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是罪，法国人吃鳗鱼噎死，英国人吃光野生动物，有人饿死

很奇怪，暴饮暴食的饕餮之罪，最初总是诞生于帝国境内。

罗马人东征西战，把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多年，建立的行之有效的灌溉和耕作系统，带到了别族的土地上，作为交换，他们带回了高卢的蜂蜜、锡兰的桂皮、孟加拉的姜、迦太基的石榴、小亚细亚的樱桃，它们出现在了世界中心的餐桌上，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暴饮暴食的君王。

暴君尼禄宣称：“让我们收税、再收税吧。让我们看到没有人拥有任何东西！”这些钱，用来大量采购异国香料、丝绸和其他奢侈品，而他丝毫不在意黄金大量外流很可能会让普通市民买不到任何食物。他用食物毒死了自己的母亲，而自己又沉迷于异国美食的诱惑。即便是还算贤德，攻破耶路撒冷大门，被元老院冠以神圣之名的提图斯，也是彻夜宴饮的狂热爱好者。

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王朝的餐桌上找到这样的饕餮之君，在他们的周围是一群比他们还要饕餮的贵族。查理曼大帝维持庞大帝国的方式，就是无尽的宴请，这说明饮食是分享权力、夸示权力的一种手段。他还总是用一块神奇的桌布来表演“神迹”，只要将它扔进火里，它就立刻光洁如新，摆上桌来，又可以开席。如今我们知道，那不过是石棉。

而凡是饕餮之人，行事难免恣意贪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在持续不断地宴会中遇到了麻烦，他在痛饮后身体不适，很快就失去了语言能力，并于10天后去世。有人说他是因为吃得太多，有人说他是患了疟疾，也有人说他是死于流感或嚏根草。毫无疑问，他饕餮，即便他即将就寝，接到邀约也会不假思索地奔赴“战场”。他败给了自己的欲望，他本来执意寻找“世界的尽头和大外海”。

吃七鳃鳗吃到撑死自己的诺曼底王朝国王亨利一世，在一次围猎中杀死了自己的哥哥红毛威廉，又将另一个哥哥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二世·柯索斯囚禁至死，终于登上了王位。他还拥有数以百计的情妇和无法计算的私生子。

如果一个人只是爱吃，而没有将他欲望的触角伸向其他领域，那他的罪并不严重。但事实上，很少有人只是贪吃，而在其他道德领域纯洁污垢的。本都的爱伐利修士将暴食作为道德败坏的起点，认为暴食会导致色欲，色欲会导致贪婪，贪婪会导致忧郁，以致愤怒、懒惰、虚荣和骄傲，是很有道理的，虽然教廷中也不乏饕餮之徒。

而把控制饮食视作道德修养的一部分，是古典哲学钟爱的训诫。孔子要求按周礼的要求分配食物，主张高度的计划经济，天子可以用五谷、六畜、八珍、馐百有二十，诸侯无正当理由不可以杀牛，大夫无正当理由不可以吃羊肉，士族无正当理由不可以杀猪狗，到了庶民，则“无故不可食珍”，规矩很严。

而老子则主张不制造“分别”，“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吃穿用度保持一致，消除人为制造的差别，只要大家吃饱，身体好，不乱闹，天下太平。

老子的无分别，和孔子的严格按照分别，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逻辑起点——贫乏。所以我们总是可以在一个摆脱了（或自以为摆脱了）食物供应的贫乏状态的社会中，找到狂欢式的饮食浪费。而如果我们翻翻世界史，就会发现各个成熟的文明，在近代世界史上，摆脱饮食贫乏的时间居然差不多。

明清世情小说，惯写种种美食，张爱玲说李鸿章家的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是看个吃。《金瓶梅》里写食物200多种，茶19种，酒24种，倒比别的写得都丰富。

小说是世情的反映，小说如此，说明世情如此。迈克尔·弗里曼在《中国文化中的食物》中列举了饮食文化形成的四大条件：一是原料容易取得；二是许多挑嘴的消费者；三是不受约定俗成和宗教礼仪束缚的厨师；四是愿意下馆子的人。归根到底，就是有的吃，愿意吃，会吃，和吃得起。

