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煒：大學的精神，800年造就的劍橋

2009年，劍橋大學慶祝了自己800歲的生日。正是從這一年開始，我們開始了世界一流大學的探訪之旅。到2016年，七年間，我們的足跡到了海德堡大學，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牛津和耶魯大學七所大學。好的大學是什麼？一流大學因什麼而一流？好的大學想培養什麼樣的人？大學生活對我們的一生有什麼影響？我們該如何度過大學的年華？這些追問和探訪是這組大學文章的主線，最後結集成《大學的精神》這本書。

本文節選自《大學的精神》，更多精彩內容盡在書中。

三一學院

國王街終止處，就是三一街的起點。在評議堂對面，是劍橋大學出版社書店，或者說是劍橋大學出版社讀者服務部，在這個書店轉上幾分鐘，最令人震撼的一個書架是「劍橋歷史」，我們都已經很熟悉那套《劍橋中國史》，從秦漢一直到《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皇皇10餘冊，但只是書架的一排。《劍橋中世紀史》、《劍橋伊朗史》、《劍橋東南亞史》、《劍橋俄羅斯史》等同系列史書排在一起，儼然是一個歷史方陣，如果二十四史需要一個專門的書櫃來陳列，那麼劍橋品牌的世界歷史也需要一個專門的書櫃。

走到三一街上，就看到劍橋更著名的一個書店——1876年威廉·赫弗創辦的赫弗書店，現在屬於布萊克韋爾（Blackwell）書店，但還保留著赫弗書店的原名，書店櫥窗里陳列的圖書都和劍橋有牢固的關係——霍金的《時間簡史》，世界上每一個追求智力生活的人大概都買了這本書；現任三一學院院長馬丁·里斯的《六個數字：塑造宇宙的深層力量》，這位天體物理學家的這本著作1999年全球26種語言同步出版；泰德·休斯的《生日書簡》，這位詩人當年在彭布羅克學院的宿舍里經常留宿女生，並且將她們洗完的內衣晾在窗外。

三一學院院長馬丁·里斯（黃宇 攝）

櫥窗里沒有小說——伊夫林·沃的小說《舊地重遊》在英國許多書店裡都有數個版本，那是一本和牛津大學有關的小說，作者畢業於牛津大學，小說也描述了牛津的大學生活。《獨立報》一位記者曾經撰文討論，為什麼劍橋沒有一本能和《舊地重遊》相比美的「劍橋小說」——劍橋有小說家福斯特、納博科夫、拉什迪。福斯特說過，「劍橋對一個作家來說不是什麼好地方」。納博科夫在《說吧，記憶》里談論過劍橋的生活，他從來沒有去過大學圖書館，連打聽圖書館在哪裡都沒有。「我不清楚，有沒有人前來劍橋大學，尋找我的足球鞋釘在黑色泥地里留下的痕迹，或調查我穿過庭院前往我的導師的樓梯時留下的影子，但我走過那些令人敬仰的牆壁時，我比遊客更饒有興趣地想到了彌爾頓。」

在赫弗書店轉上半小時，出門之後，走上幾步就看到了三一學院。劍橋有時候會驕傲一下，告訴遊客，這所大學出的諾貝爾獎得主比整個法國或者整個德國都要更多。在牛津和劍橋的諸多學院里，三一學院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多，至今共有31位，這所學院無疑是劍橋最富有、聲名最顯赫的學院，門口右側的草坪上種著一棵蘋果樹，那就是「牛頓的蘋果樹」，牛頓是在家鄉的蘋果樹下被掉下的蘋果砸到了腦袋，然後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三一學院門前的這棵蘋果樹是1954年從牛頓家鄉林肯郡移植過來的，幾乎不結果。

三一學院大庭院

牛頓當年居住在三一學院大庭院的E單元，每周都有人提出要進入那個房間拍攝，但那裡依舊作為院士的宿舍在使用。牛頓的塑像是第一個被搬進學院禮拜堂的，隨後有培根、拜倫等人的塑像被送入禮拜堂或圖書館。劍橋大學計算機教授羅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說：「正如火災使森林獲得新生，一個傑出的大學也使人類文化獲得新生——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都發生了改變。劍橋大學一直是最熱的噴火器，牛頓、達爾文、DNA，都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看法，劍橋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是最富有創造性的破壞性機構，那些最具有深遠意義的創新發生在自然科學領域，出現在17世紀的培根、牛頓及其同時代人之中。」

