在歷史演繹和日後對它的學術解讀中也潛在由「理一」而走向「分殊」的可能。應該說，「軸心文明」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但是當這樣的發現被用來解釋人類文明的時候，我們卻把它擴展為一種敘事方式和價值取向，結果由「軸心文明」走向「文明衝突」。

一種可能的延伸是，在軸心時代，尤其是幾大文明古國出現之後，人類文明便圍繞著這幾大軸心持續旋轉，形成所謂「軸心文明」，人類文明圍繞這幾大軸心運轉的結果，不僅產生日益巨大的差異，而且這些差異在今天的話語背景下已經演變為衝突，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命題，實際上與「軸心文明」的理念深度相關。

為此，杜維明提出「對話文明」的理念，這種理念比起「軸心文明」對於當今世界更具有建設性。今天，我們必須甚至已經迎來這樣一個時代，即從「軸心文明」走向「對話文明」。「對話文明」的本質是各種文明形態之間的相互承認，不僅是以古希臘文明為源頭的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傳統的承認，也不僅是現代化進程中其他國家對西方文明的承認，而且是中國文明、英國文明、美國文明、印度文明等等各種文明形態之間的相互承認，說到底是對「文明」本身的承認。

由此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在理解今天的各種文明形態的時候，到底是求其同還是求其異？我們已經形成一種心理範式或閱讀習慣，把不同文明當作一道異域風情去欣賞、去鳥瞰，所謂互為「鏡像」，然而在軸心時代莊子已經發現，萬物之間的差異，「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萬物莫不小。」（《莊子·秋水》）今天，我們在文明對話中，到底是「因其大者而大之」還是「因其小者而小之」？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個被西方人宣告已經走向「文明衝突」的時代，對待文明之間的差異需要另一種眼光，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因其小者而小之，萬物莫不小」，從「求異」走向「求同」，最大限度地尋找各種文明之間的相同和相通。

為此，需要轉換我們關於文明的話語，轉換我們對於文明的研究範式，更要轉換我們對待文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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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希」遺案：蘇格拉底為什麼死？上帝為什麼怒？

人類文明的「出場」方式，是人類文明的誕生史，由此可以回到人類智慧的起點，還原人類文明史的本真。西方文明在歷史上有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兩大傳統，所謂「兩希文明」。兩希文明的誕生史有兩個至今尚未破解至少有待進一步破解的文化遺案，第一是「蘇格拉底之死」，第二是「上帝之怒」。

蘇格拉底為什麼死？我的結論是：蘇格拉底必須死，蘇格拉底只能死。現代人往往把「蘇格拉底之死」當作西方文明史上一個崇高事件，因為，蘇格拉底被判死，標誌著西方文明史的轉型；而蘇格拉底慷慨赴死，則奠定了希臘文明、西方文明，甚至整個人類文明的道德基型。然而當對這一人類初年的文明事件進行歷史回歸之後，便發現「蘇格拉底之死」有許多至今我們還沒有足夠反思的很重要的文明密碼。為了揭開這一事件的文明真相，必須回答一個具有背景意義的重要問題：蘇格拉底之前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換言之，蘇格拉底到底解構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對於蘇格拉底之前的世界，也許只需重溫古希臘的神話就可以明白。神話是人類文明的源頭，它不是文學創作，而是那個時代的先民對世界的真實看法。神話是人類先民由原始狀態走出，行進到文明社會的門前，叩動文明的大門所發出的奇妙聲響，它既帶著野蠻社會的遺存，又開啟文明社會的端緒，因而攜帶著人類文明最重要的密碼和基因。

