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令部檔案揭秘：「七君子事件」背後，日本外交官和軍隊扮演了什麼角色

若杉因此遷怒於上海救國會，他約見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提出四項要求，第一項就是逮捕救國會的沈鈞儒、章乃器、李公僕等人，並炫耀武力，以日本陸戰隊相威脅。上海市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下，於11月22日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並於23日上午移送蘇州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因為時間倉促，政府下令拘捕時沒有拘票，甚至連具體罪名也沒有來得及羅織。

1936年，全國人民呼籲國民政府抗日，上海工人運動風起雲湧。上海市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釀成七君子事件，中國共產黨立即發起營救運動。出於蔣介石意料之外的是，因為七君子事件引發的營救運動及20天後發生的"西安事變"，最終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南京國民政府悍然逮捕救國會領導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人民要求國民政府抗日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上海，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刊載團結禦侮、反對投降的文章，成為抗日的喉舌，遭到政府查封。其後不久，《新生周刊》橫空出世，繼續為抗日救國鼓與呼。

鄒韜奮

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提出了停止內戰、全國一致抗日的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北平學生髮動了一二?九愛國運動，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國運動，推舉大律師沈鈞儒為主席，鄒韜奮等為執行委員，同時發表救國運動宣言。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於上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假寧波同鄉會開會員大會，到會人數達三百餘人，通過大會章程，選出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沈茲九、江問漁、沈鈞儒等三十五人為執行委員」，提出「要求用全國的兵力財力反抗敵人的侵略」、「嚴懲一切賣國賊並抄沒其財產」、「停止一切內戰」、「開放民眾組織，保護愛國運動」等要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會議提出了「建立起民族統一陣線」的主張。

面對全國各地紛紛要求抗日的怒潮，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國人書》，指責全國各地的救亡運動。1936年2月22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辨正》，義正詞嚴地反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全國各地救亡運動的指責並認為「民族陣線的完整和破裂，這責任完全在當局。」

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決定趁紀念五卅運動之際，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上海報刊報道，5月30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在是日下午二時，假坐三商會，召開上海各界民眾紀念五卅大會，到會群眾近六千餘人。」紀念五卅大會的次日，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大會發表宣言，通過《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向全國各黨各派建議：立即停止軍事衝突，釋放政治犯，各黨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制定共同救國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

與此同時，上海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尤其是上海日商紗廠華工因不堪忍受日商的殘酷剝削和欺壓，多次舉行大規模罷工鬥爭。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對於工人罷工不僅表示同情與支持，並且「籲請全國同胞援助日商紗廠罷工工人」。

風起雲湧的日商紗廠罷工運動，使日本資本家遭受嚴重的經濟損失。救國會不僅在道義上聲援，而且從經濟上予以支持，日本資本家對此十分惱火，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干涉。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代表日商出面，與上海市政府交涉。若杉認為上海日商紗廠華工罷工之所以得以持久，上海救國會在經濟上對罷工工人予以支持是主要原因。

若杉因此遷怒於上海救國會，他約見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提出四項要求，第一項就是逮捕救國會的沈鈞儒、章乃器、李公僕等人，並炫耀武力，以日本陸戰隊相威脅。上海市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下，於11月22日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並於23日上午移送蘇州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因為時間倉促，政府下令拘捕時沒有拘票，甚至連具體罪名也沒有來得及羅織。

章乃器

史良

從現存檔案看，七君子之被捕，主要是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以武力相脅迫，而國民政府為虎作倀。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近年提供了在日本業已解密的1936年日本軍令部的內部文件，文件有當時日本陸海軍參謀總部和日本駐華外交機構來往的23封密電，其中有8封密電涉及「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18日，即七君子被捕前4天，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致電陸海軍本部，稱上海工人罷工運動有共產黨領導：「本次罷工已偏離勞資問題 , 在抗日救國會(含共產黨) 之領導下已惡化，觀察者多數認為前途堪憂。」「18日下午寺崎（日本駐滬領事）往訪市府秘書長俞鴻鈞，就已發電531號所述與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國會後台章乃器（原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沈鈞儒（律師）、李公朴外尚有五人……」19日，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佐藤三郎致電陸軍參謀次長西尾壽造，認為罷工運動背後有共產黨：「罷工背後策動之共產黨及救國會因資金短缺，難於長期主宰罷工，然又認為此系預演總罷工之良好時機。」

這些解密的密電證實，當時日本政府認為共產黨介入了上海抗日救國會，上海工人罷工背後有共產黨因素，壓迫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採取非常措施。

