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是如何經營青海的？

（PS:本文圖片，由筆者數年前攝於青海）

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很多所謂「古老」事物，其實在歷史上往往誕生非常晚。比如被視為國粹的京劇，不會早於乾隆年間產生；新石器時代青海的喇家遺址中雖然已有清晰的麵條遺迹，然而今日諸位耳熟能詳的蘭州牛肉麵在1915年才被發明；日人所文明世界之鰻魚飯，要晚到德川家欽定漁村江戶為幕府之地，開拓周圍水稻田而形成。所以青海省俄國今日佔中國省級行政區面積第四大的青海省，除了海東一隅自漢代屯田設置郡縣，其面向西藏的廣大腹地除了吐蕃時代被統一，要晚到清帝國時期才被併入一個更廣大政治事體的版圖。而滿清兼并青海的頭號功臣，便是時不時在辮子戲中客串出現一下，事實上在雍正時期功高震主的首屈一指直至戰將，年羹堯。

（年羹堯是清帝國征服和開發青海的總設計師）

年羹堯（1679-1726），漢軍鑲黃旗人，在四川總督任上時值準噶爾戰爭，因為統籌督辦糧草得力（康熙前兩次親征噶爾丹均因為後勤的巨大困難而狼狽至極），升任川陝總督。後參與滿清與準噶爾的西藏爭奪戰，於1724年作為主將征服了和碩特蒙古王子羅卜藏丹津，然後將青海的廣大地方納入了清帝國版圖。

（曾經歸附滿洲卻最終不服而起兵的羅卜藏丹津）

自17世紀以來，和碩特蒙古人由位於新疆北部和外蒙西部的厄魯特（西蒙古人）故地遷入青海，成為當地實力最強的勢力和青藏高原上黃教（藏傳佛教格魯派，達賴和班禪均出自次教派）的護髮者。傳統上清廷和後世將和碩特王子羅卜藏丹津起兵成為反清「叛亂」，事實上就像將滿清-準噶爾戰爭視為「維護祖國統一」一樣荒謬。日本學者加藤直人（KatoNaoto）認為，和碩特人中一直存在著擁清派與反清派，而羅卜藏丹津和其同輩親戚察罕丹津（同位和碩特著名領袖固始汗之孫）分別代表這兩派。如同喀爾喀蒙古一樣，兩派內鬥給與了清帝一個將所有青海蒙古人置於帝國統治之下的機會。石浜由美子（IshihamaYumiko）則進一步指出，和碩特親王間原本不相統屬，與滿清關係曖昧，然其內亂確使得清國統治者感受到了準噶爾介入的潛在恐懼。後世的中國學界絕大部分都一口咬定準噶爾煽動並資辭羅卜藏丹津「叛亂」，然並沒有十分證據。事實上策妄阿拉布坦當時正忙於與哈薩克人和帝俄的戰爭而無暇東顧，使得羅卜藏丹津不到一個月就被擊敗，其本人流亡準噶爾。羅卜藏丹津仍然健在，本身對於滿清來說就是青海地區的一個潛在威脅，更何況在先前雍正初年用兵西藏時，雖然青海和碩特蒙古人作為同盟被拆遷，然種種跡象表明了其不情願。於是如何有效地統治青海，成為了擺在雍正及其年羹堯面前的當務之急。

（青海是三江之源頭，黃河、長江和瀾滄江-湄公河，然而自古以來政治上往往不統一）

挾擊敗羅卜藏丹津之「撫遠大將軍」名號與餘威，年羹堯一面相北京提出大量建議，一面在青海主持了一系列軍事、經濟與行政改革，從而真正將青海納入了滿清的實際控制之下。當然更深入的中央政府控制很多偏遠地區，如的基層柴達木、玉樹、果洛等，要等到1956年「改土歸流」之後了。

年羹堯召集和碩特各部頭人，對三位協助攻打羅卜藏丹津的和碩特王子加官進爵，赦免「脅從」，併當場砍掉了八位「罪不可赦」的「叛亂者」之腦袋，以正「國家法度」。

年羹堯認為，正是大明並不控制青海，導致了部落自相殘殺，最終有危害天朝之危險。他在青海和碩特人中，如同先前康熙整編喀爾喀難民一樣設置扎薩克盟旗制度。鑒於羅卜藏丹津以固始汗長孫之名，利用和碩特傳統的年度集會「策劃叛亂」，此後年度集會的盟長將由朝廷欽定。

