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副院長以父親患癌故事，講述人的臨終過程，有幸讀到！

最新 08-30

「我知道死亡有一萬多道門，讓人們各自退場離去。」 ———得知父親身患惡性腫瘤晚期的陳作兵，把父親送回了浙江諸暨老家。他是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康復醫學專家。

這是一個醫生對自己父親臨終治療方案的抉擇。他的父親，一位身患晚期惡性腫瘤的老人，在快離開時，從醫20多年的兒子陳作兵沒有為他選擇搶救，沒有人們常在電視里看到的插管、手術、輸血……

陳作兵的父親陳有強，是位老工人，退休後就回農村定居了。2011年4月，被發現患有腹膜惡性間皮瘤，屬於惡性腫瘤晚期，全身轉移，發現的時候，已經屬於晚期了。

作為醫生的陳作兵，十分內疚，他把父親接到省城大醫院治療。由於腫瘤晚期，全身轉移，無法手術。他的醫生同事親友們紛紛提出一系列治療方案，包括化療、放療、熱療等。

陳有強在浙江醫科大學一附院住院時，經常看到同樣患有腫瘤晚期的病人，那些病人頭比細弱的身體大許多，有的只是躺著，渾身插滿管子，看上去無聲無息。眼見這些後，陳有強找到醫生說：「我實在不願意再看著兒女這樣奔波勞累，也不願意自己變成別人那個樣子，你們讓我安樂死吧，如果你們不能這樣，我自己想跳樓。」

老父親的願望，也是許多晚期腫瘤患者的願望——無論是在浙江，還是在中國其他省市，每年都有腫瘤患者跳樓自殺——1994年的一天，剛剛參加工作的陳作兵在諸暨市人民醫院的二樓寫病歷，一位身患肝癌晚期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從12樓跳下，她是這家醫院的一名護士長，她的女兒也是醫院的護士長——陳作兵和她的女兒聽到響聲，都跑去急救，早已來不及了。那是陳作兵第一次見到跳樓的病人。

陳作兵知道，在醫療技術日趨發展的今天，死成為一件不那麼容易的事——除了腦部，人體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替換，還有先進的各種人工製造的替代品，比如心臟起搏器、人工關節。如果腎臟出了問題，可以做血透，如果無法進食，可以靜脈輸營養液，癌症腫瘤有放療化療，抑制腫瘤生長的藥物越來越多，即使是惡性腫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各種治療手段下生存一年多……

父親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陳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實相告。陳作兵得知後，對父親說：「爸爸你放心，活著的時候你要堅強，但走的時候，我絕對不會讓你那麼痛苦——最後一定讓你安安靜靜沒有痛苦地走。」父親聽到這句話，幾天後，開始安排自己的後事，又翻出了喜歡的老子和莊子的書，慢慢看。

陳家也為老父親的病情召開了家庭會議。如果按照陳作兵所見到的那些病人家屬的做法，父親有公費醫療，兒女的經濟條件都還不錯，放療化療，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

陳作兵和家人商量後，決定由父親自己決定。父親雖為工人，後做農民，但喜讀國學，對生命哲學有自己的見解。

父親問，化療、放療後可以延長多少時間？陳作兵說，不一定，效果好也許幾個月。父親又問，多少錢，對人體有什麼不好？陳作兵答，全部公費的，副作用是脫髮、無力、胃口不好等等。父親說，讓我想想，我明天上午告訴你。

第二天早上六點多，母親打電話給陳作兵，說父親已經決定了，要他來病房。

父親說：「我想和你母親回老家去，走之前我有兩個願望，一是到你的辦公室看一看，二是你去病房給病人看病的時候把我帶上，我想聽一聽。」這時候，還有晚期的腫瘤病人躺在旁邊的病床上。

陳作兵工作二十多年來，父親從未到過他的辦公室。這天上午，父親和母親先是去西湖邊坐了坐，然後就到辦公室來了。不過，父親跟著陳作兵查房的願望沒有實現。陳作兵說，那樣對其他病人不好，父親說是，便也不再提此事。第二天，陳作兵便送父母親回老家了。

從杭州出發，沿著富春江，開車回到老家平時要走兩個多小時，2011年7月，把老父親和母親送回村子，陳作兵開了近五個小時，他和父親母親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走這條路。

