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 北大荒歲月

作者簡介

李強1950年3月出生於河北省棗強縣。1954年3月隨母親入京。1966年初中畢業於北京第41中學。1968年7月下鄉至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的858農場八隊。1974年7月入黨。26年農場生活，從事多種工作：務農、喂馬、伙食管理員、教師、會計。1994年返京。回城後進入打工族……現已退休。業餘喜歡用文字回憶人生，有部分文章見於媒體和網路。

二十八 殷殷戰友情

北大荒那片黑土地離我們早已遠去了，在六十年代末，那場席捲全國上山下鄉的大潮中，我們這些剛初中畢業的熱血青年，響應祖國「屯墾戍邊，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偉大號召。千里迢迢來到北大荒。在那裡，戰友們在艱苦的環境中，結下的深情厚誼讓我們至今難忘。

一九七零年初，從場部工程連分配到我連一批知青。有兩個人分到了我們二排六班。一個是北京房山的姜兆海，另一個是哈爾濱青年尹洪江。那時的小尹還像個十來歲的小孩子，個子很矮，干起活來很吃力。我們班上還有幾個上海青年張之華、張壽榮、徐繼平等。我們班的任務是砸化肥。有一種化肥叫過磷酸鈣，我們叫它過石，使用前，把它製成顆粒狀，本來是粉狀的肥料，有的受潮結成了塊，製作的時候也往往有些粘連的，有塊大的，用前必須用篩子把不合格的大塊篩出來。我們班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大塊的過石砸碎。這個工作看來簡單，幹起來並不容易。

剛分到我們班的姜兆海、尹洪江就干起了這項工作。我們每個人都找了個柞木的大棒子當工具，每天坐在保養間門口，在刺骨的寒風中，掄著大木棒砸肥料。十幾天下來，肩膀胳膊疼得厲害。班裡的上海青年張之華和徐繼平關係好，張之華常常幫助體弱一些的徐繼平。姜兆海和尹洪江關係更好。聽說他們剛調來就向連幹部提出分配在一個班。無論幹什麼活，他倆總在一起。姜兆海對小尹就像是親哥哥照顧弟弟一樣。在工作和生活上處處幫助這個小兄弟。姜兆海待人真誠，工作踏實。很快，我們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最初的幾年，我們曾經在戰備最緊張的時候，去邊防站與解放軍搞軍民連防。後來，又在那裡開荒建點。一起排水、割大豆、脫谷。

秋收割大豆的工作是一個大家公認的苦活。勞動強度大，一天下來腰酸腿疼。我戴的線手套很快就被豆莢扎破了。手指頭扎出了血。姜兆海見了，送給我一副從家帶來的帆布手套。一雙普通的手套，讓我非常感激，這對我來說真是雪中送炭啊。人工割的大豆要集成小堆，收割機卸掉收割台。由拖拉機牽引農工跟著行進脫谷。

年年我們班都跟隨康拜因脫谷。常常分成黑白兩班倒。每班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遇到機械故障的時候，有人從糧斗里捧出一些大豆放到一個鐵皮折成個盤子里，用叉子端著在火上炒熟，大家你一把我一把分著吃。不久，不知誰把這事報告了連幹部，這件事在全連大會上，以占國家的便宜為由，受到大會批評。此後，沒人再敢明目張胆地炒大豆吃了。姜兆海私下對我說：「什麼就占國家便宜了，我還是國家的人呢。我們每天干十幾個小時，也沒多發一塊錢。」我認為幹部批評的對，我們應該「鬥私批修」，在自己的靈魂深處鬧革命。做一名名副其實的革命戰士。

有一次，我們坐到豆秸堆上休息，看見姜兆海在地里撿了一些豆莢，在扒豆粒兒。我很奇怪。有一天晚上，場里電影隊來我隊放電影《多瑙河之波》。姜兆海悄悄地塞給我一把炒好的豆子。有福同享，是他對朋友的信條。我才恍然大悟了。我們聊天時，他說我思想太「左」。我那時卻不以為然，認為他表現得還不夠積極。

尹洪江幹了幾年活後，個子竟然長高了，這樣的例子也是絕無僅有。都是遠離父母身在異鄉，我們三個人常常在一起聊天談心。我當司務長時，還讓尹洪江當食堂班的班長。七七年，他見我新整的家沒有炕沿，從場院偷偷扛了個跳板給我做炕沿用。讓木工李修國看見了，告訴了張（得福）副連長，等我從北京回來，才知道我的炕沿是場院跳板做的。

一次，小尹寄給家裡的一封信，我見到封后面有四句詩：「信從邊疆飛，不知何時歸，飛到洪江家，趕快往回飛」。也勾起了我對母親的思念，不過，我只會把這種思念埋在心裡。如讓父母知道我們那種強烈的思家之情，他們該多麼牽掛千里之外的孩子啊！

我們班還有天津青年李克勛、張保忠和哈爾濱青年徐雲。每次開班務會，李克勛是最愛給我這個班長提意見的人。他說得似乎很有理，總是說班長應該怎麼做，這讓我很反感，覺得當班長是個兩頭受氣的差事。

