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者為何要自絕於天朝

有宋一代，因遼、金壓迫北疆，西夏阻斷西域，貿易隨之從內陸轉向海外。於是乎，下海！下海！使海域大開，塞翁失馬，竟然開啟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大航海時代。

宋朝下海

漢唐以來，中國歷史一半都寫在沙漠、草原與農牧交界線上，漢家的開拓史便從這條交界線開始。漢家「鑿空西域」的初始，不是貿易，而是開疆拓土，驅逐匈奴。唐承漢志，經營漢家天下，往西，往西，再往西。宋以後，不但西域已失，而且中原危機，宋人的發展遂轉向東南沿海，下南洋，下西洋，一舉扭轉了歷史發展的方向。

當年宋高宗逃到溫州時，曾在江心嶼上望海潮，望了數月，猛然開竅，發現「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動以百萬計」，更何況，取之於民終究有限，層層榨取，民竭而反，還不如取之於外商？一逃回臨安，便號召對外開放，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資為國策，更以開拓海疆為戰略。從此，中國歷史的一半也要寫在長江以南以及沿海線上。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說，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而宋代是近代化的開端。西方學者也指出，法國學者謝和耐認為，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儘管英國學者李約瑟有關中國科技史上的一些觀點和提法頗招質疑，但他說過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倒是落在了中國中世紀史的腳點上了。比如宋代發明了印刷術、航海羅盤以及煤炭燃料的革命性使用等，皆具有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而促使觀念轉變的力量。當然，宋代在藝術以及各種工藝方面，也是建構範式的時代。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一個新社會誕生了，其基本特徵已然近代化端倪。

在中國學術界，陳寅恪以為，宋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後文化發展的指南，我國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將走上「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的道路；陶希聖在《中國社會形式發展過程的新估定》，提出中國自宋代已進入「先資本主義社會」，曾引起社會階段的論戰，之後消沉。

上述對中國歷史的分期，提出了一個「近世」概念，並且以宋代作為近世的開始。站在西方文藝復興的史學立場，接受宋代「近世」說似乎更順理成章。宋代成為他們最受喜愛的中國朝代之一，他們把宋代所呈現的種種新氣象比擬為中國近世的文藝復興， 給予「新世界」的評價。

從時間上來看，北宋始於10世紀末，南宋終於13世紀末，南北宋的歷史長度算起來300多年，南宋為元所滅之時，正是義大利佛羅倫薩文藝復興之濫觴時。從人類歷史的整體格局來看，宋代「近世」的文藝復興萌芽，是本土自發自生的，同樣隨之而來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源點的翡冷翠則以更為鮮明的歷史趨勢，隔空呼應了。尤其是城市裡的生活方式，那種以軍事政治為主要功能的城坊逐漸解體，都市生活時尚開始走街串巷了。而宋代大航海貿易與此新生活方式相映成趣，宋朝的商業、科技以及工藝都以一種超越的姿態發展，針對海航發明的指南針和水密封艙等技術，為大航海帶來空前便利。如果沒有遼金元從北方馬蹄壓境，是否會比佛羅倫薩早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開始點燃近代性的星火呢？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問，若無遼金元壓境，宋朝會向海上發展嗎？若無大航海，會有近代性嗎？

法國漢學家沙畹先生(1865-1918年) 最早提出了這樣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北端從日本、高麗下南洋、下西洋到東南亞、南亞以及阿拉伯各海岸、東非或島嶼諸國，從太平洋到印度洋以及非洲東岸；從東線到西線，洋溢著商業和貿易發展的熱情。即便失去北方大部分而偏居東南一隅的南宋，依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大國。

宋朝先後在廣州、杭州、寧波、泉州、膠州、嘉興府華亭縣（松江）、鎮江府、蘇州、溫州、江陰、海鹽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而廣州是當時第一大港。

日本和高麗半島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盡量靠北，而貿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洋諸國則希望港口盡量靠南，兩線客商最順腳的大概是當時地處南北海岸線中間的泉州，憑藉它南北輻射的地理優勢，自1087年設立市舶司而正式開港，隨後迅速超越明州港（寧波），再追廣州，直到南宋晚期一躍而為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亞歷山大港並立為世界第一大港口。

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主要貨物，是宋朝的瓷器和茶葉以及東南亞的香料。這條海上貿易路有時又被稱為「海上陶瓷之路」或「海上香料之路」。當時相互通商的國家，據漢籍專著《嶺外代答》、《諸蕃志》記載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理、蒲哩魯、遏根陀國、斯伽里野、木蘭皮等總計58個國。

支那的來歷

上述是北宋宣和年間，朱彧在《萍洲可談》里向我們介紹的情況。他還說，船載貨物，多為瓷器。這從唐中期就已開始，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打撈起一艘唐代沉船，船載貨物67000多件，98%為瓷器。因為沉船附近有一黑色大礁岩為標記，遂以「黑石」命名，為「Batu Hitam」。