蘇格拉底到底犯了何種罪，以至罪當至死？蘇格拉底最後以微弱的多數被陪審團判處死刑，他的罪行有二：一是蠱惑青年，二是謾神。在《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克里同》中，可以清楚地發現蘇格拉底極力為自己辯護，辯護的主要內容就是「我沒有教唆青年，我不是一個教師」；「我沒有不敬神，沒有創造新神」。因為在古希臘，如果這兩宗罪成立，蘇格拉底就必須被判死刑。為什麼這兩宗罪使蘇格拉底罪當至死？因為，蘇格拉底的時代是一個實體性的時代，在精神世界中是神的實體性，在世俗世界中是城邦實體性，不敬神就是把人從神的實體性中分離出來，而教唆青年的本質就是把人從城邦實體中喚醒和分離出來，所以無論是不敬神還是教唆青年，本質上都是對「在一起」的實體世界的一種解構。因此，蘇格拉底必須被判處死刑，因為他顛覆的是整個希臘世界，顛覆的是一種文明。也正因為如此，蘇格拉底被判死才具有那麼重要的文明意義，因為它是人類從實體狀態中走出，由神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由倫理世界走向教化世界的標誌性事件。

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蘇格拉底為什麼慷慨赴死？在許多學者的詮釋中，蘇格拉底所有的偉大不僅在於被判死，而且在於他慷慨赴死。當時他的學生準備好了一切讓他逃跑，他確實有很多機會和非常從容的時間逃跑，因為從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但是他並沒有逃跑。為什麼他選擇慷慨赴死？仔細閱讀便會發現，他之所以如此選擇，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對城邦法律的遵從；其二，他反覆權衡，實在不可能逃到一個比雅典城邦更好的地方。這種情愫和糾結在與克力同的對話中可以清楚地發現，最後，他得出了一個著名結論：「追求好的生活遠過於生活。」［2］104或許，人們很可能就是從這句話中演繹出「人應當如何生活」的所謂「蘇格拉底命題」，然而無論如何，兩個命題之間存在根本的差異。基於以上分析，我認為蘇格拉底必須死，也只能死，他慷慨赴死是因為別無選擇。

我把蘇格拉底之死詮釋為倫理上的悲愴情愫。一方面，他將人從神的實體狀態和城邦實體狀態中喚醒，顛覆了那個世界的實體性，因而也顛覆了一種文明，於是「罪當至死」，雅典城邦判他死刑；但是，他對這個城邦文明及其實體性保持深深的認同，他顛覆了古希臘城邦的實體狀態，又對這種實體狀態表現出無限的眷戀和深深的認同，於是最後只能選擇慷慨赴死。

蘇格拉底之死的革命意義就在於引導人類從一個時代即神的時代，走向「人」的倫理的時代，走向一個文明的世界，而慷慨赴死所體現的那種悲愴情愫，則是「蘇格拉底之死」全部的善與美之所在。

蘇格拉底為什麼死？上帝為什麼怒？一死一怒，都源於人與自己的實體的分離，或者與神的實體分離，或者與人的實體的分離，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倫」分離。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之死和上帝之怒是西方文明史開端所演繹的重大倫理事件，是一場倫理悲劇，標示著人類文明從神到人、從實體到個體的「倫」誕生，是人類文明的「倫」分離與「倫」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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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病理：上帝之死—尼采之瘋，孔家店「打」而不「倒」

中西方文明誕生史的文化解碼錶明，人類文明的本真狀態是什麼，用宋明理學的話語表述就是：「理一分殊」。在人類文明之初，無論是蘇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還是孔子周遊、老子出關，都是人類文明中的一次分離和建構。一方面，人類文明不可挽回地從原初的實體狀態中分離出來，另一方面，上帝、蘇格拉底、孔子、老子等先知頑強努力，試圖引導世界回歸實體，回歸我們的精神家園和文明家園。也許，這就是西方人常說「回到古希臘」文明真諦之所在。

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中西方文明史的出場方式：一個主題，萬種風情。在西方，一「死」一「怒」，演繹的是文明誕生的悲劇；在中國，一「游」一「出」，演繹的是文明誕生的喜劇。在兩希文明中，有一種悲劇式崇高，古希臘哲學和神話的崇高就在於悲劇，無論蘇格拉底之死還是上帝之怒，都是一種以倫理為主題的悲劇式崇高。而中國則以倫理喜劇演繹著人類從原初實體狀態中分離以及那種三步一回頭式的眷念和啟蒙，只要想像孔子端坐馬車周遊列國，想像孟子率領浩浩蕩蕩的弟子大軍遊說諸侯，便可復原它的喜劇色彩！老子騎老牛過函谷關，留下了千古絕唱，更留下《道德經》的千古智慧。可見，在中國文明開端，上演的倫理與道德之間的一種喜劇式親和。

