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南宗禪在中唐時已成天下流布之勢。從印度到中土，禪門的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就是菩提達摩。

從史料中我們可知達摩是一位西域胡人來到中土，先是到達南方，後來又北上，親行並弘傳禪法，後世禪宗將他奉為了初祖。他所引發的普遍的思考、對禪門在開啟禪悟及啟迪心智的普遍意義，對後世形成了巨大的影響。

對達摩西來意旨的追問，已成為禪門中與追問佛法大義有相同意義的普通而終級的追問。

宋代有兩位文人總結了菩提達摩對佛教的意義，劉安世《元城語錄解》卷上：「佛法到梁弊矣，人皆認著色相。至於武帝為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法只認著色相，則佛法有可滅之理。達摩西來，其說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李綱《梁溪集》卷一三五：「佛教既入中國，學者滯於名相，不見宗旨，多失大乘，墮於聲聞獨覺境界。於是達摩西來，教外別傳正法眼藏。不假修證，直指心源，見性成佛。」此二人儘管受佛教影響，但都非佛門中人，他們從「彌補了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弊端，從而拯救了佛教」這一較高的層次，充分肯定菩提達摩來華弘教的意義。應該說，這種認識並不出於宗教的門派之見，而是反映出即使在俗界，人們對於菩提達摩之於佛教的意義也是有著充分的認識的。

據筆者統計，編成於宋代的《五燈會元》中，僧徒問「如何是佛道」有140來次，而問「如何是祖師（菩提達摩）西來意」有340多次。可見，對菩提達摩西來之意的追問遍及禪門。《五燈會元》中所記載的曾經探討「祖師西來意」這一問題的唐代禪僧分布在56個州，遍及唐代的十個道,在日本、新羅也有分布。

通過以上的粗略統計，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對達摩西來意旨的探問已遍及大唐帝國遼闊的版圖。禪門對這一問題如此熱衷，而這一問題又如此難以回答，以至於禪門提出了一個概念「國諱」。《五燈會元》卷五〈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咬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峰曰：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峰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國諱」本指舉國所忌諱所避免所敬畏的事物，對達摩西來意旨以「國諱」視之，可以見出這一問題的普及和人們探討的熱心和回答的困難。

對祖師西來之意的問答，成為了禪僧開悟的契機，也成為禪僧相互勘問的一個重要手段。

禪僧的開悟往往需要經歷一個理性的追問過程，他需要有對真諦的信念和追求這一信念的熱誠。日本鈴木大拙在他的《論禪悟》中是這樣表述這一心理過程的：「使人深入禪悟境界的歷程，不是禮拜，不是順從，不是敬畏，不是懺悔，不是愛，不是信，不是虔誠的基督徒通常所想的任何事項，而是追求某種東西、消除種種矛盾、結合種種亂麻而成一條延續之線，以使我們的心靈得以安寧，精神得以和融。」

禪僧勇猛精進的追求、長期的困惑、最後的豁然開朗，禪籍中常常表現在對祖師西來之意的探問回答之中。禪門中禪師欲勘問對方是否有透徹的禪悟，亦會以祖師西來之意作為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仰山勘香儼之時，先是肯定香儼會如來禪，但是惋惜其未到祖師禪境地之後，禪門中便有了如來禪與祖師禪之分。禪門中對如來禪與祖師禪的區分並以境之高下分別看待，亦影響到文人對禪境的追求。宋代黃庭堅《山谷集》卷十六：「佛言：『我於一切法無執，報得常光一尋身真金色。乃至三十二天人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皆對妙因。』故知釋迦老子不會祖師禪。今有人灰頭土面而種種光明遍照，卑濕重遲而進道猛利。」黃庭堅推崇祖師禪，推崇它的遺去外形而重精神勇猛精進，黃庭堅甚至以為釋迦牟尼都不會祖師禪。

古代文人對遺去外形、不立文字的祖師禪更為喜愛，他們自覺地以祖師禪的境界作為自己的追求。宋代蘇軾《廣州蒲澗寺》：「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昔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詹葡祖師禪。而今只有葯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明代李攀龍《滄溟集》卷十四〈酬殿卿寄惠達摩渡江圖〉：「西來遺影少林傳，萬里風波一葦前。今日更因阿堵妙，知君已解祖師禪。」

清代黃宗羲論述中國古代思想的區別時，就如來禪與祖師禪的區分而言道：「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個自為；其發願度眾生，只是一個為人。任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為？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為人？」黃宗羲之弟黃宗炎在闡釋周易卦象時，亦借用如來禪與祖師禪的區別而言道：「雷下天上，無妄。天上天下，惟我獨貴。如來禪不足以當之，當之者為祖師禪爾。」這兩位思想家將禪門中如來禪與祖師禪的區別，並將二者所包含的境界高下之分運用到禪門以外，甚至運用到闡述儒家觀念，可見這兩個概念普遍被人接受的程度。

「達摩西來意旨」問題所包含的對地域跨度與文化跨度問題的思考

由於中華文化的發達及古代交通信息的阻隔，自先秦以來人們就有一個觀念，處於天下之中的中國較四邊夷遠為發達優越。佛教的傳入，對以華制夷或明夷夏之辨的觀念都是一個衝擊。編成於南朝梁代的《弘明集》及編成於唐代的《廣弘明集》，都記載了佛教傳入中國後僧俗間觀念衝突的論辯，論辯中的一個議題便是華夷之間的關係。

這場論辯是很激烈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堅持或是消解夷夏之辨者，其方法或思維都很難是客觀理性的。有持「老子化胡」之說者、有持「西方中心」說者，實際上這場爭論並沒有解決隨佛教的傳入而引起的異質文化衝突的問題。

達摩西來並被尊為禪宗初祖，推進了由佛教傳入而引發的華夷衝突問題的解決。與經教的流傳不同、有別於僧人的譯經講經，菩提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單傳心要、直指人心。其修行的方法也只是禪坐而已，而禪坐與道家的心齋坐忘之功幾乎沒有二致。或許這是印度禪的本色，亦或是後世禪僧賦予祖師的特性，也有可能是菩提達摩在廣州登陸後，一定程度地受到嶺南文化的實用簡捷的感染。總之，菩提達摩的祖師禪儘管也來自西域，卻消解了夷夏的矛盾，併流布天下。佛教經典沒有解決的夷夏之防的問題，最終由一位僧人解決了，禪門中僧人像接受自家人似的接受了菩提達摩。而正是由於對菩提達摩的接受，中國僧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以一種理性的態度來看待華夷之別與華夷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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