三一學院雷恩圖書館的屋頂上佇立著4座石像，代表的是4門最古老的學科：神學，法學，物理學和數學。圖書館中有5萬多本1820年前出版的圖書，這裡保存著彌爾頓的手稿，也保存著《小熊維尼》的手稿，該書作者米爾恩是三一學院的學生，維特根斯坦的遺作和手稿也保存於此。福斯特在一篇小說中這樣談論三一學院——人們既無法忽視他驕傲的光彩，也不能否認他的優勢，雖然這裡幾乎沒人費心思去強調他。我們來強調一下，《金枝》一書的作者詹姆斯·弗雷澤是這裡畢業的，「科學家」這個詞是1840年由三一學院的院長創造出來的，麥克斯韋爾是這裡畢業的，哲學家懷特海、羅素、維特根斯坦也屬於三一學院。

雷恩圖書館

除拜倫之外，三一學院還有一位偉大詩人，丁尼生1838年寫過這樣一首詩：「我走過長長的酸橙樹甬道/去看看他住過的房間/門上是別人的名字/我徘徊不前，裡面一片嘈雜聲/男孩們拍掌、乾杯、跺著樓板/我們曾在那裡辯論過/一群年輕的朋友/爭辯思想、藝術/工作和改變了的集市/還有國家的整個體制。」如今，丁尼生的塑像也豎立在雷恩圖書館內，注視著一代又一代年輕人在這裡學習和思辨。

羅素在自傳中描述過自己初到三一學院的經歷，他不知道廁所在哪裡，也不好意思向別人詢問，他經常因為性的衝動而在深夜跑步，他說在劍橋的最大收穫是「一種智力上的真誠」。然而，就是因為某種真誠，羅素曾被三一學院開除——他反對英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發表了過多的和平主義言論。

羅素在三一學院期間

羅斯·安德森教授認為，三一學院開除羅素是干涉「知識自由」，他說：「我們該如何讓劍橋保持名列前茅？從歷史中獲得的重要教訓是，學術的自治和知識自由是很重要的。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教會或者國家都曾試圖對我們進行干預，要控制我們。這些措施從未取得過預期的效果，但往往在一段時間內令我們停滯不前。最糟糕的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我們不被允許承認不信奉國教的新教教徒。劍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學者的自治社會，而不是像諸如博洛尼亞大學那樣起源於那種學生聯合起來聘請教師的社團。時間已經證明我們的模式是最好的。」

暑假之中，大門上貼著一則告示：只對由王室任命，新院長到任之時，要在門口把委任狀交給門房，門房將委任狀送到院士集聚的會議室，然後院士們排隊去打開大門，將新院長迎接進來。如果你被這樣的禮儀傳說所震懾，很可能就本學院院士和學生開放。這就把遊客及其他學院的學生擋在了門外，這所學院的院長還要錯過了參觀三一學院，事實上，直接推門進去也未必受到什麼阻攔。拜倫在這裡上學的時候，學院規定學生不得養貓、狗之類的寵物，於是他就養了一頭熊。牛頓在庭院里測量聲音的速度，他在這裡生活過35年。愛德華三世塔樓上的鐘聲每半個小時就敲響一次，好像在提醒你幾百年來時間都是以固定的步調流逝，而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如此密集地會聚著如此多的精英。

學習

莎拉·埃爾森（Sarah Ellson）如今在倫敦的一家法律事務所工作，1990至1993年在基督學院攻讀社會學，隨後又拿到一個法律學位。她說，劍橋、牛津的本科學位並不總能在就業市場上暢通無阻，所以她需要另一個學位。「我覺得，劍橋的教育觀念更多是培養學生的思考方法和精神生活習慣，而不是實際技能培訓。劍橋的許多老師的確擁有世間最聰慧的頭腦，如果我現在回到劍橋讀書，收穫肯定比我19歲時去更大。」

莎拉在音樂會上演奏大提琴，參加過話劇演出，但在劍橋最驕傲的事情是1993年作為學校女子輕量級划船隊的一員擊敗了牛津隊，這是6年來唯一一次勝利，她和她的丈夫就相識於基督學院的划船俱樂部。「我們生活在那麼美麗的地方有很多美麗的記憶，我們從船屋騎車去聽課，一起逛酒吧，在花園散步，在重新調整自己以適應這個真實的世界之前能有那麼一段時光真是幸運。」