然而，無論悲劇還是喜劇，都是人類文明的正劇。梁漱溟先生曾說，中西方文化發展好比演戲，差異在於中國文化是同一個主角同一個劇本唱到底，一個劇本是中國文化，一個主角是中國人；而西方文化的劇本和主角則不斷地切換，於是存在文化中斷的現象，最先在古希臘之後中斷，然後在古羅馬復興，在古羅馬之後則是「千年黑暗」，到近代文藝復興。梁漱溟先生的比喻很得當，但表達力還不夠。我有一個想像，中國文化發展就像一個人跑馬拉松，於是從來沒有發生中斷現象，只是到一定時期會感到力不從心，譬如到近代；而西方文化發展好似跑接力賽，每一段有不同的主人，因而都精力旺盛，但是存在一種風險，接力棒可能會掉下來，於是文明中斷。中西文明的劇本是相似的，但是劇本所推出的「明星」卻有萬種風情。

哲學發展與人類文明發展史、人類社會發展史、人類生命發展史和嬰兒智力發展史是相通的，中西文明的誕生史與人的生命誕生史是相通的。如果回到人的生命本身，一個具有發生學意義的問題是：人類來到世間，為什麼以一聲啼哭來向世界報到？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都哭過，但是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哭。解釋的可能路徑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哭，但可以知道如何使他們不哭。使一個小孩不哭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讓他回到母親的懷抱。為什麼回到母親的懷抱就不哭？

有位哲人說過，人的誕生和死亡都是一種荒謬的事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一起，一霎那決定了一個生命的誕生，不但如此，還決定了這個生命是男人還是女人，甚至決定了他未來的健康狀況和發展前景。一個生命是在另一個生命的肉體中長成的，是從一個實體中分離出來的，成長中的生命最熟悉的是「十月懷胎」中母親的味道。所以小孩誕生之後，臍帶不能立刻割掉，臍帶的生理意義和倫理意義是保證新生兒和母體之間的最後關聯。嬰兒回到母親懷抱的倫理意義，就是回到實體，回到家園。

小孩長大，再也不可能「懷」和「抱」了，於是人類又發明了一個具有倫理象徵意義的行為，叫做「擁抱」。辜鴻銘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是馴化了的動物，西方人是沒有馴化的動物，沒有馴化的動物，動輒就抱，乃至「熊抱」；中國人經過馴化，不需要那種外在的「抱」，而是於精神上「在一起」，所謂「關懷」「關心」。

這些體現生命本真的行為用一個哲學概念表達，叫做「愛」。我們發現，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倫理都以愛為出發點。愛是什麼？用一位哲學家的話說，愛是一種自然的感覺，愛的本質就是不獨立、不孤立。在人的身上，有兩個東西，一個是理性，一個是情感。理性使人強大，而情感使人美好；理性讓人獨立，情感讓人不獨立。人身上所有的強大，都來源於理性，所謂「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人身上所有的美好，都來源於情感。愛的本質就是不獨立，正因為它不獨立，才成為倫理和宗教的起點，愛讓我們回到實體，回到家園。

人類文明和人的生命的誕生史，讓我們得到一種啟迪，也得出一個結論：不是「我」，而是「我們」，是人類文明共同的基因，也是人類文明的真諦。如何達到「我們」，回歸「我們」？中西方文明提供的基本智慧有兩種：或者通過倫理，或者通過宗教，所謂倫理型文化與宗教型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宗教與倫理，是守望和回歸人類精神家園的康庄大道，只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路徑選擇。

