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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科學院院士:定量研究最重要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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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最重要的是理念——訪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密歇根大學謝宇教授

來源 社會科學報

謝宇(Yu Xie),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統計學和公共政策教授,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博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在定量方法、社會分層、人口統計、中國研究、社會學,及社會科學調查與數據收集等方面作出了持續的貢獻。著作有:《科學界的女性》、《婚姻與同居》、《美國的科學正在衰退嗎?》、《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中文)、《分類數據分析的統計方法》等。

近日,就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趨勢、國內對定量研究的誤解、定量研究在公共討論中的作用等問題,本報特約記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曉萍,在上海大學主辦的「2013年社會學與人口學研討會」會場對謝宇教授進行了專訪。

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

需要比較好的調查數據作為支撐

國內「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為基礎的,類似的調查數據在國內越來越多,這些調查數據對社會科學研究有著怎樣的意義呢?

首先,社會需要了解中國變化的真實情況,這些調查數據可以滿足這一需要。比如說,大家對中國社會存在的不平等問題很感興趣,中國民眾對房價的增長很感興趣。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到底怎樣?不平等程度未來會怎樣?當前中國的房價增長有多快?不同地區的房價有什麼差別?人們平均有多少套住房?不同收入的人對房價的承受能力有多大差別?這些問題大家都很關心,但卻不知道從哪裡可以得到客觀、準確的答案。而這些調查數據可以滿足民眾想了解這些問題的需要。

其次,這樣的調查數據也滿足了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需要。因為社會科學要走向世界,就要用比較嚴格的方法,需要有很好的數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和其他數據滿足了這一要求。另外,也能滿足政策制定的要求,因為政策制定需要比較科學的數據作為依據。政府的數據,如統計局的數據是很重要的一個依據,但是這只是一部分數據,而且可能跟我們的調查數據是不一樣的。我們的調查數據能夠提供更中立、更全方位的關於中國社會的信息。我想,這些對社會現象比較深入的、長期跟蹤的全方位信息的提供,最終也會對政策制定有好的幫助。

從2004年起,您在中國積極推動社會科學定量研究的發展,包括培養研究人才和建立資料庫,當時是出於怎樣的初衷?

中國社會的變化很大,從以前比較貧困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中等收入的國家,並且自然科學、技術、藝術、電影、文學等各方面都在發展。我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也應該發展。因為中國是一個很有文化傳統的國家,而且社會變化非常快,比如說工業化、城市化、教育的擴張、收入水平的差距、婚姻行為的變化等,這些社會現象都需要用現代社會科學方法加以較好的研究。而這些研究以前缺乏比較好的數據。為了使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能夠與國際上的中國研究對話,達到國際上社會科學的標準,我從2004年開始,一是在北京大學開設定量研究方法班,把國外的專家引入中國,用英文講學;二是在北京大學建立「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項目,而且,也參與其他的調查項目,比如說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復旦大學的「長三角地區社會變遷調查」(FYRST),還有中山大學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等等。我覺得有了很好的調查和第一手的數據,以前研究中缺乏數據或者沒有很好的數據的狀況就能夠改變;而且這些數據要公開,讓不同的學者,特別是年輕人可以共享,可以對以前作的一些結論提出不同的看法,並在國外的雜誌發表研究成果。

定量研究最重要的是如何提出問題

而不是數據和統計方法

目前,中國的定量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往往存在著一些誤解。比如,很多人認為定量研究就是對一堆數據進行分析,或者就是用統計方法建立模型。您如何看待這些誤解?

我覺得目前對定量研究確實存在著很多誤解,很多人把定量誤認為就是數據,或者就是統計。可以這樣打個比喻:數據是原始材料,可以派不同的作用;統計是一種技術,是運用材料的手段。材料和手段都重要,但是假如說你不知道要做什麼,那麼就會什麼也做不成。比如,研究貧困問題,有很多可以測量貧困的數據,包括官方和各類調查得到的家庭收入數據;也有很多統計方法、模型和測量標準。但是如果不知道用這些數據和統計方法去研究怎樣的問題,那也還是做不成定量研究的。所以定量研究最重要的是理念,即怎麼看一個問題,看問題的哪個方面,然後怎麼驗證自己的看法。它是一個全面的過程,不只是數據,也不只是統計,而是運用統計來研究數據,來回答我們想要了解的問題。數據、統計方法、理念,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理念是最重要的。有些人的研究有數據,有統計方法,但不知道研究什麼樣的問題,這就不是很好的定量研究。另外,對於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關係,國內也有誤解。我認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並不是互補、並行的關係。定性研究是為真正的比較科學的定量研究做鋪墊準備的,沒有很好的定量研究,一些定性的看法或提法是不能得到驗證的。也就是說,定性研究本身很難驗證什麼東西,它可能給出一些啟發,是一個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講,定性研究是一個做準備工作的研究階段,而不是真正嚴謹的研究方式。比如貧困問題,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貧困是自我生產的,也是長期的。然而,美國「收入動態追蹤調查」(PSID)的數據研究發現,在美國,並不是所有貧困人口或家庭長期貧困、依賴社會福利。即使當貧困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沒有下降的時候,構成貧困群體的具體貧困個人和家庭也在不斷變化。「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2年的追蹤數據對中國的家庭也有同樣的發現——70%的貧困家庭在兩年間實現了脫貧。這是一個通過定量研究驗證定性假設的很好的例子。

定量研究呈現了跨學科、多方位

電子數據採集和國際化的發展趨勢

國外社會科學界對於定量方法的應用已經相當普遍,而且定量方法似乎已經成為跨學科研究的重要媒介,可以將腦科學、行為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理論容納到對一個問題的研究中。這是定量研究的一個趨勢嗎?定量研究還有哪些發展趨勢?