唐外銷瓷，以青瓷為主，看來外商的品味與陸羽相似，也認為青瓷略勝一籌，所以，越州成了陶瓷之路的起點，出口在相鄰的明州（今寧波），從明州出海，走東洋，下南洋，還要下西洋，中間在廣州轉口，因為廣州是陶瓷之路外商的入口，外商都在這裡聚集，他們在這裡稱瓷器為「支那」——china，就像當年希臘、羅馬稱絲綢為「賽利斯」。也有人說，「支那」和「賽利斯」出於相同的詞根。

印歐語系稱我國為「支那」由來已久，那詞根，還在三千年前的古梵文里就出現了，三代時稱殷人，戰國時稱秦人，漢、唐以來，因東西方貿易和佛教傳播，古老的詞根又開花結果，以陶瓷之路為紐帶，將東洋和西洋連起來，而印度就在連接點上，這一連，就激活「支那」於印歐語系。

流沙河《與瓷器無關》一文，提到唐朝義凈法師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說過「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這位義凈法師，曾航海去印度求佛法，他說的當然靠譜了。

不過，「支那」從一個寂寞的詞根，變成流行詞語，還是因為瓷器，是瓷器，特別是青瓷的流行，喚醒了遠古梵文里的「支那」意識。先是「越青」代表了「支那」，因為唐朝外銷瓷，以越州窯的青瓷為主；後來，龍泉窯興起，龍泉青瓷替代之，代表了「支那」意識；接著，就是景德鎮窯的興起，隨著青白瓷和青花瓷流行，「支那」一詞傳遍世界各地，由於流行時間長，從宋、元開始，歷經明、清以至於今，人們仍以「支那」為景德鎮瓷器，而誤將其一隅之地的「昌南」，作為了「china」來歷的詞源。

景德鎮瓷器，雖說宋、元時就已開始流行，但宋代最為流行的還不是景德鎮瓷，而是龍泉瓷，宋朝五大名窯，其中哥窯就是龍泉瓷的代表，其餘四窯，都屬於宮廷品味，不入西洋流，不在外銷瓷範疇，惟有龍泉瓷，對內能滿足精緻的宮廷品味，對外能行銷世界。那時，景瓷初興，青白瓷跟著龍泉青瓷的身後走向世界。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點轉到了甌江上游的龍泉窯，而出口就在溫州。

從溫州出發，走東洋，或由明州轉口，或直接走，下西洋，往廣州、泉州轉口。

龍泉窯所在地，東晉時就屬於永嘉郡，從人文地理上來說，整個甌江流域應該是一個整體，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龍泉瓷可以看作是甌瓷在宋代的發展，不光是甌瓷產業從楠溪江轉向甌江流域，一條條龍窯沿著甌江往山上走，走到甌江上游，更因為瓷的品質似「縹瓷」，汝窯南遷，遷於此。

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書中說的，「具體地說，一進入這個時期，生產青瓷的中心就轉到浙江省的龍泉，這種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猶如秋高氣爽的天空，也如寧靜的深海，這就是聞名世界的龍泉窯青瓷」。從南朝「縹瓷」到唐朝「越青」，再到汝窯「天青」，三上先生看出了中國青瓷一脈風——「天青海綠」龍泉瓷由淡青泛綠之「縹瓷」衍變，甌在山海間，自然成就了這樣的格調。

南宋時期，朝廷全力經營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範圍比「絲綢之路」更廣，貿易順差也不斷擴大。《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里提到「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而那時浙、閩、廣三市舶司收入已達兩百萬貫，佔了五分之一。南渡之初，宋高宗捉襟見肘，可不久，經濟就恢復了，國土雖然丟了一多半，但財政收入卻接近北宋最好的時候，到了孝宗一朝，就已經全面超越北宋了。

這是海外貿易帶來的成就，國土上的損失，通過貿易順差得到彌補了。宋朝向海洋發展，可宋是重商的，雖重視海外貿易，卻不知還有海權。

民間海權

格勞秀斯《論海洋自由》告訴我們，海洋為人類所有，沒有哪個帝國能佔有大海，沒有一個帝王能統治海洋。天下觀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有河流，卻沒有海，王權統治河水，對海水卻無能為力，我們曆數往古的那些最貪婪的帝王，又有誰能將海水變成他們的「王水」呢？

因此，專制王權對於大海有著天然的反感，這不光是由於海之大顯出王權的小來，更由於王權本身就與海的本質格格不入，海的本質是自由，那些出海者，從「王土」出走，自覺不自覺，都走在海的本質——通往自由之路上，這在王權看來，便是自絕於天朝，流落於番邦，甘願為棄民。

那些出海人里，也許就有他們的子孫。想當年秦皇、漢武，亦曾面朝大海，卻未能留下來，他們望洋興嘆一把，就黯然而歸了。漢唐西向，元明清海禁，只有宋朝堅持民間海上貿易，留下民間海上貿易的海域傳統。

