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瓷房子」：一個收藏家的借貸羅生門

每年七八月，天津赤峰道上的瓷房子迎來最旺的旅遊季，上萬的日均客流在這條臨近五大道的小馬路上成了一種盛況。相比之下，僅3個門牌號之隔的張學良少帥府就門庭冷落，其實大多數人不知道瓷房子的原型是民國外交家黃榮良的故居，而被這幢絕無僅有的貼瓷建築吸引。它的含義已超越了建築，而成為一件離奇又璀璨華美的現代工藝品佇立在略顯陳舊的洋樓群中。

記者／王丹陽 攝影／蔡小川

今年7月，阿里巴巴網路拍賣平台上，儼然出現了這幢作價1.4億元的瓷房子，相比同頁面上幾百上千萬的房產，它的出現頗為稀奇，更蹊蹺的是它被撤回了兩次，終在8月8日等待落槌前被法院中止了拍賣。瓷房子在短短十幾天里逃過三劫，背後卻是一樁匪夷所思的民間借貸糾紛，民間收藏家兼市政協委員張連志的私人博物館之路在此刻露出荒誕的一面。

「瓷房子」奇觀

月初的天津驕陽似火，聽說瓷房子要拍賣了，附近的居民都聚集在外面指指點點，津津樂道著1.4億元的起拍價。他們都知道張連志這個人，是一個擁有奇特口味的收藏富豪，15年前，他開始在房子上捯飭瓷片，7億多古瓷片、1.3萬瓷瓶瓷碗、500多個瓷貓枕把整幢5層高的法式洋樓貼得嚴嚴實實。出於獵奇，這大概是五大道上最招攬遊客的景點，樹大招風之下老天津人各表意見，有的說好看，有的說古怪，也有歷史風貌保護界的民間人士說它醜陋，似瘡疤。

一道波浪狀的「平安牆」將房子和外界隔開，牆是600個青紅花瓷瓶子壘成，裡面灌注了白石灰，這是瓷房子的第一道風景。館員一律穿嚴密的黑色特勤作訓服，入口大廳前的崗亭保安也不例外，如同警衛般戒備而肅穆，對絡繹不絕的遊客不知疲憊地敬禮。這就是瓷房子的噱頭之一，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它已經被移交公家。不管牆外多少目光和傳聞，牆內是一波波揮汗如雨的旅遊團，講解員兩耳不聞牆外事，一遍遍解說著館長的創舉。

天津赤峰道上的瓷房子比起周邊老舊的洋樓，確實是個奇特的建築

房頂上有一條彩帶般的骨瓷龍逶迤成「China」的字樣，有中國和瓷器的雙重含義，龍首頂著一個純紅色釉五角星，據說來自館長收藏了30年的明代宣德年間祭紅瓷瓷瓶，為表達對祖國的一片赤誠心，摔碎後而貼上的。「盛世才燒祭紅瓷」，這種瓷釉不惜以瑪瑙、黃金、珊瑚粉燒制，進爐100件，能燒出一件都不容易。

在講解中，主人闊綽豪奢，不惜一擲千金的地方俯仰皆是，宛如置身於寶庫中。300多尊北魏、北齊的石雕像，300多件漢白玉石獅子、20多噸天然水晶瑪瑙；還有很多是隱匿的孤品，平安牆上8400萬元拍得的「御制琺琅彩庭園人物圖題詩燈籠尊」，門前的清初三彩琉璃獅是段祺瑞府流落出的舊物，進門處的銅鹿是慈禧宮裡的，門把手上是個清代粉彩牡丹紋飾官帽筒……樓內牆上貼滿一幅幅碎瓷拼就的名畫，「鎮館之寶」可謂是趙孟頫的《調良圖》和張大千的《荷花八屏圖》，不過，它奇特在用瓷片臨摹，它的價值連城體現在都是鈞窯、汝窯和祭紅瓷碎片。那些細節處的馬鬃人須，讓貼瓷過程中找瓷都要耗上半天。

也有人覺得他的東西不入流，在五大道的古玩市場瀋陽道上，一位研究瓷器30年的老先生噓道：「張連志啊，我們太熟悉了，80年代時沒人要的瓷瓶他一車車幾百塊地往回拉。」一拉都是同樣花色的瓶子，嚴格來說是並不值錢的嫁妝瓶，「我們行家叫『疙瘩碗兒』（指劣等器物）」。這位老先生跟多數質疑者一樣問我，「真正值錢的東西有誰是往牆上貼的？」