的確,社會科學本來就是一個大的領域,我們由於種種原因把它劃分為不同的領域,比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實際上,我們的研究應該是跨學科的。這有幾個原因,一是,研究方法是通用的。方法不能分為這個學科或者那個學科的方法,方法只有適用不適用、科學不科學的問題。沒有哪個學科能壟斷一個方法或一種數據。二是,一個社會現象本身涵蓋的內容就很多,比如社會地位就涉及到經濟學,因為對社會地位最直接的一個衡量標準是收入水平;它涉及到社會學,社會地位的獲得與家庭背景緊密相關,而家庭作為一種社會結構,是社會學所關注和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它也涉及到教育學,因為社會地位的流動很大程度上通過教育來實現。此外,它還跟社會心理、政治、法律、公民健康等有關,因此涉及到心理學、政治學、法學、醫學等學科。所以每一個研究問題涉及到的領域很多,人不能畫地為牢,而是要看所研究的問題把你帶到哪裡。所以,定量研究不是數據導向,不是方法導向,也不是學科導向,我比較提倡的是問題導向。提出一個問題,最終目的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要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任何數據、方法、理論、知識都可以用,而不分領域或學科。

除了跨學科研究的趨勢,定量研究還有一些其他的發展趨勢,比如多方位電子化數據採集的趨勢。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很多信息比如醫療情況、學習情況、手機使用情況、交通卡使用情況,都被電子化了,我們可以多方位地採集電子化數據,並運用到定量研究中。還有國際化的趨勢。以前定量研究主要在美國,現在不光在美國,從歐洲到亞洲,從非洲到拉丁美洲,幾乎所有地方都有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正在國際化。

您剛才講到多方位電子化數據採集的趨勢,「大數據」(Big Data)在當下的網路時代成為一個熱門辭彙。英國學者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和肯尼思·庫克耶(Kenneth Cukier)著有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也成為《紐約時報》的年度暢銷書。他們認為隨著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我們可以不用抽取樣本而得到總體數據。您認為「大數據」會替代抽樣數據嗎?

大數據的產生是一個社會現象,它會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數據。我們以後做研究會不可避免地用到這些數據。但是大數據也是有缺陷的,所以也不要迷信,認為有了大數據,其他數據都不要了,這也是錯誤的想法。現在有了大數據,只是多了一種工具、一個手段,由於它存在一些問題,如數據的深度問題、覆蓋率問題、樣本選擇問題、準確性的問題等,所以大數據本身不可能替代其他數據。當然,它還是彌補了很多以前數據的缺陷,這會是一個彌補性而不是取代性的變化。

學者參與公共討論要

有依據、負責任,不能越過研究專長

定量研究在公共爭論中也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中國當下的一些公共話語比較混亂,而一些學者加入之後,往往加劇了這種混亂。如果要做出比較好的研究,對於公共爭論起到實質性的貢獻,應跨過哪些差距?

我覺得這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很大的問題,不是所有參與公共討論的學者都是負責任的。社會需要一些學者對社會現象作一些評價和討論,但是國內一些學者,當然不是全部,在公共場合做的一些討論,我覺得是缺少依據的。因為他們對討論的問題還沒有做過很嚴謹的研究,或者其觀點只是得到部分驗證,還沒有得到其他人的認可。我覺得這種情況很不好,特別是對年輕人,他們會覺得只要有名望有地位,就可以對任何事情作出一些並沒有依據的評論。而有些評論在我看來只是一種觀點,比如房價會跌多少漲多少;GDP應該增多少漲多少,等等。嚴謹的學者也可能作出這樣的結論,但是,在作出這樣的結論之前,他會做大量的工作。他有很多的假設,沒有假設是不可能作出這些結論的,但是這些假設大家是可以討論的,比如說,這些假設對不對,為什麼做這樣的假設,是不是有可能導致推測、結論出現問題。不把這些東西講清,別人會以為你講的就是真理性的、必然會發生的事情,也不可能對你提出批評。所以,公共討論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對問題做了研究,一定要有嚴謹的研究步驟,而且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和別人的批評。所以對學者參與公共討論就有幾個要求:第一,一定要有依據,要把結論的來源和依據講清,要有依據,要有交代,不是以名望和地位來作為支撐,而是要以研究作為支撐;第二,參與公共討論的學者,應該只是參與討論他專長的做過研究的領域。沒有做過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討論的問題不能越過他的專長。(1390期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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