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首詩的韓愈，為什麼看起來像個「暴發戶」

韓愈十分特殊，自古以來，喜歡他的人仰之彌高，不喜歡他的人卻又棄如敝履。

帶著消遣心態讀韓愈詩文，不會有什麼美好體驗，其作品給人以經院老儒般深沉而又倔強之感，與詩人本該有的空靈氣相反，韓愈身上更多的是世俗氣，尤其是他晚年寫的《示兒》，其中盈溢著對富貴的炫耀之情實在是俗不可耐，作者也因此被人罵作「利祿之徒」。

作為百代文宗的韓愈，果真是披著「聖人之徒」外衣的「利祿」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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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炫富

朱熹的批評

宋人理解之難

炫富背後

撰文堅白（彰考局專欄作者）

韓愈炫富

元和十年（815），半生潦倒的韓愈終於獲得宰相賞識，被任命為執掌制誥的中書舍人，走入唐帝國的權力核心層。

官場得意的韓愈在京城長安購置了一套大房子，隨後，兒孫滿堂的幸福令他信筆寫下一首《示兒》，以勉勵兒孫上進。

然而，這首詩中卻看不到什麼名言警句，滿滿的都是炫耀之情。

前一半在炫耀他房子的闊氣：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

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

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

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

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

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

後一半炫耀他跟朝中大員談笑風生：

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

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案：唐三品以上官可配金魚袋）……

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

誠然，能在「百物皆貴」的京城置辦一套房產，並和京城名流們談笑風生，不僅在遙遠的唐代，即便價值觀異常多元的今天，也是一件足夠風光的事。不過，吹噓這些的如果是哪個鄉野村夫的也就罷了，偏偏是赫赫有名的韓愈。

紅框處為韓愈房產位置。

而放在文學史上，韓愈的表現也未見得好。李白有「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的放蕩不羈；杜甫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激憤悲鳴；蘇軾有「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的洒脫曠達，這三人地位與他相仿，相比之下，韓愈像極了一個炫富的暴發戶。

讚頌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蘇軾無奈感嘆道，這首詩「所示皆利祿事也」。

一生服膺儒學的韓愈，竟這樣與富貴糾纏不清。

朱熹的批評

炫富之前，韓愈是在哭窮。

韓愈早年喪父、喪兄、喪嫂、喪侄，大批遺孀要他來養，仕途上又是被貶連連，稍大一點的官，也只是在國子監這樣的清水衙門裡授課的博士。韓愈屢屢窮到「不能自存」，在文集中，哭窮的作品比比皆是。

就連韓愈古文代表作之一的《進學解》，也在哭窮：

「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

窮成這樣了，韓愈還虛情假意：

「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

瞧，不才如我，朝廷也沒把我怎麼樣，韓愈一邊反諷，一邊也想著做官。

明人畫韓愈

巧的是，韓愈仕途迎來轉機，正是因受宰相賞識的《進學解》。無怪乎朱熹說韓愈：

「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

「哭窮」「炫富」，說的正是「利祿之徒」。自居聖人之徒的朱熹這樣批評韓愈，那他自己又如何對待富貴呢？

批評韓愈時義正言辭的朱熹，貌似無意仕宦，卻在六十五歲高齡時帶病受詔入京，渴望進入權力核心，其一生念茲在茲的是「得君行道」，將「內聖外王」之道推廣天下。這些政治理想，在當時若不做官將無從談起。

而宋以後的批評家們，都像朱熹這般，似乎自動忽略了這一前提，談政治理想光輝萬丈，做官卻往往令人諱而不言，彷彿一出口就降了自己的身份。做官竟被披上厚厚的一層貶義外衣。

宋人理解之難

以求官、求富貴作為人生理想，自古有之，且一直正當。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但如果「義」呢？視富貴如浮雲，在宋以前的士人中卻並不能稱得上是主流。《論語?泰伯》又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邦有道」而「貧且賤」是恥辱，這一觀點在宋以後反而淡化了，宋以前，士人們頗因貧賤而焦慮不安。

漢代東方朔因「位不過執戟」焦慮，作《答客難》自解，揚雄同樣因「位不過侍郎」（案：漢代的侍郎不同後世，為宮廷近侍，官職卑微）而作《解嘲》言志。

唐代，這一風氣沒什麼變化，風流倜儻的李白，早年「遍干諸侯……歷抵卿相」（《與韓荊州書》），後來得授翰林學士，便得意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為了討要官職可謂費盡心力。