在宋朝，除了技術，關鍵是人。出海主要是商人，而不是官府組織的，是民間個人的行為，是受貿易市場規律的引導。這時，他們已知，中國除了大江大河大地還有大海，除了耕地之民耕讀之士還有耕海出海之人，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還有並非「王土」的大海並非「王臣」的「天朝棄民」——出海人。

從那時起，中國人就與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權，宋高宗是很樂意鼓勵海商打造海船，購置貨物到海外貿易，還在海岸線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個燈塔導航系統，引導航行的海船，並請商人協助，組成了一支艦隊，這支艦隊，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長期掌握的制海權。

不過，南宋航海，多為商船，「以鉅賈為綱首、副綱首」，與鄭和下西洋以官船而非商船以官員而非商人不一樣。顯示了它的民間性和民間海權的組織能力。

南宋時，海舶多大船，可載數百人，因海外多盜，船大人多才敢航海。另外，當時南洋島國索賄強求名目繁多，名為「獻送」，不論貨物多寡，一律都得「獻送」，所以跑一趟小船不利。船大不畏風浪，就怕擱淺，所以常用黑人，他們善游，一旦船漏，即命「鬼奴」手持刀絮，泅水補之。還有一種「舟師」引航，只要取海底泥聞一聞，他便知船泊何處，至於夜觀星，晝觀日，陰雨的日子看指南針，已是常規。

當王朝的海權旁落時，是民間堅守海權的自由出口，維持中國的海權利益，表達了民間的海洋力量以及民間海權意志。

中國夢的西洋

明初，雖有太祖「片板不許入海」令，但明成祖還是派了鄭和下西洋去。此舉之緣起，有說尋找逃入大海中建文帝，有說是朝貢貿易，言非無據，然所見皆小，還是內陸思維。鄭和下西洋，本不亞於漢唐通西域，那時，東西方同步發展，各有其航海時代，歐人航海，發現新大陸，中國人航海，使南洋成了「中國海」。

沒有海權夢想的民族，豈能擁有航海時代？朱棣以帝王而有海權夢想，為「中國海」開張。朱棣是一個大的戰略家，能證明這一點的，不是他內戰內行成了帝王，也不是他雄視大漠橫掃蒙古高原，這方面，他比不上漢唐盛世的帝王，他史無前例超越古人，就因為他有海權夢想。沒有海權夢想，哪來鄭和下西洋？擺天朝的譜，何必下西洋，漢、唐以來，朝貢貿易無數，又何曾「下西洋」？

可朱棣要海權，命鄭和率兩萬七千餘人的龐大艦隊，下西洋，亦貿亦戰。

馮承鈞撰《中國南洋交通史》說，明朝以前，稱南海、西南海的海域，到明朝時，都已改稱為東洋和西洋了。馮著引《明史·婆羅傳》說：「婆羅又名汶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因此，婆羅以東，稱為東洋，以西，稱為西洋。然而，馮注《瀛涯勝覽》，又以蘇門答臘和爪哇為分界，指出，「當時所謂之西洋，蓋指印度洋也」，「以爪哇以西之海洋為西洋」，而蘇門答臘「乃西洋之總路」。

由此可見，鄭和下西洋時，東洋幾乎就成為了中國內海，西洋才是新世界。「下西洋」的起點，不是中國東南沿海，而是面向西洋的蘇門答臘島。蘇門答臘和爪哇以東，包括台灣和琉球，都屬於東洋，都在中國海的範圍內，在此範圍內，鄭和可以立國王，出了這個範圍，才是下西洋。

鄭和七下西洋，打了兩仗，都打在蘇門答臘島上，因為下西洋的關鍵，就是控制這個島，並以此為據點，進取西洋。有人說，鄭和下西洋，做的都是賠本生意，此言差矣。鄭和沿途賞賜寶物，表面上是維持朝貢貿易，實際上是以貿養戰，以貢助戰。一支27000多人的海軍，游弋海上，需要多少給養？食物和淡水不可能全帶來，沿途採辦，除了靠支付手段，如瓷器、茶葉等，還要靠制海權。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遠征軍，開闢了中國歷史上的海權時代。遺憾的是，鄭和率領的中國艦隊，到過紅海，卻沒有進入地中海，沿非洲大陸東岸南下，到了好望角，卻未繞過好望角奔向大西洋。

此為東西方運會轉折點。東方帝國的航海時代及其海權思想，從此就衰落了。

明中葉以降，歐羅巴諸國，揚帆東來。從此，中國人才知道，還有大西洋存在。所以，將原來的西洋，改稱為「小西洋」了。歐人從大西洋來到小西洋，過蘇門答臘島和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洋，那時，閩、廣之民先來，對歐人是歡迎的，徐氏《瀛環志略》稱華僑為「歐羅巴之東道主也」。

王權的本質決定了他們終究會對大海產生警惕，以至於寧願放棄制海權；而民間的本質也決定了沿海民間對獲得大海的生存空間的自由渴望，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制海權的爭取與堅守。只是民間海權的歷史進程未入王朝史觀的法眼，多在各種出海人筆記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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