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歷史的與現實的

撰文：何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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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歷史的與現實的》（北京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是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何懷宏先生最新著作，何先生是當代倫理學領域極為重要的學者，這本文集是何先生近些年的思考集結。全書大致分為上、下兩輯，上輯主要探討正義在中國的歷史發展與現實狀況。下輯主要是探討正義在西方的歷史與現實。

何先生也藉助對西方最近出現的一些頗有影響的新著，介紹和評析了人類價值觀念的漫長時代的演變和發展，人們應當如何尋求光明而又理解黑暗，以及在羅爾斯之後和之外試圖解決正義問題的理論嘗試。何先生特別關注的是平等與自由的問題，因為當平等擴展到經濟領域之後，這兩者的矛盾變成不可避免的了。平等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主旋律，或者說一直是主旋律，但對它是否還是應該有一個恰當理解和適度平衡的問題？故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還需要重新審視。最後何先生還藉助對一本朋霍費爾傳記的書評，談到了作為研究者和實踐者的一個基本態度：即始終要面向人，正視人性與人道。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回歸古典自由主義的中道嘗試

了解當代美國思想學術的人都知道，今天美國被稱為「自由主義」的思想流派已經不是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而是一種更強調實質平等的自由主義，它有時被稱為是相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而言的更高級的自由主義，或者說是自由主義的左翼。這一左翼可以說是學院知識界的主流，與之相對的有自由主義的右翼——常常被翻譯為「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但這一譯名其實容易和哲學形而上學上與決定論相對而言的自由意志理論混淆，而這裡的「libertarianism」實際是一種政治哲學和理論，它強調的不是意志，而是一個人的全面活動的自由，包括經濟領域內活動自由的至上性，所以我更傾向於將「libertarianism」稱之為「自由至上主義」，而將古典自由主義稱之為「自由優先主義」，將當代的自由主義左翼主流稱之為「平等優先主義」。當然，這些都是在「自由主義」的範圍里討論，它們都沒有脫離自由主義的大範疇，即在政治領域內都贊成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權利，差別主要在於在經濟領域內是主張平等優先還是自由優先。自由主義在反對專制主義時可以保持為一個陣營，因為在政治領域內爭取自由和平等是一致的；但在處理經濟領域的自由平等時卻出現了分化，因為在這個領域內自由和平等並不能夠總是兼得。

托馬西在他的《市場是公平的》（Free Market Fairness）中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種中道，但批評者或可認為是中間偏右的中道。這也是一種理論上的彌補，因為他認為美國學術界偏左的理論十分豐富，而偏右的理論卻相當貧乏。作者對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概念做了一些梳理，追溯了西方從「古典自由主義」到「高級自由主義」的演變過程。昔日的自由主義主流觀點持有者已經變成了今天的自由主義的右翼，甚至自由主義的標誌也被左翼拿去了，他們變成了「保守派」。

或許是作為一種補充甚或糾偏，托馬西提出了一種對「市場民主論」進行獨特解讀的「自由市場公平論」（Free Market Fairness），認為「市場民主」理論可以結合他認可的四種觀念：1．經濟自由是自由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面向；2．社會是一個自發的秩序；3．制度和政策必須是為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所有人接受的，即必須能夠向這一社會中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慎思地證成；4．社會正義是政治評價的最終標準。如果說，前兩個觀念來自自由優先主義的話，後兩個觀念則是來自平等優先主義。而這兩方面是結合在一起的，即他認為經濟自由恰恰應該也是社會正義的第一級要求，即是與言論和結社自由、政治參與權利等基本權利分量一樣，個人經濟自由也屬於自由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我們用羅爾斯的術語來解釋，那就是經濟自由也應當列入羅爾斯的第一正義原則。

這種「經濟自由」包括經濟活動和契約的自由以及享有合法經濟活動所帶來的成果的自由，所以，「自由市場公平論」要把不被國家干預的財產權放到一個至關重要的位置，但也不將其絕對化，所依據的理由也和自由至上主義者有所不同。托馬西說「市場民主論」接受對社會正義的人道主義而非平等主義的解釋，更關心窮人對物質生活資料的絕對佔有情況而非平等本身，希望選擇最能造福於他們的制度。它尊重經濟自由的重要性，也堅持所有公民尤其是最弱勢的群體分享自由社會紅利的權利，並努力將這一最弱勢群體所能佔有的財富實現最大化，但認為我們必須小心地以一種尊重這些處境最差的公民的自主權和尊嚴的方式來為他們謀福利。

托馬西不是僅僅從效率、工具與手段的角度來捍衛自由市場，也從道德的角度來捍衛自由市場，他參照傳統劃分出人的兩種核心的道德能力：一種是人自身的負責的自主發展能力；一種是將其他所有公民同胞尊為同樣的負責自主性發展主體的能力。他認為不能自我剝奪，或者剝奪他人作為同樣的自主發展主體的基本權利，在提升人們的自主性發展的道德能力方面，經濟自由所具有的價值，和思想、信仰、集會、言論等方面的自由的價值十分相似。而且，財產權不僅本身值得捍衛，它還是抗擊暴政，保障其他基本權利的一個堡壘。

托馬西的理論是一種 「作為自由市場的公平」，但還不是純粹的市場、放任的市場，而是民主的市場、自由的市場。他的一個中心觀點是經濟自由仍然和其他基本自由一樣是基本的自由。他似乎在提醒自由主義者們：我們在引入高級自由主義的「分配正義」的觀念的時候，不要丟棄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自由。

