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我为什么主张“马魂、中体、西用”

国际儒联自1994年成立伊始，就设立了学术顾问制度。2014年第五届会员大会后，又设立了荣誉顾问制度；同时，在第五届国际儒联执行机构中，专设了顾问联络委员会，负责同顾问们的联系、沟通工作。这些顾问们，来自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他们大都是国际社会中用力甚勤的饱学之士。设立顾问和荣誉顾问，目的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学识、智慧和经验，推进儒学和其他国际学术文化的研究、传播与应用，推进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

为了听取顾问们对儒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在推进儒学文化的研究、传播、普及、应用和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等问题上的高见，顾问联络委员会主任曹凤泉和几位委员带领办公室有关人员，陆续采访了一些中国籍顾问，并整理成文。这些采访文章涉及到对儒学文化和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从今天起，我们将不定期刊发其中一些内容，供读者们参考。今天刊发的是对方克立教授的采访纪要。

方克立，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01.“马魂、中体、西用”是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之路

“马魂、中体、西用”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道路的一个新概括，是在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继承、发展和深化。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它的实质内容是要恰当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三大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必须以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灵魂”地位不动摇。同时还要解决“魂体相依”的问题，就是必须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明确中国文化作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只有被中国文化所接受，与本土文化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起作用，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基本内涵、学术渊源、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范式应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与“全盘西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道路选择相比，“马魂、中体、西用”论更好地解决了中、西、马的关系这个时代课题，是对百年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它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也是完全一致的。（2）“魂、体、用”三元模式是对中国传统体用思维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它继承了传统体用思维的合理因素，而又突破了体用二元模式的局限性，可以用来说明许多不是二分而是“一分为三”的事物现象，丰富了中国特色辩证法的内容。（3）“马魂、中体、西用”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术范式，对各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近百年来，一些杰出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走的一条“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学术道路，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后来者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在“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发展道路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的儒学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儒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户”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重要“文化土壤”，不断为其提供本土文化滋养；另一方面，儒学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那些内容，如主张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重视经世济民等等，都可以作为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精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深度融合，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现。这种自觉和自信来自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真正分清精华与糟粕，真正做到扬精弃糟。

02.重视儒学研究是向前看而不是复古倒退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只有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思想资源，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但是在“儒学热”、“国学热”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不是弘扬儒学精华而是宣扬儒学中上智下愚、尊卑等级、三从四德、人身依附等封建糟粕，有的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人利用“国学”来赚钱，有的大力鼓吹“复古更化”“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宣称要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王官学”（主导意识形态）地位，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性质。“儒化”和“西化”都是改旗易帜之路，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严峻挑战，守土有责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坚决反对，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知识分子也不会答应。国际儒联组织的各种活动，从来不邀请崇儒反马的“大陆新儒家”参加，这反映了我国儒学研究队伍最基本的政治共识。

03.解决国学的“户口”问题要全面慎重考虑

近十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将国学、儒学、经学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和教育体制的问题，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户口”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国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体系，是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的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如果将国学与文、史、哲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那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因为国学中除了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内容外，还有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农学、水利、工艺、建筑等实用技术科学的内容，甚至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京剧等传统艺术和武术、杂技等都包括在内。如果将国学设立为与文、史、哲并列的一级学科，势必要将其学科范围大大窄化，难以把上述诸多学科都包括在内，不能使人们对“国学”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百年前蔡元培以现代学科体系取代传统学科体系，总的来说是推动了中国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进步，但也存在着新旧学科体系衔接的不好、传统国学被弱化、甚至有“将亡之患”的问题，所以近百年来不断有人发起“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运动。但不论是章太炎还是胡适、王国维，都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传统国学的古典形态，而是引进了一些近代西学的观念和方法，明确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他们的工作可以称之为“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阶段”。现在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新阶段，国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应该与时俱进，所以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新国学不可能再回到笼统囫囵的传统国学，而是要与现代分科之学相结合，深化各学科的研究内容，同时加强与相关学科的沟通，重释和重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使它呈现出当代形态，获得新的文化生命。

◎本文系方克立教授接受国际儒联顾问联络委采访时的谈话要点；由《顾问学术小传》编辑部整理；编发时国际儒学联合会又作了一些修改，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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