張連志不在乎這些，如果不是債務糾紛，他會出現在人聲鼎沸的小樓中，傾情地為遊客解釋他的設計和想法。他多次聲稱「縱有家財萬貫，不如鈞瓷一片」，但他不惜碎之貼在畫里，為的就是那「哇」的一聲，給人以衝擊力。為此他不知摔碎了多少瓷瓶瓷碗，用不同形態的瓷將整個有稜角的建築包裹得精工細雕，「美嗎？很美！」他無意識地重複著這句發自內心的話，瓷房子的鈞瓷共計上億片，張連志稱「你只要發現一片新的給你10萬」。

從小樓正中間的回馬廊直瞥樓頂天花板，是一幅令人發怵的似藤蔓似龍爪的立體石像，像一團邪魔的煙氣盤亘在頭上，又被斑駁的瓷片所固定。講解員告訴你，這是女媧伏羲造像，館長熟讀《山海經》後的創意。這座佔地僅千把平方米，集儒釋道和民間信仰於一身，又兼存了封建意喻和社會主義象徵的瓷房子耗費了張連志15年的腦細胞，2010年入選《赫芬頓郵報》的「全球十五大獨特設計博物館」，翌年被市旅遊局評為三A級景點。

天津瓷房子主人兼設計師張連志撫摸古董瓷片貼成的樓梯扶手

著名民間收藏家

但是，這座房子應該說一開始就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也就是最近，人們才知，它價值連城的背後是一樁暗中操作的民間借貸，光鮮亮麗的反面是同樣的意味深長的資金窟窿。許多記者都來找張連志，出來的報道都無法為他證明「清白」，或者挽回命懸一線的拍賣，所以他經常躲在瓷房子的後樓里，對那幾個員工感嘆人心不古，也大嘆現實世界中的交易跟古玩圈的差別。

雖然張連志很少曝光過自己的身世，但外界流傳他生於僅幾百米之外的義大利風情街，祖上是做鹽業生意的買辦階級，舅老爺是吉林督軍孟恩遠，從小家裡有不少古物。這些古物在「文革」時被毀，原本住獨棟洋樓的張家後人也是飛鳥各投林，「老七」張連志從此與兄弟分家，成為72家房客之一，七八十年代時他並不與眾不同。鄰居記得他親切而懂事，最早在感光片廠卷膠捲，80年代成了這座北方城埠難得的下海商人。

那時，他在街上支棚子賣布頭，都是從廣東、上海倒騰來的，當地人稱「倒爺」，讓他賺了第一桶金，1992年，他開了天津第一家活鮮餐館「粵唯鮮」，那是借鑒了廣東的生猛海鮮飯店而做的，在當時的天津可謂開風氣之先。那時，餐館門口放著個籠子，裝著猴子、鹿等奇珍異獸，路人無不驚嘆，而吃飯更是要排隊等號，最興旺時訂位需早3個月。這家餐館成了張連志的財富發動機，很快天津人發現，他在加拿大定居又有了房產，復又出現在天津已是一身毛衣夾克、洋氈帽的華僑做派。

張連志骨子裡仍然是老派的天津閑散人，操著一口順滑的津腔，有人說他是天津「老炮」，但這種對傳統的痴迷是裹藏在動輒上萬元的名牌西裝里的。張連志曾對媒體表示，他六七歲時就跟著爺爺奶奶收藏古董，被蒙上眼睛摸瓷器的里胎外肉，猜對朝代就被賞點心吃，沒有猜對就是「不開門」（指不入行）。他的侄子張帆從小耳濡目染，「文物鑒別的道道有些是祖傳而不可奉告的，叫『一眼白』，看一眼就知道值不值錢，價格合適了就成交」。那年頭海河三岔口河底淤泥常提上來碎瓷，是歷代隨運河北運而來的貢品，停船檢查時凡不合格的就不得進京，就地打碎沉河，張連志的父親喜歡收集這些。