也許從立國時候就有這樣的重視獨立的傳統，在迄今的美國社會，還是存在著一種相當強大的、被內格爾稱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至上主義」，它今天也常常被稱為「保守主義」。許多普通人即便並沒有成為豪富的希望，他們也非常珍視自己在經濟生活中的獨立自主。即便有些國家的稅收主要是向豪富徵收，他們也反對這些稅種，因為他們擔心由此過於擴大國家的權力。如托馬西所言：「他們將抵制這種稅收看作有關道德原則的問題。」他們自己在自我經濟決策的過程中，而不是無論名義還是實質的分享財富的過程中，也找到了自己作為主人翁的感覺。他們需要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一點特別值得玩味：如托馬西指出的，自由主義左翼在學院精英中是占統治地位的。在學術圈中，左派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已被廣泛接受，甚至可以說定義了「道德現狀」（moral status quo），但是和社會卻存在一定的隔膜。他們自認是最關心社會中下層的大多數人的，但大多數普通人的所望所求卻並不一定是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比如說，許多普通人可能更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的能力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們也可能寧願接受某些收入的差距而帶來的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

托馬西提醒左翼知識分子說，有些生活經歷所具有的道德價值只有親歷者才能深刻地體會，比如為人父母，自辦企業，等等。在許多道德問題的判斷上，一般公民比哲學家的判斷同樣可靠，有時甚至更可靠一些。如果大批普通公民的道德信念偏離了哲學家的道德假設，哲學家們也有理由根據事實來重新思考自己的道德預設。既然左翼思想家將普通人視作和自己一樣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就有必要考慮他們真實的所欲所求。

人們可能都有程度不同的對獨立和共契的需要，但偏重不同，有一些人可能更希望較獨立的、自立的、互相保持一定距離，乃至有一種冷淡但也比較寬容的社會；還有一些人則可能更希望關係較緊密的、互相幫助乃至依賴的、互相抱有更大熱情的社會。和歐洲社會有些不同，美國社會的許多人看來更重視前者，因而也更重視自己的生活和收入不被國家干預和侵犯，他們的態度相對偏右，或者說偏保守，對擴大國家能力抱有很大的警惕。許多普通人，包括小業主，乃至包括工人，對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和獲得幸福的路徑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茶黨」運動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和中國一樣，在美國近二三十年也出現了一種比較大的思想分歧和政治上的黨派分裂，雖然這種分裂的烈度不像中國那樣巨大和對立，但也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國家能力。

的確，如果說我們能夠享有良心自由、言論自由、政治自由，但卻不能享有經濟活動和穩定地擁有從這些經濟活動獲得的成果的自由，那麼，不僅一項重要的自由要被剝奪，前面的那些基本自由也難說能夠得到完全的保障。財產權常常是能夠保證其他自由的自由，這方面從「只有一個國家僱主」的社會中經歷過來的人應該說更有體會。自由的財產權和投資權也是最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社會財富，提高整體的收入水平，包括窮人的生活水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手段。

我們肯定經濟自由和市場，但的確也應注意社會是一個合作體系，注意人道和人性，也注意國情和民意。所以，一定程度的、偏向較弱勢群體的「再分配」也有其強大的道德理由。所以，我們也應推動社會縮小貧富差距，向「均富」的方向發展。但我對「均富」的理解主要是：所有人均是富有的，都達到了一種人之為人的體面生活，但它並不是對財富的完全平等的分配，並不是平均財富。經濟或者說物質生活條件是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但我們要注意區分經濟正義中滿足生命原則與滿足平等原則的不同，也預防在生活中過於注意和重視物質的危險。另外，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法治和監督制度，強調擴大政府權力的再分配就有可能只是將財富從一個少數轉到另一個少數手裡，底層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況仍然得不到根本的改善。

在自由主義的理論譜系中，或許托馬西是中道偏右，羅爾斯是中道偏左。羅爾斯的第二正義原則，尤其是最關心最弱勢者的差別原則雖然表現出一種平等主義的傾向，但羅爾斯通過「反省的平衡」來尋求「重疊共識」卻可以為尋求中道提供一個恰當的途徑，這種「反省的平衡」就包括社會常識與理論原則之間不斷的互相調整和修正。

左派理論多多，右派理論很少，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右派沒有自己富有影響的思想家，僅僅一個艾因·蘭德的社會影響，可能就勝過許多左派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當代西方知識分子很少為自由市場辯護，也許也無須太多辯護，自由市場自有它強大的動力和社會基礎。雖然作者談到可能來臨的左派思想的黃昏，但目前美國社會總的趨勢似乎還是朝著自由派而非保守派希望的方向發展，即向著更多的保護弱者和實質平等的方向發展。

托馬西說他並不奢望已經有確定立場的知識分子改變自己的觀點，他主要對那些還沒「站邊」的人說話。這樣一種比較低調的抱負也許反而更可取。總之，我以為在今天西方知識界左翼的思想理論流行，包括也在中國知識界流行的時候，聽一聽一個試圖尋求中道，但可能實質觀點偏右的思想者的聲音是有好處的。托馬西的思想理論不是憑印象和激情發言，而是一種非常認真的學術探索的結果，故而即便對不太同意其觀點的人來說，也是一項重要的思想刺激和理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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