《周礼》中有八珍，到了清朝，八珍就不够用了，清人捣鼓出“山八珍”“水八珍”、“海八珍”、“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禽八珍”、“草八珍”种种名目，烟台一个城市，也有八珍，拿《周礼》的“礼”来看，就是不遵礼法地胡吃海塞。

也是在清朝，诞生了过去无法想象的饭桶。康熙朝内阁学士徐乾学，据《南州逸事》记载，上朝前一顿早饭吃“实心馒头五十、黄雀五十、鸡子五十、酒十壶，可以竟日不饥。”乾隆朝内阁学士曹秀先，自称善于吃肉，每次祭典赐肉，一人赐一条羊腿，大家就都拿给曹秀先。这一轿子肉，他坐在轿中用刀片着吃，到家也就吃完了。《竹叶亭杂记》说他肚皮宽松到“摺一二叠以带束之”。

纪晓岚，《啸亭杂录》写他八十岁时，还可以“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粒”。嘉庆朝有一位孙尔准，做过福建汀州府知府和江西按察使，也是一位大吃货。《庸闲斋笔记》记了他一件事，他到泉州阅兵，当地官员为他准备“馒首百，卷蒸百，一品锅内双鸡、双鸭”，都吃完，他才觉得饱。

宋朝宰相张齐贤据说也很能吃，有“健啖”之名，有人好事，提着桶跟着他，看见他吃什么，就往桶里照样放一份，看见他饮酒一杯，就照样往桶里倒一杯，一顿饭下来，“酒浆浸渍，涨溢满桶”。这算什么，和清朝的这些位相比，张齐贤很客气了。

日本诞生如此饕餮之人，时间和中国差不多，最典型的例子是1817年3月23日的江户大胃王比赛。比赛由数家酒店、馒头店、荞麦面店和其他饮食店赞助，五百人出席，比赛地址在万屋八兵卫的“万八楼”中。这次比赛的点心赛冠军是九屋勘卫门，吃了7块羊羹，30个饼，50个馒头。主食组的冠军泉屋总吉，一口气吃了54碗饭，味增汤和豆酱无算。其实第一名应该是农业三右卫门，他吃了68碗，但所持饭碗不符合规格，被降低了名次。

在差不多同样的时代，威灵顿公爵一顿早餐可以吃“两只鸽子和三块牛排，四分之三瓶莫泽尔葡萄酒，一杯香槟酒，两杯波尔图葡萄酒和一杯白兰地”，他没有多吃，因为这一天他身体不太舒服。一位乡间牧师如果要几位客人在家里用一顿便饭，他会上到仿甲鱼汤、奶油大菱鲜丝、鯷鱼沙司浇油炸鳎鱼、兔肉、小牛肉、炖牛臀肉、烤禽肉、煮火腿、一盘烤鸽子或烤云雀，最后是大黄馅饼、调合蛋白、纯果冻、奶油、冰布丁和蛋奶酥。这是为六个人的宴会设计的食谱。

或早或晚，不同文明都会陷入对食物的狂热追逐中，往嘴里塞入尽可能多的食物。究其原因，大概是某种高碳水化合物的农作物被广泛种植，英国人发现了马铃薯，明朝人获得了番薯，德川幕府重新勘定土地，国泰民安，大米连年丰收而人口保持稳定。哥伦布航海大发现带来的第七次饮食革命，又极大丰富了世界市场上的食品供应。普通人饿不死，中世纪那些不得已猎捕的野味还没有被清出食谱，新的食材又源源不断发掘出来，因此造成了饮食极大丰富的假象吧。

但细究之下，此时的繁荣不过是“假繁荣”，此时的饕餮，其本质就是一种犯罪。在饕餮的清朝，至少有几种动物被吃到灭绝——驼鹿、中国犀牛、白臀叶猴。英国人用嘴消灭的动物不计其数，对比如今英国的黑暗料理，和18、19世纪花样繁多的烹饪指南，就能知道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消灭了自己的饮食文化。而在一部分人过分地满足自己的口腹时，另一部分人在绝望中饿死。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平均每年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人死于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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