瓷房子里有不少傢具是清朝的，或源自張連志祖上

90年代末，天津召開財長會議，粵唯鮮成了市政府指定的接待餐廳，為了製造點噱頭，張連志將古瓷片貼了整整一面牆，從而引來外國太太們「china，china」的驚嘆。張連志由此被啟發，想要做一個與瓷有關的博物館，瓷房子的前身就在2000年被相中了。那時的張連志長期定居加拿大，也曾看中一個古堡，房產價值僅三四十萬元，但修葺協議上的強制性修復成本高達千萬，這使張連志卻步了，想著還不如回國搞。當時天津五大道上的洋樓雖是公產卻均無文物身份，張連志找到這座磚木結構危樓時它是工商局的「三產」，閑置了十幾年。

「說真的，當時拆掉也就拆掉了，從一樓踩一腳，天花板上會掉灰。」張連志這麼說。這棟5層樓、通體黯淡的法式洋樓被重新加裹澆築，張連志天馬行空般的「創作」開始了，無底洞般的燒錢也發生了。沒有圖紙，時常是靈光一現，今天畫這些，明天畫那些，張為了討好工人，給他們唱歌跳舞以激發積極性，但很多細節上他至今都覺做得死氣不靈動。

2002年，房子正式過戶，作價3000萬元，幾年後天津開始實施房產證和土地證二證合一，瓷房子面臨千萬的土地出讓金缺口以及千萬元的工程款。房子的人工成本之巨讓他的粵唯鮮文化創意公司幾乎失血，不辦理二證合一就無法從銀行抵押貸款，於是張連志開始和小額貸發生了交集。

神秘的「救星」

2012年，張連志已經在小貸圈裡滾了3700萬元債務，急著還錢。據張連志的助手黃曉燕回憶，那年他們認識了一個自稱是農業銀行後台的人，名叫單輝，時年30歲。同為天津人的單輝長得精悍乖巧，張口閉口叫著「張伯」，很是有禮。他稱自己的父親是建委的人，經常光顧粵唯鮮，和張連志有淺交。只是，當張每一次問他父親是誰時，他都推脫說「以後再說，這不重要」。

單輝擺出的另一個身份是「天津鑫澤小貸公司的副總」，這家公司同年成立，是天津富士達自行車公司的老闆辛建生主投的。但張連志不過問這些背景，從他和黃曉燕的多次講述中可以聽出，在小貸圈中，英雄不問出處，有錢就能私人間借貸，背後的公司有時只是應付監管的幌子。張連志的公司除了30來個館員，只剩下三四個日常運營，他為了瓷房子而關了餐廳，從此遣散人員，公司架構不再完整。那天，他帶著一個2009年剛畢業的財務林更，和小助手黃曉燕去見了單輝。

對張連志來說，古董圈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一筆頭生意，比如看中一個什麼了，讓對方留著，然後湊錢來提。按照他的說法，長久以來浸潤在這種交易方式里，這行不流行合同、協議、白條什麼的，所以理所應當覺得借錢也是朋友間私下裡口頭約定，之後就憑個人信用了，反正老一輩人都不會賴賬。據黃曉燕回憶，當時單輝一再對他這位知名收藏家兼市政協委員表示敬意，把一側的她也感動了，「雖然我們找人家借錢，但人家不是頤指氣使」。

房子中間的回馬廊

沒有合同，但他們順利地約定了5000萬元，只是在幾天後去房管局做他項權抵押時，補簽了合同。黃曉燕說：「單輝的意思始終是問銀行貸款才是最正規的資金渠道，一直是在提醒我們。」相比之下鑫澤小貸的月息是兩個點，年息就在24%，不是長久之計，而銀行貸款的先決條件是二證合一。此時，已經停業並籌備做另一個博物館的粵唯鮮也未辦理二證合一，並負債纍纍，欠有銀行1000多萬，張連志的想法是，把土地連同房產一起盤活了就可再滾抵押貸款，借新補舊。單輝輕易說服他們再借5000萬元。

這5000萬元從此埋下荒誕的種子。黃曉燕記得，她去過鑫澤小貸的辦公室，給一個叫崔洪生的總經理交了營業執照、信用擔保和銀行流水等各種證件，對方在單輝的描述里是個東北的富二代，也是鑫澤的金主，「非常有錢，你們不要張揚」。這次，聽起來對銀行業務了如指掌的單輝對張手下的林更提了個要求，去辦一張某銀行的大額卡。「他對我們說，把個人流水做得好看些，這樣以後就容易貸了。」黃曉燕說。他建議，就用這張林更名下的個人卡來走賬，不必走公司賬戶，否則銀行手續更麻煩。