除了綏靖和碩特，年羹堯還積極以夷制夷。在噶爾丹時代的漠北戰役中，有一些喀爾喀人（漠北蒙古人）逃入青海，乞求和碩特之保護清政府授予他們自由之權力，並令其游牧在被充公的羅卜藏丹津操場上，同樣設置盟旗，以作為遷至和碩特的力量。

（今天青海蒙古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見）

對於青海廣大吐蕃帝國時代起就定居於此的藏民（清人稱之為「西番」），年羹堯勒令其切斷與傳統上蒙古王公所控制之喇嘛寺廟之聯繫，欽點他們為青海原住民，令其直接向北京效忠，進一步豐富了青海馬賽克般多民族分布的色彩。

由於傳統上青海藏民與達賴之聯繫，和先前達賴與準噶爾之曖昧關係，羅卜藏丹津以「自古以來西藏就分為康巴、前藏、後藏」為由，聲稱大清將救藏區東部千百萬藏民「於水火」，達賴也由此失去了向青海藏區直接徵稅的傳統權利。作為綏靖之回報，大清在四川漢藏區交界的打箭爐（今康定市，仍未川藏公路上重要樞紐）甚至互市，並每年給達賴補貼。

在年羹堯眼中，遍布青海的喇嘛寺乃至破壞社會穩定之核心，因其傳統上以收納難民之名接收罪犯，儲存糧食、財富與兵器，且藏區寺廟往往依山而建、房屋眾多，在沒有轟炸機的時代一旦交起火來就是一個個易守難攻、負隅頑抗的要塞。有鑒於此，雖有雍正在征伐羅卜藏丹津之處嚴令軍隊不得「傷害百姓、強姦婦女、毀損財產」（這樣的行為在滿清兩百五十年的歷史上司空見慣、從未中斷過），清軍事實上大量破壞喇嘛廟、殘酷地報復資辭羅卜藏丹津的村落。此後出於撫綏的政治目的，清國又撒幣重修了今日互助縣的佑寧寺（湟水北岸諸寺之母），令剩下的喇嘛廟必須登記註冊，房屋不得超過200間、僧侶不得超過300人，沒事兒年需徹查一次。各地所繳納之稅收，也不再經過喇嘛廟而直接由官員上交。

（喇嘛廟是藏人自我組織的核心）

清帝國以土著（藏民）和外來（蒙古人），不求融合而是可以劃分、國建民族認同，這樣的手段事實上和同時期奧斯曼和帝俄這樣的內亞帝國，以及大英帝國在印度之作為極其相似。除此之外，年羹堯還引進移民以使得青海民族分布進一步複雜化。他建議送萬戶滿漢民眾屯駐青海，以構建一個更定居化也更便於管理的和諧社會。對於傳統山農民與牧民在青海相對自由的貿易，年羹堯認為蒙古人以「無用之毛皮換我有用之茶衣」，如此貿易還讓羅卜藏丹津方便派遣間諜。於是他欽定，蒙古人此後只得憑執照貿易，邊市兩年一開，軍隊將巡邏市場以防「奸信」。

年羹堯在青海之控制貿易手段，事實上諭大清同一時期與帝俄的【恰克圖條約】，以及此後對付「西方那一套」的廣州體系極為相似。而其實【南京條約】中所謂「治外法權」之類「不平等」的部分，早在1835年大清與浩罕（位於今烏茲別克）的條約中就有。天朝不以自由貿易為榮，亦不以治外法權為恥，認為只是綏靖外夷（不管蒙藏俄英）「上訪戶」或潛在「上訪戶」鬧事的維穩手段而已。

（傳說中青海西部也是西王母老家之一）

最後，年羹堯還建議在青海北疆構築長城、廣設軍屯（由罪人充斥）。儘管他的很多提議並沒有得到批准或實現，然而諸多設想的實踐的事實上為清帝國此後征服新疆後的經營奠定了模板，也反映或影響到了同時期與帝俄或之後和英國的交往，並深深影響了大清覆亡後那些抱著同樣目的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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