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崛起，也是喚起資本良心的時代

當我們身邊一度無條件躉擁和充滿好感的商業機構，從王石、李嘉誠乃至海底撈，顛覆了我們的心智底線時，我們不得不睜大眼睛，重新打探我們身邊無處不在的商業力量。

資本強姦民意的時代，暗潮湧動。這次海底撈事件，資本旗下的自媒體為海底撈洗白不遺餘力。不過，與最近幾年多起洗地事件來看，他們洗得用力過猛，適得其反。

歷史上扮演資本主角的是，封建地主。洋務運動時，是以李鴻章和盛宣懷為代表的權貴。辛亥革命後，是北洋軍閥的彼此攻伐。民國時，四大家族一手遮天。

握有資本者，不僅是工商業者，還包括公私不分的官僚階層。任何年代，坐擁資本者都不是弱勢群體。歷史上所謂的士農工商的地位排序，或只是個別歷史時代的現狀，並不代表整個封建時代的全部歷史事實。

或者說，士農工商中商人的歷史地位，只是一個偽話題。它是一塊抹布，只是需要時，招之即來的為資本張目、翻身和服務的託詞。

革命向來是從外部打破的。中國歷史上的起義多由農民掀起，從來少見商人的影子，也能說明商人遠比農民活得滋潤。

工農所以最具革命性，是因為他們事實上遠不處於士農工商的第二位。治理者也懂得平衡的道理。無士+農+工，無以平衡地主和商人的勢力。

士與工+商的合流，會改變社會的基本運行格局。這種局面一直未有蔚然成風，直到明朝。宦官專權及低薪制度，讓整個士階層有代言商人的跡象。1523年，知行合一大師王陽明為商人方麟撰寫墓志銘，士商交融加速。

但如果士商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那麼他們只是耦合。尤其是晚清，商人慾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但他們不能貼近工農及其關切，愈來愈有只是代表少部分人利益的傾向。

晚清及民國是槍杆子里具有話語權的時代。軍閥與資本的媾和是最主要的時代特徵。毛澤東所以偉大，在於他把握了時代的脈搏，深刻洞見了中國的社會階層，並成為天平失衡一邊的利益代言人，進而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從民國時的公私不分到新中國的大公無私，差的遠不是一個公私合營的時代制度。沒有時間嘗到過權力和富足滋味的新政權，不可能一步跨越一個時代。

讓人唏噓的是，公私合營的特殊過渡時期，沒有如期把資本交還到原主人手中。所以建國四五十年，中國一直是一個沒有對手、也沒有平衡可言的社會。

改革開放，釋放了商業力量。社會活力被喚醒。紅頂商人湧現。社會在治理鬆綁，也醞釀了權錢交易的土壤。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某種程度上也是試金政商關係的過程。不能解決清白和廉政，就不可能有更大尺度的改革步驟。或者說，大尺度的改革都是醞釀於政商關係清白之時代。

公權力的過大，成為商業勃興的阻礙，但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公權力在壓縮，代之而起的商業資本的崛起。

原來我等看不到資本對社會影響的印記，但當一次次撞擊良心的事件的發生，一次次被資本包裝的商業勢力在無視輿情而生硬體現自己意志時，逐漸喚醒了人們對資本和商業力量的警惕。

尤其當我們身邊一度無條件躉擁和充滿好感的商業機構，從王石、李嘉誠乃至海底撈，顛覆了我們的心智底線時，我們不得不睜大眼睛，重新打探我們身邊無處不在的商業力量。

這個社會的商業力量、邏輯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在進行著史無前例的重構。某種程度上，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歷史是否有沉渣再次泛起的可能，某種力量是否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商業力量彰顯的時代，更是需要商業力量覺醒的時代。商業力量如果不能從大的歷史脈絡和大局入手，最終成為漠視社會平衡，假裝睡去而又不願自我覺醒的麻木的拖社會進步的力量。

當商業力量遠大於各個階層力量之上，甚至有輾壓或挑戰公權力之時，也是商業力量需要內省收斂之時。商業力量之美，在於懂得和諧與平衡。企業內部交織著各種力量，是一個和諧與平衡的場所。整個大的社會也是如此。

以小我之企業平衡，如果能夠喚起對整個社會大平衡的咂摸，那麼這個社會將會步入另一個正循環的歷史階段。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歷史階段。

無論是政商勾結之下，還是政商清白之下，商業力量都要具有政治治理者的邏輯觀及審時奪勢權。老子講，無私就是最大的自私。商業力量之美在於，無論從企業內部來說，還是從造福整個公眾來說，都具有大的自私觀和無私觀。

所謂公知，早已成為各種商業勢力的代言人。從他們的種種站台的表現來看，他們所呈現出來的商業力量的自省程度，還遠遠不夠。有些公知，既想展現獨立力量，又千絲萬縷於代言利益階層，甚至不惜以政治訴求，藉以改變政權顏色，或只能自討苦吃。

我們一方面需要警惕各級政權體系，與商業力量勾搭過緊，打破農工及新興的技術等階層的平衡。在強反腐之下，整個社會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基層政權體系與商業力量的藕斷絲連。他們潛在著、暗著明目張胆，為所欲為，而整個社會沒有一套彼此銜接的治理及監管體系。

政府不作為，不佔位，不補位，這是個大問題。另外就是商業力量自省、覺悟的力量尚不夠。不行賄、不偷漏稅等從中所體現出來的商人的格局和境界，還遠遠不夠。

這是一個非常迫切需要喚起商業良心的時代。沒有人能夠拯救商人的歷史地位，除非他們自己。他們的歷史地位，不來自他們是否登上歷史舞台，而在於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懂得和維繫整個社會平衡的道理，是否具有無私就是最大自私的大辯證觀。

商人及階層，能夠獲得多少尊重，不取決於別人，就在於他們自己。當你體味到你的身體器官不在為你有效工作時，也是它們出問題之時。當整個社會愈來愈多的公眾嗅到愈來愈多資本貪婪、橫行、醜惡與偽善時，也是它們所受到的尊重被更多人無條件收回，生存環境會日愈收到壓縮乃至抑制之時。

這次海底撈事件，傳統主流紙媒及電視媒體，無論是新京報、南都，中國經營報、經濟觀察報等，無一例外站在了批評海底撈的對面，或是這個時代之幸！

儘管傳統主流媒體最近幾年被新媒體無形打壓的滿地找牙，影響力式微，但也絕不是自媒體的狂歡時代。相比自媒體的無節操、無底線，倒又顯出傳統主流媒體的可貴。

傳統主流媒體或有重入主流的可能。平台時代，只要平台商不行風作浪，傳統主流媒體把自媒體拼下去，或只是時間問題。尤其當政府援之以手，以維繫社會輿論平衡之後。

文/抱一居

2017年8月27日五牛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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