事實上，鑫澤的註冊資金是5000萬元，按照天津對小貸業的借款限額，對同一借款人貸款餘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10%，這也是為何不能走公司賬戶的原因，而這種通過自然人轉賬，再出具委託劃轉證明的做法在小貸雙方看來都是通行做法。進貴賓室前，單輝指導了林更這個畢業不久的新人一套開大額卡的說辭，其中包括「幫銀行增加存款」，等卡開完後，被他連同硬卡、密碼和U盾都拿了走。單的意思是，這張卡就交給他來保管，由他來「把流水做得漂亮」。

借和貸的羅生門

按張連志一方的說法，他再也沒有過問這張卡，讓手下給單輝提供了7個供應商、施工方的賬戶，讓對方直接把工程欠款打給他們，共計1500萬元左右，對方收款後，發來確認函，就算結束了。瓷房子的後樓辦公處就像個小型作坊，交給幾個姑娘和他的侄子打理，張連志自己說，他是那種滿腦子古董，而在現代公司制運營上缺根筋的人，當時任用黃曉燕和林更也是看這兩個孩子挺老實。

黃曉燕說，館長至今對財務流水不上心，具體借多少欠多少都沒概念，所以還不如她和林更對事情的脈絡清楚。她認為，把卡讓單輝來保管是他們最大的疏忽，其間張連志也從未問起卡的去處，林更更是認為單輝親如家人，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等到翌年7月，一個叫辛建生的富士達公司的老闆把他們叫進廠里，張才恍悟這卡里的手腳。辛建生是鑫澤真正的法人，彼時他開篇就問：「這欠下的一億準備什麼時候還？」羅生門就此開始。

按黃曉燕的說法，張當時懵了，怎麼是一個億？等對方拿出所有的流水單和打款憑證，才「第一次看見這張被單輝拿走的卡在2012年10月打進了5000萬」，匯款人是鑫澤的會計，而辛又拿出了同年同時和這會計簽訂的「委託劃款確認書」。鑫澤一方證據確鑿，辛建生咬定說打到了林更的卡上就相當於給了你們公司，別的他不管了。

按照張連志一方的說法，因覺得「雙方立場一致」，張對此提議沒有多做他想，就將此事交給辛建生安排，再由自己出面來告。張連志一方的回憶是：沒過幾天，辛建生帶著一位東麗區法院的執行庭副庭長陳樹清（化名）把他約到一個叫璞御的海鮮餐廳，在這位陳庭長的說法里，建議張把這1億拆成20筆500萬簽20份借款合同，一方面作為報案憑證，一方面是區法院只有權管轄500萬以下標的的案子。張連志說，這位庭長當即拿出20份借款合同，他都簽了。

樓梯牆上到處是瓷片臨摹的中國名畫

張連志認為有一個細節能確認單輝是在「詐騙」：一次他帶著一堆公章和姓名章去和單輝喝酒，酒過之後還唱了KTV，翌早發現章不見了，「電話中他說別提了，在我這兒呢，你以後小心別多喝酒啊……」他現在認為，這章是被偷用了，雖然辛拿出的一大堆收款確認函上都有他的章，但按照這行的規矩，好多都是空白件上蓋章，他不知道。

可是，辛建生幾乎全盤否定了張連志的說法，他認為這就是一個老賴，心裡對所借賬款一清二楚，忽悠外界說自己不懂現代財務制度。他記得第一次見張時，張一身奇裝異服，梳著油光鋥亮的陰陽頭，滿嘴跑火車，講話不著邊際，關鍵是他認這1億的賬的。辛建生自稱不認識單輝，那只是小貸間普遍存在的一個中間人，作為投資人，他是不過問這些外頭人的，當時要求見張連志，只是一年期到了，那2%的月息沒有收到一分錢。

