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很神秘？今天總算弄明白了

【精品優課】

特價優課丨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課

「天人合一」是中國思想史中很重要的內容。先秦道家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老子最先表達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也非常講究「齊物」，主張「天地與我共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自然的懷抱中去求得一種精神的慰藉，以達到「莊周夢蝴蝶」的境界。

道家的學說根本也不應該成為一種宗教理論，因為它的科學成分太大了，並且道家在追求「科學」方面明顯比儒家佔上風。

如果公平地評論一下，道家所繼承的思想很可能最貼近先民原來的思想，也就是說，它失真的成分很小，以天、地、人三者和諧為例證，道家講起來自然平和，而儒家講起來卻有些牽強附會，讓人感到十分彆扭。

因此道家「天人合一」自然和諧觀、對當前的和諧文化與和諧社會建設有著很大的啟迪。

「天人合一」為古代中國當時政權提供理論依據。從殷周到清王朝以前的統治者之權似乎都於 「天」有關。故，稱皇帝為「天子」，奉天命、執天威、代天管民。頒布法令也是多以「奉天承運」之聖旨作為「君臨天下」的開場白。

知天命與受天命，早就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所以先秦諸子都很重視命。孔子言知命，墨子言非命，孟子言立命，莊子言順命，荀子言制命。

諸子之說，各不相同，而同源遠與 《詩》、《書》中之宗教性之天命思想。

天命論不僅僅在哲學思想史上有意義，而且與國家概念有聯繫。因為在中國古代「天命「一直被看作國家正統性以及合法性 的依據。

學者多數認為：第一：天命論源於中國古代宗教觀念，特別是殷人對天的信仰；第二、殷周交替之際「天命論」發生巨大變化，以《詩經》的「天道靡常」為代表。第三：周代天命論有濃厚的人文主義傾向。

學界普遍傾向於這些說法。以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的正統，也偏重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人文主義因素。周秦之際天命論的演變，其實基於古人對天文的知識增長，也反映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情況。

從哲學思想和歷史發展的關係角度看，人文主義的因素，不能作為某種哲學思想發展的唯一標準。而五德終始的天命論，絕不是低級思想或迷信。

它取得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論所不能比的積極進展，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有預示著下一個時代的開始。

追溯歷史，在中國古代發生過兩次較大的天命論的變化：第一次是殷周交替之際以天命靡常為中心的天命論變化；第二次是周秦之際五德終始說為代表的新的天命論的變化。二者都與特殊的歷史情況有關。

就是當時的時代需要的產物。天命靡常的天命論順應了周克殷的歷史變化，但當時除靡常的天命觀外，還有天命有常的思想。

西周的天命觀是有常和無常的統一。無常是指天所命賜予某一王國的人間統治權不是永恆的；有常是指天意天命不是喜怒無常，而有確定的倫理性格。

很顯然。這裡的天命論都是一種「歷史中的上帝（謬勒）」的意志體現。而不是指自然的秩序與法則。

後來，儒家注重天的「有常」的倫理性格，從天的倫理本性中找出天道運行的普遍規律。

《五行》以德為天的總的倫理本性，而以仁義禮智信為天道運行的五種方式。這種天道論，為了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模式的確立，奠定了道德本體論的理論基礎。

但，到了戰國中後期，儒家義理天的天道論模式，則不適合當時時代需要，其大約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儒家對現實統治者的道德要求太高。孟子認為王與霸的區別在於，以德與以力的不同。以力加人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荀子也主張「力術止，義術行」。

在七雄爭霸的戰國時代，儒家的這樣的道德理想主義難以得到實現。第二，儒家有維護周禮舊的社會規範、制度的思想傾向。

孟子說，「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荀子說，「王子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二王。」這裡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後王，指文王，武王。很明顯，儒家以三代的制度為理想的政治制度，這其實是維護封國制的保守主義思想的表現。

從殷周之際的歷史情況看，周的天命論有激進的意義。它反對天命在一個民族身上的舊的天命觀， 提倡天命靡常，而以道德性為天命的標準，具有普遍性和人文性。

但到了戰國中葉，以儒家的天倫為代表的周代天命觀已經落後，不適合時代需要。

於是再出現從自 然的普遍秩序與規律來說明天命的轉移的新的理論，乃因當時中國對天文、曆法知識的成熟！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