現代文明以「青春期危機」的方式反繹了這一主題。西方學者將心理學意義上的青春期理論移植於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解釋，認為現代文明正遭遇「青春期危機」。青春期危機的共相是「告別傳統」，而告別傳統的要義是「告別實體」，用尼採的話說，叫做「偉大的可恨」。在《瞧，這一個人》中，尼采發現，一個生命是從另一個生命中誕生出來的，於是在誕生它的那個母體面前，它總是顯得很自卑和渺小，於是便用叛逆的方式表達與自己母體的決裂。因為是母體，所以「偉大」；因為叛逆，所以「可恨」，這便是所謂「偉大的可恨」。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經歷一個特殊的時期，叫做青春期。自誕生而一路走來，我們對父母都很崇拜，兒童時期都覺得父親是英雄，到十二三歲的時候猛然覺得父母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又掙不脫父母的紐帶，於是只好以叛逆的方式與實體告別，認為父母什麼都不行，就叫青春期。直至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才體會到父愛如山，母愛似海！這就是人類文明和人的生命的本真狀態。現代文明在中西方分別有兩大事件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及隨之而來的尼采之瘋，另一個是中國的五四運動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口號。

從基督紀元開始，人類文明已有兩個千年。第一個千年尤其是它開啟之際的所謂軸心時代，人類所有的美好就在於剛剛從實體中走出，還攜帶著倫理世界的餘溫，回味而嚮往，但又不可挽回地走出。懷著對倫理世界的無限眷戀，孔雀東南飛，三步一回頭，由眷念而糾結，由糾結而回歸，於是演繹為軸心時代人類文明的共鳴絕唱。

到了新的千年，在西方，尼采發出驚世一喝：「上帝死了」！我們在享受尼采這一驚世發現的酣暢淋漓時，往往忘記另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細節：一宣布上帝死了，尼采自己就瘋了。尼採在44歲生日的時候宣布上帝死了，然而弔詭的是，從此以後他自己就瘋了，而且再沒有醒過來。尼采活了56歲，他44歲以後的生命是非常悲慘的。在《瞧！這一個人》中，他反反覆復追問同一類問題，「我為什麼這麼聰明？」「我為什麼這麼智慧？」「我是一顆炸藥，我要把這個世界炸掉！」那本小冊子最震撼人心之處，是能隱隱約約透逸出上帝之死與尼采之瘋之間的宿命式的文化關係。

有人說，尼采之瘋是他的家族病史使然，因為他的父親也有精神病。但我覺得這種解釋缺少文化關切。尼采解構了軸心時代所建構的終極關懷，卻找不著家園和歸宿，他毀滅了這個世界，但卻不能建構另一個世界，所以尼采必須瘋，尼采也只能瘋。如果尼采不瘋，這個世界就瘋了。在這個意義上，尼采之瘋與蘇格拉底慷慨赴死有著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邏輯。

20世紀是一個倫理大發現的時代。在20世紀初，中國的啟蒙學者陳獨秀便深深感慨：「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3］179必須特別注意，陳獨秀這裡強調的不是道德覺悟，而是倫理覺悟。在西方，1950年代中期，偉大的思想家羅素同樣發現，「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第一次到達這樣一個時刻：人類種族的綿亘已經開始取決於人類能夠學到的為倫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4］159問題在於，今天人類有沒有達到這樣的倫理覺悟？自從上帝「被死」，自從孔家店「被倒」，人類的危機就一直蔓延。20世紀中期，法國學者圖海納就提出一個嚴峻問題——《我們能否共同生存？》；在同一時期的中國，梁簌溟先生提出另一個更為嚴峻的詰問——《這個世界還會好嗎？》。兩個學者，兩本書，傳遞的是同一種危機和同一種危機意識。

4

「學會在一起」

文明史敘事表明，無論中西文明的「出場」方式，還是現代文明的「在場」方式，人類文明的重大精神史事件，本質上都是倫理事件。

精神史上的這些倫理事件聚焦於同一個問題流，即「我們如何在一起」。蘇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孔子周遊、老子出關，悲劇性的崇高與喜劇性的神聖，演繹的都是分離與守望、自由與拯救的倫理上的悲愴情愫，區別在於，蘇格拉底之死與上帝之怒，是對從實體中異化的懲罰與救贖，孔子周遊與老子出關，是回到實體的文化啟蒙。孔子與老子「游」與「出」的主題都是對「在一起」的倫理世界的回歸，只是孔子通過「仁者愛人」道德努力，揚棄人的抽象獨立性以拯救異化了的世界；老子以「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的哲人洞察否定教化世界，回歸「大道」本真。「上帝之死—尼采之瘋」，「打倒孔家店」，以及一個多世紀中孔家店「打」而不「倒」的歷史事實，藉助「上帝」這個作為西方文明符號的終極實體和「孔家店」這個中國文化符號，頑強而堅韌地演繹人類世界「在一起」的文明真諦，在相當程度上是對拯救的再拯救，啟蒙的再啟蒙。現代性的「青春期危機」再次以某種文明悲劇的方式啟迪和啟蒙世界：人類文明的終極問題是：「我們，如何在一起？」