「他當時還求我給他時間去銀行貸款，建議把瓷房子過到我的富士達名下，讓我把房子作為擔保抵押來貸款，當然我不同意，我要這房子幹嗎！」辛建生這樣告訴本刊，他斬釘截鐵地表示當時張絲毫沒有提及自己是被騙的，他對張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作為有頭有臉的政協委員，「一把年紀了幹嗎穿成那樣？」辛名下的富士達是天津主要的ofo小黃車供應商，單車和摩托車訂單延伸到北美和歐洲，常年不在國內，對於小貸部分一開始是撒手的。

至於後來有否介紹陳庭長給張認識，他更是否認。「從來沒有在璞御餐廳跟張連志吃過飯，更沒有介紹東麗區法官給他。他是2個月後找我說，自己被單輝騙了，我當時建議，你去和平區或東麗區告都可以，要是來東麗區我介紹人給你。」

拘留42天

辛建生咬定張連志是個睜眼說瞎話的人，包括後來一連串對上庭的描述也是無中生有，從2012年8月民事立案至今5年，其間經過三次調解協議，仍未弄清真實款項，大名鼎鼎的天津地標瓷房子背後的羅生門還在往更離奇的方向發展。今年7月末，張的代理方北京京師律所開了個召集眾法律學者和記者的「瓷房子拍賣門法律研討會」，會上有學者問張連志，作為一個多年古董買賣的生意人，既然沒有借1億，怎麼就會在那20份500萬的合同上草率簽字，張連志被問得啞口無言，但與會者傾向於認為這次他是被訛詐的，「等於說進了一個局」。

在京師律所的抗訴申請書上寫明，2013年8月12日，張接到辛建生電話去東麗區法院辦理控告單輝的手續，但張連志卻被直接帶到了審判庭上，被要求籤一堆材料。「出於對法律的敬畏，毫不猶豫簽了字，從進入法庭到簽字離開，不超過10分鐘。」張連志說他根本就沒看那是什麼材料，事後，黃曉燕向所有前來採訪的媒體稱，其中有民事裁定書及調解協議，等於說用法律的形式做實了張連志是欠了一個億。

辛建生告訴本刊記者，那又是對方的臆造，實際上他7月就電話知會了張連志，「我要開始民事訴訟了，他是知道我要告他了」。張連志不知所簽為何物的說法也引來記者會上諸多質疑，但他表示自己本來就不懂法律程序，對方叫簽就都簽了，以為簽了就能告單輝。直到翌年1月，張連志向市公安局經偵科報案，2年後，警方以查不到犯罪事實將此案撤銷。對辛建生來說，「先刑後民」是一個折磨耐心的過程，他自稱也是受害者，「為什麼公安查了兩年查不到犯罪事實？單輝和張連志間也有私人協議啊，可能在中介費上發生了矛盾」。他這麼說。

用瓷片貼出的窗棱，為了適應建築風格，瓷片的選擇花費不少時間

去年夏天，經偵無果的情況下，張連志以「拒不執行法律生效文書」「拒報財產」等理由被連續拘留了42天，他是在麗思卡爾頓的房間里被帶走的，已經住了7天，愛豪奢和擺闊也使他在外面到處留話柄。至被拘留前，他們沒有還對方一分錢，一瞬間，「老賴欠賬一億不還」的新聞在坊間擴散。張連志認為，這給他造成很大的心理陰影，在他說來，沒有搞清到底欠債多少的情況下就不該還錢。「如果我真借了1億，那麼我把瓷房子送給你。」他逢人就這麼說。

京師律所的律師龐理鵬告訴本刊，張連志好面子，一直以來都認為凡是能靠個人信用背書的，就不要麻煩第三方，所以在請律師上也猶豫不決。正如他之前一直認為寧願向不認識的民間高利貸借款，都不要向熟人開口，出了問題還盡量自己藏掖著。直到今年7月中旬，瓷房子將被法院執行拍賣，他才驅車趕到北京求助於大所的律師。

代理人之一的龐理鵬指出東麗區法院在此案中的種種越權和漏洞，似乎能隱約指向辛建生與該法院間可能存在的千絲萬縷的勾連。「事實上，在有房產查封的情況下是不該進行拘留的，張名下的瓷房子和疙瘩樓（粵唯鮮酒樓原址）在2013年8月就都被查封了，法院盡可以執行而不是抓人，這就涉及以拘代執。」龐理鵬告訴本刊。在案卷中，有一份簽於去年7月21日的拘留決定書，理由是「拒絕申報財產」，而8月3日，拘留所中的張連志收到了一份「報告財產令」，限其收到此令1日內報告近一年的財產情況。

