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芬：基層民警傷亡的時候，是向社會宣傳警察合理使用武力的最佳時機

一線警察，這是一個傷亡最大、也是一個是非最多的群體。

基層民警的傷亡，與其宣傳他們的英勇事迹，不如向社會宣傳警察合理使用武器的正當性。

8月16日，18歲廣東輔警追捕嫌疑犯被刺多刀渾身是血，仍對歹徒窮追不捨，事後被縫了32針！18歲廣東輔警追捕嫌犯被刺多刀渾身是血！縫了32針

8月23日晚上山西太原交警韓某在查巡酒駕過程中被嫌疑人強行拖拉330餘米的慘狀照片在微信群中傳發。事發現場一路上留下血肉模糊的痕迹，交警的手臂被駕駛員汽車拖拉後露出了白森森的白骨，腿也面臨截肢的風險。無法想像，現實中我們的警察執法竟然如此悲慘、血淋淋......徐雪芬：法律被調戲--山西驚現"強吻式"襲警 有視頻有真相

前面這樣傷亡的照片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每看到一次，心都痛一次。為什麼全國各地近年來一線交警傷亡不斷？我認為這可能與公安部門內部安全意識有關。

中國酒文化盛行，簡單的經濟處罰或者拘留已經不足以震懾酒後駕車、城市飆車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行為。酒駕入刑雖然多年，但是現在一些地方交警的每次嚴查，均能查到酒後駕駛或者醉酒駕駛的司機。

醉駕入刑。也就是說醉駕的人不再是一個治安違法人員，而有可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犯罪嫌疑人。那麼哪個犯罪嫌疑人會乖乖的自動地讓警察送自己去坐牢？於是兩者相遇，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因此，沖卡、撞人有時確實不可避免。

這時，查酒駕的過程已經轉化成一次排查犯罪的行動，甚至是一次刑事抓捕的行動。而公安內部無論是上層官員還是基層民警都未能轉變思路，還按照查酒駕只是行政處罰的舊套路去執法。於是這種案件依舊會層出不窮、而且會愈演愈烈。這就是執法理念沒有與時俱進的損害後果。

為了減少越來越多的警察傷亡，我們謀略上就是要用最高等級危險去認真對待每一次警務活動，提前做好應對最壞可能的對策，追求一線警察最安全的執法結果，而不是僥倖施謀巧勝。但是一些基層單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不重視民警執法安危，總是希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執法目的，結果往往付出巨大的傷亡代價。

當然，執法中也有不悲慘，不血淋淋的。

上圖是8月22日，山西交警被一名疑似違章女司機路上「強吻」。

上圖是近日遼寧交警在執法過程中被司機強行「貼臉」。

目前，警察現場執法一陣軟弱，過後有時卻一片強勢。接著便看到：把誰抓捕歸案；把誰繩之以法，但是一線警察早已經「好漢吃了眼前虧」。

襲警抗法層出不窮，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昨天晚上，有一名網友給我留言，我覺得大家有必要看下：「徐律師，你的文章很好，可你知道各地鄉鎮的民警有多不講理嗎？他們特牛逼！別說是到所里正常辦事了，就是問問事情怎麼辦他們的態度都想把人吃了！」這應該是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我想不排除輿論引導有時存在偏差。其實，一線警察的執法，群眾並不完全了解。下面我拿2個例子來說明：

8月25日，一名警察對我說：凌晨三點，我所民警接到群眾報警後迅速趕赴現場，到達現場後即開始追捕盜竊電車電瓶的嫌疑人。嫌疑人情急之下棄車逃跑，我所民警亦下車緊追不捨。當嫌疑人慾越牆而逃時，民警急追至嫌疑人身後，正欲實施抓捕時，嫌疑人從牆頭揭起一磚，轉身面對面砸在民警眼部。民警倒地，嫌疑人乘機脫逃。遺留現場一輛三輪及十多塊電瓶。傷口在右眼外角上部，深及眉骨。但是，當該民警從手術室出來後說的第一句話卻是：我太無能了，沒抓住嫌疑人！

同一天，一名刑警說：我是一名交警中隊長，我就告訴下面的一個兄弟，我執法時，我讓人打死不用你管，就負責錄像，保護好執法記錄儀。這樣一來保護警察聲譽，二來保護自己的飯碗。

如果說前面一個例子是基層民警的情操和擔當，那麼後面一個例子也是基層民警的情操和擔當嗎？

只要平時老百姓來辦事，警察的態度好點，老百姓和警察的關係其實沒那麼複雜。一名英國外交家形容他們國家的警民關係，其實是一種「麻煩」的關係：一是有麻煩找警察；二是警察找麻煩。前者禮貌，後者配合。

如果社會精英能夠認識到這點，並以身作則，輿論也把老百姓往這方面善意引導，執法對象歇斯底里的現象將會大大減少，執法現場警民衝突也會大大減少，同時也會避免警察使用不必要的強制措施給公民造成傷害。

欣慰的是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昨天公布了《互聯網跟帖評論服務管理規定》，要求各大網站不得向未認證真實身份信息的用戶提供跟帖評論服務。雖然只是「前台自願，後台實名」，但是可以預見挑撥、激化、煽動、侮辱、誹謗之事將會大大減少。戾氣社會有望轉入理性社會。

言論自由，不等於自由言論。

當今警察執法權威節節敗退，是因為我們的配合意識有時被輿論誤導成「維權」意識。警察執法時每一次公民正確服從的姿勢，都被一些人煽動成維權滋事。

提高警察的執法權威，減少一線民警的傷亡，與打擊違法犯罪同等重要。因為民警的傷亡數字與公民犯罪率是成正比的，即民警傷亡越大，意味著公民犯罪率越高。

中國警察執法權的最終目的，就是以最小的損失挽救社會最大量化的穩定價值。

因此，法治社會，警察執法權在執行過程中應當是以目的為執法度而不是以社會評論來決定執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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