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是什麼》推薦序：人生標準九

知識 08-25

今年給三本經典認知科學讀物寫了推薦序，近期第一本正式上市了，是弗林教授的《智力是什麼——超越弗林效應》一書。是的，就是三十年前，引發了認知科學史上智力大爭論的弗林效應。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智商測驗的分數逐年顯著提高，這一現象被稱作「弗林效應」。弗林教授正是弗林效應提出者。在這本經典作品中，他描繪了一副新的人類智力圖譜，闡述了智力到底是什麼，以及現有智商測驗的缺陷。我寫的封底推薦語如下：

人類正在變得越來越聰明嗎？是的。智力可以提高嗎？當然可以。不僅如此，如果你將智力看做一成不變，還會阻礙學習。就像歐洲中世紀信奉地心說的人們一樣，當下人類智力觀還停留在地心說時代，認知科學家們正在發起 21 世紀新的智力革命。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智力革命中，弗林是最重要的科學家之一，正是弗林效應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智商測驗的問題以及人類智力本質。歡迎你閱讀此書，從智力的地心說時代步入日心說時代。

人類變得越來越聰明了嗎？在這個牛人輩出的世界，我們該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人類變得越來越聰明了嗎

1984 年 11 月的一個星期六，一位年已五十的心理學家在紐西蘭一所高校翻閱數據。他收到同事發來的荷蘭兩代十八歲少年的智商測驗結果。他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相同的測驗，那些 1982 年的孩子的得分，比 1952 年的得分高多了。人類是否在變得越來越聰明？這位心理學家好奇地給同行們發了封郵件，向全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申請數據。綜合來自不同國家的數據後，他發現了一個人類智商變遷的小規律：

每年智商提高 0.3% 左右，每十年提高三到五分左右。每三十年提高十二到二十個點左右。

這就是著名的弗林效應（Flynn effect）。這位好奇的心理學家就是弗林（Flynn）。1987 年，弗林收集 14 個國家的不同時期智商數據，在《心理學公報》（Psychological Bulletin）發表論文Massive IQ gains in 14 nations: What IQ tests really measure。

當時恰逢美國反思教育平等與種族主義的高峰期。另一位心理學家理查德（Richard J. Herrnstein）與合作者 1994 年出版了一本智商專著：《鐘形曲線》。理查德在書中提出 1）低智商人群容易出現各類犯罪與反社會行為；2）相對於白人與東亞人，非裔美國人各項智商測試成績越來越低；3）美國最低智商人群是一個印第安人保留區等。因此，作者們宣稱：1）智商測驗測試的特質是可靠的；2）這些特質是由我們的基因決定的，穩定且難以改變。

這樣的結論，在今天看來純屬胡說八道，因為理查德的結論容易推論：白人必然比黑人高明。但在當時，理查德們更在書中公開建議：減少外國人移民到美國，避免全國平均智商降低。

《鐘形曲線》一出版即為暢銷書。黑人與白人是否真有先天差異，成為美國當時熱門議題。弗林效應在這個公案中，也經常被各路板磚人士引用。但與理查德相反，弗林是一個堅定的種族平等主義者，研究智商的目的是為了捍衛自己的種族平等觀念。畢竟人類越來越聰明，憑什麼阻止黑人移民呢？憑什麼相信黑人的智商不如白人呢？憑什麼不給黑人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呢？憑什麼不能相信黑人智商在更好的教育環境下會提升呢？

解釋弗林效應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以往弗林提到的環境改善、生育技術改善、教育與對智商測驗的熟悉之外，在他 2011 年新作《智力是什麼？——超越弗林效應》與 2012 年新作《我們變得越來越聰明了嗎？》中，弗林日益相信一種新解釋，就是那些 1% 的由基因帶來的智商卓越的人，會主動去尋找更多新鮮刺激、更複雜的多元化工作環境，慢慢地，這些 1% 的遺傳優勢擴大為 99% 的優勢，遺傳給下一代，通過個體指數在個人層面擴大，通過社會指數在社會繼續擴大。

什麼是標準九

成為歷史公案焦點的「鐘形曲線」是什麼呢？它就是被高斯、高爾頓等無數人譽為上帝曲線的正態分布曲線。達爾文表弟高爾頓嘆道：「我幾乎不曾見過像誤差呈正態分布這麼激發人們無窮想像的宇宙秩序」。如下圖所示：