拘留所中的張連志切實感受到有生以來最大的打擊和恥辱，比起借貸糾紛，他更願意向媒體痛陳那次經歷：拘留期間心臟病發被送到一所中醫院卻不得住院觀察，靠吃速效救心丸和阿司匹林緩解，好不容易被送到有底檔的胸科醫院，卻被所長強行帶回，「這是東麗區的重刑犯，法院安排下來的」。張連志問：「如果我死了呢？」「死了我負責！」這位市政協委員那一刻感到命如螻蟻。

騷動的地下拆借

羅生門產生的實質是兩名天津「老炮」的暗中角力，誰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張連志單方認為單輝是這起連通詐騙中的騰挪者，而辛建生卻不承認與之有關係。單輝幾乎成了案中屢次被提的隱形人，已經被撤了案，沒人再去找他，事實上他也已經發跡並成為角力的第三方力量。很多人都納悶，只要證明流水單上單輝的確向自己名下轉了錢就犯罪事實成立了，但是經偵並沒有抓他。這樁淹沒在口水戰中的案子的導線是民間金融中不可小覷的監管漏洞。

「要抓單輝是抓不到的，他現在倒賣商品房起碼已經賺了一個億」，同樣和他有過節的戴忠才出現在法律研討會上，他形容自己也是「被騙者」之一。應該說，老戴是看著單輝成長起來的，當單輝在張連志面前自稱是鑫澤的副總時，他的真實身份是濱海區一家投資公司的總經理，而老戴是董事長，兩人合夥關係。老戴在80年代時在山東某紀委工作，來天津下海做商業地產開發，「這小子經常在外稱我是他乾爹，把我是紀委的說成是天津建委的」。

在濱海區臨港的一套商住兩用二室一廳里，老戴跟本刊記者回憶起他和單輝幾乎一事無成的2012年。屋內四壁蕭然，一個僅有的自動茶桌顯示著主人並不起眼的生意。單給他最初的印象是機靈又聰明，2011年時，老戴在濱海賣商業地產，單輝和老婆開著一輛七八萬元的寶來車，以一個民間賣樓中介人的身份出現，他們約定合作賣樓，一個月後單輝得到一筆25萬元的勞務費。兩人開始合作公司，去外地拿地，跑了一年沒成效，老戴開始問老朋友辛建生借錢。

也就是以私人銀行卡收了辛建生2500萬元借款後，他將此卡交給當時在公司任財務的單輝的妻子顧靜，約半年後發現此款並沒有匯入公司賬戶，而是打到了單輝的個人卡上。「他就開始不出現了，說我的錢還沒有回來，就用一用，我覺得他發賴了。」老戴覺得他比張連志幸運的是，這2500萬元是直接被單輝整個划走了，自己沒有用到一分錢，所以在法庭上能撇得乾淨。至今單輝沒有還這筆錢，而老辛也沒有催債，老戴就懶得去申訴了。「他是我公司的人，頂多以挪用公款去告他，沒法告他詐騙啊！」老戴稀里糊塗地過了5年，在他的口吻里，這個圈子熱錢滿天飛，動輒千萬數額如同過家家般草率隨意。

「20年前，4000萬元民間借貸就一張紙，兩邊蓋個章就完了，我們這個年紀的人是不會發賴的，哪裡像現在一寫寫五六頁照樣出事。」他說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小貸公司只是個門面，背後的實質就是個人間的高利貸，「像單輝這種中間人表面上跟你談3個點利息的，肯定自己抽掉1個點」。老戴開的是房地產投資公司，但私下裡他也放貸，「這個圈就是這麼個圈，小貸公司無權放的個人可以無限放，慣例上要多幾個點」。

他不能確定單輝是否與老辛有過勾兌，但他知道，後來去了老辛那兒當總經理的崔洪生，一開始是濱海某個易初蓮花的拓展部職員，曾找他租過樓。單輝就是通過崔洪生介紹來的。「他倆是一對，沒錯」，他這樣分析，他認為這一對到處招搖撞騙的「混混」是事件的始作俑者。一年後，當他找到單輝，對方已經在河北香河縣的一處房地產公司賣樓。「他賣樓就賺了1億，在梅江買了套1700萬元的別墅，所以那房地產公司的老闆跟我說，你們要抓他很難啊！」