無疑，人類有許多路徑「在一起」，「我們」必須「在一起」，「我們」只能「在一起」，「我們」已經「在一起」，經濟、政治、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在一起」甚至是過普遍生活的方式。然而，這些都只是外在的「在一起」，用孔子的話說，這些只是「同」，而真正的「在一起」是「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我們在一起」，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倫理，二是精神。

倫理的本質是什麼？「倫理本性上是普遍的東西」，然而並不是所有「普遍的東西」都是倫理，倫理必須是一種「精神」，普遍的東西「只有作為精神本質才是倫理的」，所以「倫理行為的內容必須是實體的，換句話說，必須是整個的和普遍的；因而倫理行為所關涉的只能是整個的個體，或者說，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種個體。」［5］8-9

在古希臘，倫理是靈長類生物長期生存的可靠的居留地，「居留地」之所以「可靠」並「長期」，就是於它以「德」的教養維繫。在中國，什麼是倫理？一種具有表達力的解釋是，倫理好似一顆扔進水裡的石子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漣漪，每一顆水滴和整個漣漪的關係，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每顆水滴之間的關係，就叫做倫理。

「我們」的世界到底缺什麼？從哲學上演繹很抽象，還是以三個案例來具體分析今天的中國社會，「我們」的世界，或「我」在倫理上和精神上成為「我們」到底缺什麼。

第一個案例是城市文明。有人說，現代文明就是城市文明。比較發現，中國和英國城市文明的重要差異以一句話概括就是：「倫敦無直道」與中國「摧枯拉朽」的城市化建設。倫敦給人的感覺好像迷宮，幾乎沒有一條直道，究其原因，有人說英國的工業革命來得非常突然，來不及從容規劃，整個城市一下就擴張了，因而顯得很無序。然而仔細反思就會發現這個解釋難以成立。英國的公交車是紅色，英國的郵箱也是紅色。只要在泰晤士河邊散步就會發現這種「城市顏色」的意義：一輛紅色的汽車在古老的大橋上緩緩蠕動，跟泰晤士河構成了一幅美妙的整體畫面，當一個汽車的顏色都跟這個城市非常美妙地融合時，城市設計的嚴密已經可想而知。「倫敦無直道」的秘密在哪裡？原來英國人特別尊重傳統，城市發展必須保護所有的古建築和古藝術比如著名雕塑，而倫敦的古建築與著名藝術作品又特別多，所以我們發現，倫敦的街道拐彎和分岔特別多，因為彎口和岔口一般都會有古迹遺存，「無直道」背後是對傳統的敬重。反觀當今中國的街道，既寬闊又筆直還對稱，很有「現代氣息」。然而寬闊筆直的街道需要的是一種絕對權力。歷史上，中國最寬闊的街道是長安街，最對稱的街道是故宮周圍，因為歷史上它是「皇城」。我們今天的城市建設的「現代氣息」以對文化遺產的掃蕩為代價，因而大部分城市都成了沒有歷史記憶的「植物人」。也許我們會說，以我們的經濟實力，可以復原和再造一些古建築，然而，文化最大的敵人不是沒文化，而是偽文化。隋煬帝的「荒淫」，唐太宗的「雄才大略」，孝庄皇后的「仁厚」，很大程度上都是偽文化的遺禍。今天的「城市」相當程度上是「有『市』無『城』」，作為城市繁榮象徵的商圈，整個就是一個慾望的海洋，每一個人在那裡釋放自己的慾望之後揚長而去。時至今日，城市並不是「我們」的「城」，而只是「我們」的「市」。