劍橋大學博士朱莉婭·洛弗爾（Julia lovell）如今也生活在倫敦，擔任倫敦大學歷史系教授，校舍位於倫敦布盧姆茨伯里，緊鄰大英博物館和大不列顛圖書館。她說：「我離開劍橋的原因很簡單，劍橋大學不能給我提供一個終身教席，劍橋的傳統是每個領域只有一個教授，儘管這些年來教授的席位在增加，但在那裡獲得一個終身教席還是不容易。在我博士畢業之後，我在劍橋度過了4年愉快的教學生涯，我喜歡那裡，我的丈夫還在劍橋大學的英語系工作，所以我能同時享受劍橋寧靜的生活和倫敦的生活。」

國王大街，劍橋大學最繁華的一段街道。（黃宇 攝）

朱莉婭·洛弗爾在劍橋讀中文，她說，做這個選擇不是因為李約瑟或者哪位漢學家的影響，而是她在某一年的聖誕假期看了一部「007」電影，影片中邦德有這樣的台詞——我在劍橋學東方學。「我想，這是我唯一能和詹姆斯·邦德一樣的地方，所以我就從歷史系轉到東方學系。系裡的老師很好，劍橋在學習外國文化方面有很好的傳統，特別是印度和古希臘研究，可我是個笨學生，頭3個月我記不住任何一個中國字。我的老師花費了太多時間幫助我，我有時會覺得，能有機會在劍橋讀書是一種特權。如今，劍橋生活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自由的感覺，有那麼多事情可以干——學習，戲劇，音樂，體育——我是個很差的足球選手。」

在9月暑期到訪劍橋實在有不合時宜的感覺——每年暑假，會有一家劇團在各學院的草坪之上輪番上演莎士比亞的話劇，但他們已經演完開拔了。劍橋電影節還沒有開幕，免費音樂會也屈指可數，倒是各類體育俱樂部已經把招收新會員的廣告打了出來——板球、橄欖球、馬術、自行車、划船，後兩個體育項目中，劍橋出過不少奧運會冠軍選手，自然是這裡的熱門。但乒乓球也有俱樂部，土地經濟系另一位中國博士鄧亞萍只在乒乓球俱樂部出現過一次，打敗了劍橋排名第一的男選手之後就再也沒有露面。

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這樣回答我們的提問：「劍橋的老建築的確讓人興奮，但我在劍橋關注的兩點是女孩和創作。在本科畢業之後，我的確有機會在那裡讀博士，或者到哈佛大學去念歷史學博士，但我對現在的教育體制都持懷疑態度，所以我沒有接著讀學位。」德波頓目前經營著他2008年創辦的「生命學院」（The School of Life），這所學院設在倫敦的市中心，更類似一個能舉辦沙龍的小書店，他說，他創辦這家「生命學院」是為了教授人們「賴以生存的觀念」，以激勵人們通過閱讀和學習改變自己的生活。他希望能挑戰傳統的大學，重新組織知識的架構，遠離教化的知識。盡量給予人們本該是大學所給予的：通過文化的幫助獲得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智慧。

阿蘭·德波頓

年輕的莉婭（Liya）本科時以歐盟學生身份就讀於基督學院，今年將前往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是一位德國籍的華人，之所以選擇在劍橋而不是在德國上大學，她說：「劍橋的本科生教育採用導師制度，這是它最好的地方。相比之下，德國的大學教育過於自由化，沒有人進行管理，學生和教授之間也沒有太多聯繫，不像劍橋那樣，學生每周會和導師面對面地討論自己的作業。」

這個年輕姑娘對於大學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劍橋的最大缺陷是過於實用主義（Pragmatism），劍橋從來不會啟發學生去問自己：我在大學學習的內容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自己，還是社會，還是文化？這和英國的實用主義教育傳統是有關的。而我在德國得到的體驗是，教育的目標是人本主義的（Humanistic），一個人進入大學後要經歷一個成熟的過程，要和社會建立起聯繫，在這個過程中他才真正變成一個公民。實用主義的好處在於它的寬容，它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觀點。但過於寬容的危險在於，學生不再去思考學習的意義，大學成了就業培訓所。劍橋學考古的學生，第一年都會去倫敦的投資銀行找實習。而理論上，大學的本意應該是培養研究者。如果進入大學只是為了提升個人的職業空間，那麼大學是無法盡到它對社會的責任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大學都屈服於一種經濟理性。比如，劍橋原本有一個梵語系，但是後來被裁撤了，理由是缺乏經濟效益。劍橋把很多的資金都給了商學院，而許多的文科系所包括我們政治系，都有財政問題。」