父親回到村子，也少有人知道父親的病情，陳作兵安排親戚誰也不要多說什麼，「讓父親安靜從容地過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母親陪伴著父親，父親不再吃藥，不再打針，只吃些自己最喜歡吃的東西，「嚴格說都是中醫禁忌的東西，豬肉，魚肉，牛肉，雞肉……爸爸喜歡吃肉，就讓他吃好了。」

陳作兵給母親交待，母親便每天換著花樣給父親做，「爸爸吃得很開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沒有像晚期腫瘤病人那樣變得很瘦。」

陳作兵的父親陳有強，常年被稱做陳胖子的人，整個冬季總是坐在門口的石凳上，前面是村子的操場，目光所及是遠處的前山和後山，滿山的毛竹挺拔秀麗。

村裡的人得知老人病了，每個路過的人總是要和他說幾句話的，這些孩童時就曾和父親在一起的人，父親在最後的半年裡，幾乎都見到了。石凳旁邊，就是一家幾代相傳的豆腐坊，冬季里，氤氳的水霧和木屑燃燒的香味從豆腐坊的門窗中湧出來，只要出門，做豆腐的婦人便看見老人坐在石凳上，與人寒暄著，操場上總有人走來走去，或是閑坐著，狗或者雞有時也在這裡踱步。

母親告訴陳作兵，父親在石凳上坐累了，就回家給老朋友打幾個電話，還有那些曾經一起在汽車站工作的老同事。陳作兵記得，一生隨和的父親幾乎從未和人紅過臉，除了和一位同事——在最後的日子，父親給這個同事打電話聊天，兩個人和解了。

除了2011年9-12月在國外進修的時間，幾乎每個周末，陳作兵都開車帶妻子和女兒回到村裡陪伴父親。順著老屋走五六分鐘，是一段山坡，白色的金銀花沿路開著，金黃色的小桔梗花和艷紅色的野草莓參差其間，毛竹的嫩黃的筍尖常出奇不意地鑽出來，山坡旁邊就是幾家人合用的菜地，山上的溪水慢慢流淌下來，幾乎是無聲無息地，流進菜園裡。

那時候，父親還可以獨自種地，他像對兒子說，又像是在對自己說：「你看這水，一點一滴流到小溪裡面，流到金沙河裡面，再到富春江、錢塘江，最後匯進東海，無聲無息的，人的一生，也是這樣啊！」這些話，陳作兵都記得。

父親先是自己去種菜，慢慢地，要拄著拐棍去，坐在地頭看母親幹了。陳作兵回家的時候，父親在菜地里說：「現在種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還了可以吃到的。」那時候還是2011年的夏天。再後來，父親虛弱地躺在床上了，母親就每天打電話告訴陳作兵，父親每天說哪些話，吃什麼東西。

臨到陳作兵出國，父親的身體狀況已經開始變差，陳作兵去英國西南地區醫院進修是浙江大學醫學院在2011年上半年就安排好的，三個月的進修，陳作兵最擔心見不到父親的最後一面。走之前，他和諸暨人民醫院的醫生打好招呼，和浙江省衛生廳講好，如果父親病重，立即趕回來。其間只有一次，父親有些難過，喘氣很急，陳作兵一邊讓母親把父親送到諸暨人民醫院作基本治療，一邊著手聯繫英國大使館辦理回程簽證，萬幸的是，父親挺了過來，幾天後就平穩下來，回村子去了。

2012年的春節，是陳家最為熱鬧的一個春節，陳家全部匯聚到諸暨市陳作兵的哥哥家裡，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親給每個孫子孫女都發了紅包，原本每年只是50塊錢，這一年，紅包都變成了200元，老人知道，這一定是最後一次發紅包了。陳家吃了年夜飯，拍了許多張全家福，父親在拍照的時候，始終笑著。

過完這個春節，大年初一，父親就因病重住進了諸暨市人民醫院。按照父親的意願和陳作兵的建議，治療拒絕一切化療放療，只是普通的補液，對症治療，緩解疼痛。此時的父親已經是昏迷的前夕，疼痛越來越難以忍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經隆起。

父親住院後，很少說話，不進食了，母親給陳作兵的電話里說的就是父親今天是否開心，是否笑了，或者右手能動了等等。後來為了節約電話費，不打擾兒子的工作，母親學會了發簡訊。