第二個案例就是所謂「廁所的文明」。西方的城市，廁所往往都是三個：男廁所、女廁所和殘疾人廁所，而中國，廁所大都只有兩個：男廁所和女廁所。導致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最重要的不是經濟，而是文化！我們中國人對待殘疾人的態度往往是憐憫、同情和幫助，憐憫是處於優勢地位的人對弱勢群體灑下的一掬高尚的熱淚，是企業捐助中鎂光燈下永遠定格的弱勢群體的身份。西方人有一個節日，叫做感恩節，感恩什麼呢？不只是對上帝感恩，而是對整個世界感恩。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有成為殘疾人的可能，這種可能比如萬分之一，現實中「這一個「殘疾人承擔了我們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正常人成為殘疾的全部的風險，所以，我們對殘疾人的態度不應該是憐憫和同情，而應該是「感恩」。可以想見，懷著感恩的心情和同情的心理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或採取的行動，會有多大的差別。我們的城市有盲道，但是盲道從來不幫「盲」。我們的世界出了問題，根源在倫理，在精神，在文化理解力。我們極力宣揚奧林匹克精神，所謂「更快、更高、更大、更強」，但這是和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相悖的一種西方精神。之所以說奧運會是一項和平運動，從起源上考察就是因為從古希臘神話開始，西方人就崇尚力的較量，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就是一部血腥史，於是希臘人「在一起」便打仗，一個智者找到了原因，發明了「馬拉松長跑」這種宣洩和耗散人的力量的方式，從此，以「馬拉松長跑」為標誌的希臘體育運動便演繹成為一場和平運動。西方服裝文化的主題就是渲染和張揚「力」，男人的西裝不能系紐扣，為的是「秀肌肉」；女性服裝突顯「露」與「透」，秀的是「魅力」，總而言之秀的都是「力」，是「力」的文化詮釋。我們今天說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其實任何民族都會自強不息，美國人打完越南打伊拉克，打完伊拉克又去打利比亞，就是一種「自強不息」。中國人不喜歡這種自強不息，我們不僅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更信念「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結合才是中國民族的精神。今天，在「奧林匹克精神」誤讀下，將「我們」凝聚為一體的民族精神正遭遇嚴重的肢解和誤讀。

第三個案例就是《泰坦尼克號》電影。世界上做得最成功的文化產業就是《泰坦尼克號》電影，它成功在哪裡？它以最高票房價值掙破了自己的口袋，又贏得了全世界人的腦袋。想當年泰坦尼克號進入中國之際，很多人都被組織去看，因為要進行文明教育，看西方人多麼文明，多麼講倫理道德，在生命的最後關頭還那麼優雅地相互謙讓。然而事實到底如何？根據社會學家的調查統計，在泰坦尼克號事件中，一等艙里的生存率是62%，二等艙里的生存率是31%，三等艙里的生存率是25%，這說明，在生命的最後關頭，通向天國的門票是由鈔票決定的，那些救生圈和救生筏優先給了有錢人，這才是血淋淋的事實，那種拉小提琴送大家最後一程的場面只是一種藝術虛構。「左舷是事實，右舷是虛構」，這是《泰坦尼克號》真相，然而我們卻陷入甚至至今仍處於「左舷—右舷」的視覺盲區。然而，由於缺乏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於是寧願想像或相信「泰坦尼克號」這一來自域外的倫理神話。

三個案例，第一個指向我們對待傳統的態度，表明今天的「我們」已經不能和自己的先人「在一起」；第二個是指向對待殘疾人的態度，表明今天的「我們」已經不能和同胞「在一起」；第三個折射對待自己的態度，表明今天的「我們」已經不能和自己「在一起」。不能與先人、同胞、也不能和自己在一起，「我們」已經遭遇並將繼續遭遇日益深刻的文明危機。於是，我們需要一場終極啟蒙，這種啟蒙的主題以一言蔽之，那就是：「學會在一起」。「學會在一起」的文明真諦，就是從「你」「我」「他」，「你們」「他們」，回歸到「我們」！為此，有三大期待，期待一次「倫理」啟蒙；期待一場酣暢淋漓的「精神」洗禮；期待一場回歸傳統的「還家」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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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柏拉圖．游敘弗倫·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M］．嚴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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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詩意

唯有情懷 不可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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