把崔洪生聘為總經理的辛建生告訴本刊，這是公司籌備之初疏於管理的後果，他是「經熟人介紹，以為崔洪生有財務管理經驗」，但對他的底細一無所知，更不知有個單輝裡應外合。「這就是小貸普遍存在的情況，中間人一手拖兩家。」鑫澤的現任總經理是辛建生的女婿王嘉臣，他這麼說。

荒誕的尾聲

王嘉臣稱鑫澤小貸是為解決富士達上下遊資金短缺而成立的，很少放如此巨款給生意圈外的個人，就因為崔洪生在位時製造了多筆呆賬，所以他在2013年被炒了。目前，鑫澤的辦公點在天津第一高樓環球金融中心內，接待處只掛富士達的名字，僅四人運作的小貸是並不對外宣傳的副業。「你別看這樓里都是投資公司、諮詢公司，其實都是放貸的，所以有時進出能看見一些畫龍畫虎的黑幫，都是幫著討債的。」王不諱言。

根據銀監會2008年出台的《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第四條，同一借款人的貸款餘額不得超過小貸公司資本凈額5%。三年後，天津市金融辦亦發布對小貸公司審批監管的《暫行細則》，公司對同一借款人貸款餘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10%。此案中，鑫澤的註冊資本為5000萬元，倘若1億借款屬實，那麼遠超這10%。所以，通過自然人走賬這種「體外循環」的玩法就大行其道了。

「體外循環對小貸來講很正常，比如自然人間往往有多張個人卡，都是走賬用的，收回來的款立即匯出作為下一筆的貸，所以跟公司賬戶很容易脫節，造成壞賬。」龐理鵬說。天津瀛略律所的主任胡明春這樣告訴本刊，如果違反以上10%的原則，小貸公司只可能會受到來自金融局的處罰，法律上來說借款合同仍然生效。「哪怕是自然人走賬，只要委託劃轉書是存在的，那就有法律效力。」

王嘉臣將兩筆5000萬元的所有委託劃轉書攤在面前，以上均有張連志的公司章或姓名章，無論如何他認為這是賴不掉的。「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一個案外人（指單輝），可那麼多手續上都沒有他，我們討論的是黑與白，但張連志討論的是紅，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把錢打給單輝又後悔了呢？所以說為什麼是老賴呢……」王很不滿，彼時他正迫切地等待著8月8日的拍賣，好補上這筆5年的賬。

6日，法院宣布，瓷房子拍賣中止，其中的原因不僅是律師提出的種種漏洞，更不可忽視的是該房子目前可能是文物，到底是剝離掉瓷片，房子單獨拍賣還是連同裝飾物一起拍賣成了另一個坊間的熱議。張連志當然不同意前者，因為這是凝聚他15年心血的完整的作品，他也就是在拍賣前才知道這房子可能涉嫌篡改歷史文物。這是對他另外一個打擊，也為這出羅生門再添荒誕元素。

對多數遊客來說，跟瓷器合影是來瓷房子必做的事之一

2003年，也就是黃榮良故居被張連志買下的第二年，天津市文物局開始陸續發文要加強對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之後區文管所公布了轄區內「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其中就包括了黃氏故居。幽默的是張連志當時已經在房子上大張旗鼓地「創作」了，之後順利地升格為3A級景區，多年來高官雲集、接待參訪無數，「50多個國家的大使來這兒拍過照呢！」他認為，這房子就算當年拆掉也沒人來管，「拆掉也就拆掉了」。

法院中止拍賣的理由是，要核實並等待「相關主管行政部門明確態度」。張連志眼看又逃過一劫，但因多一條頭緒而前途未卜，他要開展的是更長遠的申訴，黃曉燕向本刊總結道：「做私人博物館真的很不容易。」辛建生的焦灼更勝一籌，法院撤回拍賣相當於眼看要回籠的錢又飛走了。「張連志根本就沒錢，但我們又不能逼法院。」王嘉臣說。最近，張連志開始以拍賣展品的方式來籌資還款，從8月26日始，每個月拍一次，直到還上他所認可的借款數。

（感謝《新京報》記者王靜禕對此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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