陳作兵記得，父親去世前的一個周末，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但還能說些話。那次陳作兵和母親都在，父親靠在床邊，把氧氣管往旁邊推，說了好些事情，其中有關於人生感悟的。父親說，他也許出不了院了，這是他生命最後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須拿回農村，埋在奶奶旁邊，下輩子有可能還是做奶奶的兒子。兒女長大了，沒有牽掛，務必要對母親好些等等。末了，父親突然指指走廊里匆匆走過的小護士，說，看看，經常給我擦背，打針，都是些20多歲的小姑娘，父母的心頭肉，不簡單啊。父親說，有可能的話，你一定要好好感謝感謝她們啊，陪了我生命的許多最後時光哦。

陳作兵趕緊說，我在安排了，放心。我這個周末，就回諸暨，已經安排好了，在諸暨飯店裡請這些同仁們吃吃飯，我一定表達全家的感謝之情。

乘母親打開水之際，父親給陳作兵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陳作兵的母親，孩子們要好好照顧她，如果她以後也得了重病，不要讓她太痛苦。陳作兵說我會的，父親你放心吧，我保證不和她吵架，她說什麼我就答應什麼。父親笑了，也放心了。陳作兵說，我要上班去了，父親說，路上慢慢開車。

這是父親與陳作兵最後的告別，一周後，2012年3月22日，父親去世。

那天凌晨，大約三點鐘左右，母親打電話告訴陳作兵，父親病危，陷入昏迷，醫生問要不要搶救——這樣的程序，陳作兵自己也做過許多次，心臟按壓起搏(因為晚期腫瘤癌症病人十分虛弱，很容易壓斷肋骨)，切開氣管，插進直徑超過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機，24小時補液，包括鹽水、營養液，消炎藥，陣痛葯，鎮靜劑，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腫瘤藥物，一針劑幾千元，也不過是延長一個月或者幾個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監護室里的病人意識似有似無，逐漸多臟器衰竭，有的腦死亡之後，家屬依然會讓醫生繼續搶救……

是否需要緊急搶救？———陳作兵想起在英國進修的第二導師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診醫療顧問，他體檢時被發現胃部有個腫塊，經手術探查，證實是胰腺癌。手術後需要化療和放療，該流程可以將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從5%提高至15%(儘管生活質量依然較低下)。查理拒絕了。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沒邁進醫院一步。他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陳作兵聽說他非常快樂。幾個月後，查理在家中去世。他沒有接受過任何的化療、放療。

陳作兵發現，在英國醫院裡的一些絕症病人，在入院評估後，往往在病歷上會有的標籤———這意味著這個病人在危險時候，不要任何搶救措施———也就是說，他們希望人生在終結時，拒絕延長生存幾小時或者幾天的希望，同時也拒絕了接受伴隨著心肺復甦術和隨之而來的肋骨斷裂的結果。——活的是質量，而不是幾天行屍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嚴的。這是陳作兵在國外進修的時候一點點的發現。

因此，在電話里，陳作兵告訴母親，如果父親萬一昏迷了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採取積極的搶救措施了，不要打擾他，讓他安靜地離開吧。

三個多小時後，陳作兵從杭州趕到諸暨市人民醫院，父親已經平靜地離去了。

「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蔘，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生卻教給我醫生的職務道：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魯迅在《父親的病》中寫道，這樣矛盾掙扎的心情，幾乎是陳作兵曾經真實心情的寫照。

陳作兵深深記得，魯迅在寫到父親去世時的一幕，按照鄉俗，親人去世前一定要儘力叫他回來，「『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父親去世後，陳作兵還常常想起魯迅寫到的這一幕，「如果父親活著，他一定是同意我的。」

父親交代，他去世之後，不要按照村裡的老規矩做道場，幾天幾夜讓鄰居都休息不好，驚嚇村中的小孩——童年時父親和夥伴們看到道場，在煙霧繚繞中，道士們壘起十幾張八仙桌，站在上面揮動拂塵，燒符念咒，曾十分害怕。做道場本已是逐漸消逝的風俗，但近幾年，在陳作兵的老家又逐漸興盛起來。尤其是那些痛苦離去或者突然去世的人，村民都會在家裡支起靈棚，為逝去的靈魂送最後一程。父親去世後，村長和村裡德高望重的幾位老先生都來到陳作兵家，提到做道場的事，陳作兵遵照父親的意願，只說父親不喜歡，村裡的老人反覆勸說陳作兵說，你看，鄰里一家老人去世，做了三天的道場哩，你不要做五天十天吶？

道場終究是沒有為老父親做，陳作兵和哥哥姐姐一起，在老母親的操持下，按照老儀式為父親守靈，也按照父親的安排，買了厚棺材，將78歲的老父親的骨灰，葬在了奶奶的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