「正態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數曲線，因形狀似鐘形，被稱之為鐘形曲線；又因被高斯首先用數學證明，也稱為高斯分布。如果有機會讓我們穿越到 1809 年，與高斯一起玩個高明的思想遊戲：假設上帝是個苦逼的造人實驗科學家，他進行大量造人實驗。每次實驗結果都會出現誤差，比如人類的智商、身高、膽固醇含量等，那麼這些誤差將如何分布呢？

高斯，這位站在上帝旁邊的宇宙觀察者總會發現：無論上帝造人實驗結果怎麼偏差，一位「好」的人，必然是趨近算術平均值的。那麼反過來，我們推導這些誤差分布，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誤差分布的極大似然值必然就是等於算術平均值。當已經明確知道，人類的智商、身高、膽固醇的誤差分布的最終走向是算術平均值，那麼，反過來推導出正態分布的公式就變得容易了。

繼續沿著歷史長河漫溯，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這個年代正是心理學大出彩的年代。當時美國軍隊普遍採用心理測驗選拔將士，如何提高心理測驗結果的易讀性就成為剛需。首先是美國軍方採用標準九體系來表示測驗分數，接著，心理學家開始普遍將人格測驗、智商測驗的結果解釋降級為個位數，即標準九體系。

什麼是「標準九」（Stanine）？它是將正態分布曲線劃分為九個部分，平均值為 5，標準差為 2，除了標準一與標準九兩級之外，各個分數的範圍全部都是半個標準差。如下圖所示：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首先，它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測驗結果，心理學家對普通用戶解釋時，不用說你的「宜人性」是 68 分，而是說你的「宜人性」是 7 分；不用說你的智商是 115，而是說你的智商是 7 分；用戶馬上就明白自己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區間。其次，它能讓我們更好地整合不同來源的測試結果。一般來說，在平均數加減兩個標準差以內的是正常群體，在此之外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極端值。最後，它更符合大腦是個認知吝嗇鬼的習慣。我們難以清晰地認識到智商 135、100 分的孩子有什麼差異？但是，標準九與標準五的孩子區別一目了然。

社會比較會帶來什麼影響

標準九對我們有什麼啟發呢？一般來講，拿到標準七分（以下簡稱為標準七）以上的那批人只有極少數，拿到標準八的人只有 7%，拿到標準九的人只有 4%。事實上，大多國家的教育卻不是按大多數普通人標準制定，而是精英導向。為什麼要讓標準五的人與標準九比較，讓標準五努力成為標準九？

事實上，人類進化史長達三百萬年，進化出閱讀與教育功能的時間僅有數千年。我們大腦的閱讀功能並不是事先就在幾十萬年前被設計好，而是原本的大腦機制擁有進化出閱讀的可能性。閱讀進化，繼而進化處整個人類社會的教育制度。所以，今天的閱讀與教育就必然受到既有的局限。人類教育體制設計的初衷，一方面是為了解放家長時間，使得多數家長不受孩子拖累，有大段充分的白天時間從事捕獵、繁殖、戰爭、交易到科研、藝術等各項社會活動，避免年青一代與年老一代搶同樣的時間與同樣的地盤；另一方面是為了通過創造一種社會比較氛圍，提供豐富的社會刺激與多變的環境，使得那些聰明的基因能夠繼續保留，並變得更聰明，從而推動人類整體的繼續進化。

什麼是社會比較？它來自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費斯廷格的概念。一般劃分為：平行比較（與那些與自己差不多的人比較，比如，一個標準五與一個標準五比較）；向上比較（與那些比自己強的人比較，比如，一個標準五與一個標準八比較）；向下比較（與那些比這些差的人比較，比如，一個標準五與一個標準三比較）。

人的自尊體系非常有趣。身處標準七，會自以為是標準八，會與更多標準八的人平行比較，但一般不會與標準九的人比較，這就是認知偏差中常常提到的過度自信偏差、樂觀偏差等。一個極端的變式是心理學家杜寧（Dunning）與克魯格（Kruger）在 1999 年的發現，在 2000 年榮獲搞笑諾貝爾獎的杜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無能的人從不覺得自己無能，因為他們不具備識別自己無能的能力。杜寧們實驗發現，那些成績處於末尾 12% 水平的人會認為自己的成績等級至少在 67%，也就是身處標準三太久了，反而會認為自己是標準六。與此同時，那些能力更強的人往往會低估自己的能力，標準九們常常以為自己是標準七。