年輕的莉婭在接受採訪之前就提醒我們，「我對劍橋可是有一大堆批評的」。她說她本以為劍橋是一個思想的天堂，可能在街上交談的兩個人都會在討論一些深刻的話題。但實際並不如此，於是她就聯合幾個同學創建了一個思想者聯盟（Thinking Society），每個月都會挑選一個大的話題進行討論，比如：何謂思考？何謂生活？知識分子的位置在哪裡？我們的大學是不是一個自由思考之地？他們請教授來就這些問題進行演講。「一開始我以為，學院越老越好，但後來才發現那些新一點的學院可能更為開放。比如克萊爾霍學院（Clare Hall），他們的研究生和教授是在一起吃飯的。而劍橋的傳統是就餐時學生坐低桌（Low table），教授坐高桌（High table）。這些傳統有時候徒有其表，比如在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上，就餐前院長會念一段拉丁文，而劍橋學生至少80%都不懂拉丁文。因為英國的高中教育進行改革後，已經不再要求學生學習拉丁文了。劍橋的傳統和社會的發展沒有發生聯繫，大部分人並不理解這些傳統，喜歡它們也只是因為神秘感。我認為，劍橋不能僅僅保留傳統的形式，而應當去思考其中的意義。」

格蘭切斯特草地

離老卡文迪什實驗室兩分鐘的路程，就是伍玻科學歷史博物館，嚴格說，這是科學歷史系的一間陳列室而已，樓梯拐角處張貼著學生的考試成績，博物館裡陳列著約1000件古老的科學儀器。伍玻曾擔任劍橋科學儀器公司的董事長，在退休之後將自己的收藏捐獻給學校，這些望遠鏡、顯微鏡、太陽系儀只能展現科學歷史的某一個片斷，相比之下，西德維克地質博物館則試圖用無數的石頭來涵蓋整個地球的歷史。

在這間博物館裡可以找到劍橋早期建築所使用的石材——劍橋本地所產的石灰石質量欠佳，克萊爾學院和國王學院之間的牆就是用本地石灰石構建的，從15世紀開始，學院能夠負擔從英國其他地方運來更好的石材，唐寧學院是用魚卵石構建，評議堂是用波特蘭石灰石構建。在地質博物館對面，是人類學系和考古系擁有的「人類學博物館」。

劍橋植物園在城外佔據一大片土地，那裡曾經是三一學院的麥田，學校對這座植物園的規劃是：「不僅要鼓勵人們對植物學的興趣，也要使花園成為一個令人愉快的所在。」植物學教授約翰·史蒂文·亨斯洛在1831年開始建設這個植物園，他在那一年還把他的學生達爾文送上了「獵犬號」，而達爾文帶回來的魚類標本及昆蟲標本則陳列在「動物學博物館」里。穿過唐寧學院的空地，蘭斯菲爾德路上的「斯科特極地探險博物館」正在進行維修，這裡展示英國人對南極和北極的探險，而劍橋大學也早在1920年就建立起冰河研究機構。這座城市中最為著名的博物館當然是建立於1816年的菲茨威廉博物館，這裡收藏了世界範圍內的眾多藝術品，會有各種主題的當代藝術展、畫廊講座和演奏會。

每一個博物館都會激發起你對某一門類學問的興趣，但流連於博物館的人數永遠不會比漫步在格蘭切斯特草地上的人多，這一大片草地上有一條3公里長的路徑，從市區徒步、騎自行車，或者划船沿劍河抵達格蘭切斯特村，在「果園」里喝上一杯茶，是劍橋最為經典的一條休閑路線。果園中也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紀念的是青年詩人羅伯特·布魯克，100年前，他租住果園的一間農舍寫論文，享受著英國鄉村生活的甜美，事實上，他躲到這個安靜地方來也沒能好好看書，不斷有朋友來拜訪，享受著坐在蘋果樹下看著落日的悠閑，這些朋友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羅素、維特根斯坦、凱恩斯、福斯特。在某些月色撩人的夜晚，布魯克和伍爾夫會到拜倫潭去裸泳，那裡離果園不遠，橫渡達達尼爾海峽的拜倫就在那片池塘里練就了自己的游泳功夫。1821年，拜倫在自己的日記中回想起在劍河游泳的場景，「那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