中國共產黨通過宋慶齡發起營救運動

七君子被捕消息傳出，全國嘩然。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各界人士在全國開展了廣泛的營救運動。時任中國共產黨上海文化戰線統一工作處主任的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策劃愛國人士聲討國民政府，立即釋放七君子。潘漢年決定向宋慶齡尋求幫助，因為宋慶齡在國內國外有廣泛的人脈資源，被捕的七君子是救國會成員，而宋慶齡是救國會名譽委員，營救七君子名正言順。此外，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長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一直支持統一戰線、抗日救亡活動。

潘漢年與宋慶齡聯繫後，宋慶齡表示營救七君子義不容辭。在潘漢年、馮雪峰斡旋下，宋慶齡迅速開展營救活動。1936年11月23日早上，宋慶齡給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寫信，請求馮玉祥參與營救。馮玉祥立即致電蔣介石，希望蔣介石釋放七君子。蔣介石回電稱：「滬上罷工，其經費均由章乃器以救國會經費散發，每日七千元」。蔣介石的電報坐實了七君子被捕系因在經濟上援助上海日商紗廠華工罷工。

與此同時，宋慶齡發表《為沈鈞儒等領袖無辜被捕緊急宣言》、《為沈鈞儒等七人被捕聲明》，聲明中說：「救國會的七位領袖已經被捕了，可是我們中國還有四萬萬人民，他們的愛國義憤是壓迫不了的。」何香凝致電宋子文和孫科：「聞救國會會員之被捕，其罪狀有『助（援）助罷工』者，未知是否，如其屬實，則香凝亦當犯此矣。」「此舉果能構成罪狀，香凝亦不忍坐視愛國工人之犧牲至於凍餒，而不為一援也。」

11月26日，宋慶齡聲明在《救亡情報》第28期刊發，經媒體迅速傳播到國內外，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上海各界愛國人士舉行十萬人簽名活動，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北平各大中學校學生號召罷課兩天並派5名代表赴南京請願；北平教育界進步人士李達、許春裳等107人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泰國華僑文化界、新加坡華僑等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就七君子事件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

七君子被捕20天後，西安事變爆發。中共代表團12月17日到達西安後，與張學良、楊虎城會談並接見各方人士，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直關注七君子事件的毛澤東認為西安事變是解決七君子事件的好機會，指示周恩來在與國民黨談判時，讓國民黨無條件釋放七君子。

宋慶齡與毛澤東一樣，也認為西安事變對營救七君子是一個良機。她致電張學良，希望在和平解決事變的條件中，加入釋放七君子一條。12月24日，蔣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等條件。」在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的斡旋下，張學良發表通電提出八項主張，其中第三條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1937年 4月初，國民黨政府對七君子提起公訴。起訴書竟然將西安事變列為「罪狀」之一， 稱救國會曾於1936年11月間致電張學良出兵援助綏遠抗戰，「勾結軍人，圖謀軌外行動」，「釀成巨變」。張學良發表通電，其中包括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就是救國會與張學良「勾結」的「證據」。4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駁斥起訴書的謬論，讚揚沈鈞儒等「以坦白之襟懷，熱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態度，提倡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實為我中華男女之應盡責任與光榮模範，而為中國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要求釋放「七君子」等全體政治犯。

1937年7月5日，宋慶齡率12人從上海到蘇州監獄探視「七君子」，向國民黨提出同服「愛國罪」。宋慶齡「自請羈押」的救國運動在全國引起反響，許多愛國人士紛紛向江蘇高等法院提交入獄申請書。受西安事變談判的壓力和宋慶齡「自請羈押」誘發的輿論，國民政府終於在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釋放沈鈞儒等七人，1939年2月最後撤銷了起訴書。

七君子事件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七君子事件發生20天後的西安事變，不僅成為七君子事件的轉機，也成為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由內戰轉為抗戰的轉折點。在全國人民要求團結抗日救國的浪潮下，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已經無法實現。沈鈞儒說：「誰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誰就能贏得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面對舉國上下對救國會領袖開展的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國民黨三中全會不得不「開始轉變它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選擇同中國共產黨合作，走向抗日的道路。

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全會決議確認了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擴大民主、釋放政治犯等原則，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步形成。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了中共向國民黨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了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話。至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中國共產黨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斡旋下，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西安事變推動了中國從長期內戰到全面抗日的重要歷史轉折。西安事變前20天發生的七君子事件引發的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對於逼蔣抗日、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博導。本文根據「上海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學術研討會發言整理，有刪節)

題圖來源：資料圖片責任編輯：張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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