姜兆海在工作中任勞任怨。一次，連里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會，全班推選他到全連大會上去講用。姜兆海提前寫好了講用稿。晚上召開的全連大會上，各班組選出來的人，一個接一個上台發言。第一次上台的姜兆海，由於太緊張，他的聲調有些顫抖。引起台下一片笑聲。他更慌了，讀起寫好的發言稿，結結巴巴起來。本來平時說話很流利的他，變得成了結巴。好不容易他念完了自己的講稿，從台上下來，見他出了一頭汗。自此，有人和他開玩笑，叫他「磕長」以為他是個結巴呢！時間長了才發現這只是個誤會。

哈爾濱青年李愛麗，給我講過一個笑話：說是一個說話愛拉長聲音的領導，在大會上講話：「我是李部長——」台下聽眾以為是李部長來了，大家熱烈的鼓掌。「派來的。」大家一聽都很失望。「今天談一談槍的問題。」大家一聽，又來了精神。「每人一支——，」大家一聽又高興起來。「是不可能的。」大家一聽都泄了氣。「兩人一隻——」大家又高興起來，覺得也行啊。「也是辦不到的。」

我還聽老職工講過另一個故事；有一個說話結巴的人去商店買東西。商店的夥計非常熱情。不斷介紹著貨架上的貨物問這位顧客：「這樣的你要不要？」這個結吧說：「我要--，」夥計連忙把貨物從貨架上拿下來。接著，他又指著另一種貨物問：「這個你要不要？」那個結巴說：「我要--」就這樣，夥計從貨架上不斷地拿下來。在櫃檯上堆了一大堆。那個說話結巴的人才把後邊的話說出來：「要不起。」氣的那個夥計把他揪住往外推。他大聲說道：「你叫我跌——你叫我跌——」那個夥計一聽更生氣了，以為那個人在占他的便宜。「你叫我跌倒阿！」這是整句話的意思。這個笑話兒說明，一句話中間相隔時間太長，意思就容易讓人家誤會了。

姜兆海跟我說，他來北大荒之前，去接他們的人說：「到北大荒以後，每人發一長一短。」他們都很高興，以為一長一短是指一個長槍和一個短槍呢。結果，到北大荒後，才鬧明白，原來說的一長一短原來是鋤頭和鐮刀啊！

一九七三年五月份，我回北京探親。專程到房山，還在姜兆海家住了一晚。他是家中的長子，有好幾個弟弟妹妹。這也和他能吃苦寬厚待人的性格有關。

一九七四年，我調到馬號工作，和老職工李雁嶺兩個人輪流值夜班。有段時間，姜兆海上了機務後，冬天安排他在保養間看車。保養間里是嚴禁煙火的。夜晚小型車怕凍壞水箱，專門派個人隔段時間就起動一下機車。每到夜裡十點半以後，姜兆海總是開著「鐵牛」到馬號去接我，我坐進車頭裡，和他一起到大食堂吃夜班飯。那時，炊事員是上海青年周志妹和密德梅輪流夜班。

有一次，密德梅夜班，飯做得很好吃，我不禁誇了她幾句，說她做的比周志妹做的好吃。等輪到周志妹夜班了，她不高興地問我：「我哪次飯做得不好啊？」讓我很尷尬。我只好陪著笑說：「有一次……」第二天，我見到了密德梅，對她說：「周志妹這人挺好的，我說過她許多好話呢，你怎麼不幫我傳啊……」自知欠妥的她，「行了，行了。」笑著忙岔開了我的話題。

我在馬號值夜班，覺得很孤獨。常常想起來到北大荒這五年，和姜兆海相識也有四年了，在寂靜的夜晚，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在馬號前的空地踱步。彷彿，我又聽到那了「鐵牛」的聲響，那聲音似乎一會遠，一會近。我寫了首詩；「訪親曾游龍骨峰，五載新波風雨中，四春同舟念海友，月下久聞鐵牛聲。」

有空閑的時候，我和姜兆海常常一邊散步一邊聊天。說什麼話都從不避諱，有時候，我們倆人的觀點不一樣，也發生爭論，這時，我總發現，他的性格比我要好。心胸開闊，從不計較小是小非。我和他說話隨便，不用擔心說錯了哪句話，把朋友就得罪了。他不是「小心眼」的人。

一九七七年，許多知青返城了，有的是被保送上了大學，也有的是家裡有門路的，將自己的子女調回城市。更多的是困退或病退回了城。看到一個個朝夕相處的戰友們，離開了這片浸透了他們青春熱血的黑土地時，心情倍感凄涼。八月里的一天，戰友姜兆海也要回北京了，一種難以割捨的心情涌在心頭。

送別的那天，我們緊握的雙手久久捨不得鬆開。我們盡量控制著自己的情緒，不讓早以濕潤的眼睛掉下淚來。我們這時沒有了平常那些說不完的話了。

姜兆海忽然像想起來什麼，他打開自己的行李，拿出了他那心愛的「撓頭」帽子塞給我。我知道他很喜歡這頂帽子，我還想推辭，他深情地說：「這個送給你留個念吧，我回北京了，這帽子肯定是用不著了。冬天你戴上它會很暖和的。」我感到這不僅僅是一頂帽子，而是一片深深的戰友情。

他走後，我們常有書信聯繫。我回京探親，去他在房山老縣城的家，在一起講敘各自的情況，也一同回憶我們在一起的那些往事。

一九九四年我回北京以後，我們有了更多的來往。我和姜兆海認識至今已有四十六年了。在這漫漫人生歲月里，我們的聯繫從來也沒有間斷過。我們之間的友誼比作陳年的老酒、比山、比水，都不如把我們比成拴在一根繩子上的螞蚱，永遠相互牽掛……

未

完

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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