格蘭切斯特草地上的一對母女（黃宇 攝）

1909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布魯克在這裡度過了「最快樂的時光」，他說：「我不假裝能理解自然，不過我和她相處愉快。我看我的書，她料理母雞和風雨，我們都很有耐心。一位老婦人為我準備蜂蜜、雞蛋和牛奶，她整天坐在玫瑰花園裡幹活。」他寫下詩句：「池塘上方，河水是否甜蜜，和緩？」「教堂的鐘還停在差10分3點嗎？還有蜂蜜用來泡茶嗎？」1915年，這位27歲的詩人死在地中海的英國海軍的船上，埋葬在愛琴海一個小島的橄欖樹林中，他的詩里這樣說過：「如果我死去，請為我想想此事——外國的田野上有一些角落，它永遠屬於英國。」

在拜倫、布魯克這兩位浪漫的年輕詩人客死異鄉之後，這片草地又迎來了新的詩人。1956年2月25日，在劍橋大學的一個聚會上，西爾維亞·普拉斯與她慕名的泰德·休斯第一次見面，當休斯的嘴唇移到她脖子上的時候，她在他臉頰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出了血。4個月後，休斯和普拉斯結了婚，這年秋天，他們搬到了格蘭切斯特附近居住。儘管後世許多的孩子都會背誦普拉斯那句「我披著紅髮從灰燼中升起，我吞噬男人如呼吸空氣」，但更多的人會惋惜她的自殺，「死去是一種藝術，我要做得精彩」。

西爾維亞·普拉斯&泰德·休斯

在普拉斯的日記和她寫給母親的信里，經常能看到這片草地。「記得羅伯特·布魯克的詩嗎？我們在果園裡喝杯茶？」「昨天我們走了15英里，穿過森林，田野，沼澤，月光下的格蘭切斯特草地上沉睡的牛群。」「泰德和我在河上撐船，在格蘭切斯特的蘋果樹下喝茶，吃蜂蜜還有三明治。」「這天早上4點半起床，我們去草地上散步，我給一群牛朗誦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我讀了20分鐘，我從未有過如此智慧、專註的聽眾。」「開始時天空發出藍色的光芒，大顆的星星還懸在空中，之後轉為粉紅色，延伸至天際線時慢慢變得半透明。」當時，普拉斯在準備學位考試，泰德在附近的一所中學裡教書，她負責把兩個人的詩作列印出來，去參加詩歌比賽。他25歲，她23歲，還沒有為家務瑣事和別的女人發生矛盾，1957年春天他們離開格蘭切斯特，這片草地只記取了這對年輕詩人最美好的時光。多年後，休斯在詩里回首：「你的聲音穿過草地朝向格蘭切斯特，聲音漸沉，牛群入迷地觀看。」

如今，每天都有人穿過丁香花、栗子樹，走過草地，在果園的蘋果樹下喝茶，默誦布魯克的詩：「看看在格蘭切斯特的月光下，漸漸蘇醒的枝條，聞著令人興奮的芬芳，永遠記得，永遠記得，河水的氣味，傾聽微風吹拂小樹發出的嘆息。」拜倫、布魯克、泰德·休斯和西爾維亞·普拉斯賦予這片草地永遠的青春氣息，浪漫與激越的青年時代，對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情懷，刻骨銘心的愛情。他們的事迹與詩歌綿長悠遠，其力量比之平克·弗洛伊德的那首名為《格蘭切斯特草地》的歌曲要渾厚得多。

1924年，伍爾夫的一封信中這樣寫，你對劍橋感覺好嗎？這裡讓人「發熱」——準備考試的年輕人，後花園裡的樹和花，平底船，院士的花園，美麗到不那麼真實的池塘，智慧頭腦之間的辯論。伍爾夫說她尊重那種辯論的氣氛，但她置身事外感覺會更好，她當時到劍橋是做一個講座，她並沒有在這裡學習，但對更多的年輕人來說，花園、樹、河水、草地、圖書館、博物館、教堂，看見這些還不夠，他們還需要有一個智慧的頭腦，不是為了一場辯論，而是為了配得上這方水土這方歷史，配得上自己明明白白的青春。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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