如果標準七的社交網路的前三層是標準九，那麼，這位標準七會很受打擊，很快將自己下移到標準六甚至標準五、標準四。而個當標準七在標準五區間呆久了，他會變得更有自信。另一個相反的極端是，標準七在標準八、標準九區間呆久了，會降低對自我評價。這就是教育心理學史上著名的大魚小池塘效應（Big-Fish-Little-Pond Effect，簡稱為 BFLPE 效應）。心理學家 Marsh 在 1995 年進行了一項實驗，將兩組超常兒童，一組放在超常兒童組成的實驗班；一組放在由普通兒童組成的普通班。一年之後，在普通班的超常兒童的學業自我概念（自我體驗和反省的能力）顯著強於實驗班學生。

如果標準六比較幸運地遇到良師益友，他們處於標準八區間、性格友善、善於做榜樣、正面鼓勵人……那麼原本的標準六會慢慢躍遷到標準七乃至標準八區間，這就是皮格馬利翁效應（Pygmalion effect）。

人的自尊體系會在不同領域反覆經歷這種躍遷或下降過程。這種反覆反覆的過程形成一個新的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標——韌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如果說人的心理健康可以用強度與韌性來形容。人的自尊體系多導向強度，而忽視韌性。那些韌性強的標準六能夠意識到，自己在科研這樣的領域可能能做到標準七，但是在藝術等領域只能做到標準三。這樣，他們的動機強度適中、自尊體系的來回拉扯不會導致情緒崩潰。

韌性差的標準六，大多數會走向極端——在每個領域都偽裝成為標準六甚至標準七標準八。心理不具備這種在不同領域來回拉扯的能力。整個人綳得很緊，表面上看是高自尊高成就動機，一旦在某個領域受到打擊。這個打擊還被社交網路前三層的人感知到了，那麼，他會脆弱得失去動力，滑向標準四乃至標準二。比如，Alicke 等人 1997 年發現個體應對消極的社會比較，會誇大優秀他人的能力，當你是標準七時，你常常不覺得標準八是天才；當你下滑到標準四時，你常常感嘆標準八是天才。你會發現，社會上的天才總是那麼多。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天才效應」（Genius Effect）。

如何成為更好的人

除了選擇不恰當的社會比較標準，比如，與盲人比閱讀速度；或者逃避正常的社會比較，比如，故弄玄虛故作清高。我們還有哪些積極的選擇？

從追求最優到追求滿意

將自己的目標定在標準六、標準七附近的中高區間而非標準八、標準九這樣的區間。這是一種極其符合心理科學原理的做法。西蒙將其稱之為，做【滿意的人—— Satisficer】，不要做【追求最優化的人——Maximizer】。

選擇友善的集體智慧創作群體

參與人類智慧的集體進化，這是最簡單的讓自己變得更智慧的方法。如開放科學、開源軟體、開源硬體這樣的領域。法國哲學家利奧在《後現代知識》一書中寫道：「知識的傳播不再是為了培養能夠指導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而是為這個系統提供一些能在其體制所要求的實際崗位上合格地完成他們的角色的扮演者。」

探索「可能的自我」

拿到標準八的人只有 7%，拿到標準九的人只有 4%，這批人是如此少，但小時候的教育卻是讓我們去與這批人去比較。這怎麼不可能行為癱瘓？！我們要避開進化帶來的社會比較陷阱。在一個智慧加速進化的時代，牛人與牛人、大牛與小牛會非常頻繁地短兵相接。很快，會將大量牛人拖下水，走下神壇。在這樣的趨勢下，一批人覺得標準八不過如此而已，於是繼續活在自己小世界，因為自己的社會比較標準已經下放。另一批人，卻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從訴諸外界的標準改為對自己的要求。如歐洲社會心理學創始人莫斯科維奇所言：

我沒有汽車，甚至不會開車。…首先要有一種尺度：某個人佔據第一的位置，他就代表進步。您必須接受同樣的尺度，盡量靠近第一位，否則您就是落後、欠發達的，等等。接下來，每一種需要都對應一種受到承認和貼好標籤的東西：如果您沒有這個東西，您的需要就沒有滿足。多麼蹩腳的邏輯！

小結

社會上永遠存在著一個「人比人」的問題。我們不會因為自己的愚蠢而悲傷，只會因為比周圍的人更蠢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