常年身處下位的杜甫，兩次科舉落第後獻《三大禮賦》求官，至今仍被很多人不滿，視為人生污點。只不過，李杜在仕途上都沒走多遠，沒像韓愈這樣引人注意。

相較於前賢，宋人的為官態度忽然超脫起來，這並不是因其品格更清高，而是很大程度上源於宋和前代選官制度的不同。

宋代前，做官很難。唐代雖然開科取士，官職授予仍以貴族世襲為主，進士每年僅錄二十多人，及第也只是獲得了出身，不直接授官。要做官還需參加吏部「博學宏詞」等制科考試（韓愈及第那年的博學宏詞科，僅錄三人）。

相比之下，宋代進士科每次錄數百人，及第便可授官，朝廷取士，甚至「寧濫勿缺」，當官較前代大為容易。

唐代不僅求官難，就算當了官，又有中央和地方的差別。安史之亂後，地方藩鎮難制，藩鎮可以自行徵辟官員，在地方任職，總有一種是藩鎮幕僚而非天子之臣的感覺。時人以當「京官」才算入了仕途，一時人人爭求升遷，獨木橋上的人很多，競爭激烈。

唐人的這些苦楚，宋人自然是體會不到的。所以，對宋人來說，官職平常如此，為仕途孜孜以求，實在顯得俗不可耐。

因此，「隱居不仕」在宋代是「安貧守道」，梅妻鶴子的林和靖令人人神往；而在唐代，「隱居」往往是一些人劍走偏鋒、售名求官的手段，韓愈曾在詩中嘲笑那些隱居嵩山的「山人」們待價而沽：

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

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

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征不起。（《寄盧仝》）

宋人眼裡貶義色彩濃厚的官，在唐人那裡卻並無貶義；同樣，宋人所神往的當世隱者，在唐人那裡也未必清高。唐宋風氣如此不同，以至宋人很難對韓愈詩中的「炫富」抱有同情之理解。

炫富背後

回到韓愈的《示兒》，詩中所述，其實不止是富貴，後人常常忽略詩末提到的與京城名流們的交往：

問客之所為，峨冠講唐虞……

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粗。

「富貴之徒」聚在一起講「詰屈聱牙」的《尚書》，考評儒學之道，若再被斥之為「富貴之徒」，顯然太過分了。因為，韓愈詩中炫富，重在強調富貴與儒學之道的關係：富貴自儒學而得，目的是實踐儒學。

《示兒》之所以讓人覺得奇怪，還因為在後之君子那兒做而不說的東西，在韓愈那裡做了還要說。

做不俗，但一說往往就俗了，被後人如此議論，韓愈吃了直率的虧。

當然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唐宋之際儒學的轉變。

宋人想要不俗（「俗」與「不俗」本身就帶有濃重的佛語色彩），往往要以出世的思想來表達「富貴乃身外之物」，如此避俗，不入於佛，便入於道。若無佛、道作精神皈依，即便是蘇東坡也曠達不起來，甚至立志重建儒學「身內之物」體系的程朱理學，也最終未能脫離禪宗框架。

一生以孟子自詡，以排佛道為己任的韓愈則不然，他顯然是不會理睬這種出世「邪說」的。

如果說，宋代之後儒學受佛教影響而轉向內在，成名副其實的「柔術（案：《說文解字》；儒者，柔也）」，講究精巧的個人修養，將富貴一點一點從道德中剝離；那麼唐代的韓愈，則還保持著漢以來儒學的陽剛大氣，將外在的富貴利祿與內在的道德混而為一，故而粗獷混雜，洒脫無據。

韓愈的《示兒》，示的就是這種粗獷之儒學，或許入不了宋儒的法眼，但也少了許多宋儒末流的虛偽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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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RENCES

注釋

[唐] 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第951頁。

[元] 辛文房著，傅璇琮校箋 《唐才子傳校箋·李白》，北京：中華書局1995版，卷二。

[南宋] 胡仔著，《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版，卷十六。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註：《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版，第44頁。

[南宋]朱熹著，《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卷五十八。

［清］徐松著，《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版，第468頁。

[唐] 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第7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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