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一田：在路上
在路上
一一寫在《一行》30年之際
文/彭一田
我和詩人嚴力在幾年前互加了微信，但平常沒什麼交集，是屬於一般情況下不點贊和不私聊的那種微友。我個人也是不喜在朋友圈點贊的，認為那是一種虛假的繁榮，而詩人之間展開微聊，通常也總是以廢話居多一一還不如不聊。我平常過獨自喝茶多，與人說話少的生活。昨天凌晨嚴力在微信上喊我：「一田是《一行》的多期作者。2017是《一行》三十周年，你有感覺寫點什麼嗎？無論長短。當年一行記錄了你的作品才華啊。」這讓我想起了許多往事，除了詩歌的歷程，那裡面還有生活的遭際，和「漏洞百出的」青春，要知道，因為《一行》，差一點構成了我的一個「事件」。
最早讀到《一行》詩刊是在1990年，它是在美國出版的。不久，《一行》國內的代理人之一，在東北生活的詩人楊春光和我通上信，通過他，我向《一行》轉投詩稿。後來知道楊春光是之前那一年的著名事件的上街人士，被特別關照著。在那一年裡，我收到過一期從美國寄到家裡來的《一行》，這是僅有的一回，此後我看不到《一行》雜誌，對《一行》的情況也就不甚了了。我也無法在我當時生活的集鎮上向人打聽《一行》，在一些地方，可能除了有關部門，少有人知道《一行》這本雜誌。我所收到的那一期《一行》上並沒有我的作品。
但是，《一行》卻在之後的一段很長時間裡，成為我的一種「難言之隱」，有時在一些社交場合是「怕人問起，咽淚妝歡」。有人悄悄告訴我，向國外投稿，被有關部門調查。我雖表面上不以為然，但在群眾「雪亮的眼神」下，還是不知如何解釋和申辯一一想解釋又不知從何說起。這些群眾有的公然認為我是一名「黑道詩人」，有的則認為我是一名不向組織靠攏，不要求進步的「灰色詩人」。結合我家庭之前的階級出身，他們這樣說是有「充足理由」的。久之，我內心也免不了時常出現群山的形象，夕陽西下，枯樹老鴉，地平線壓得很低很低。「風雨是突然的」，我的恐懼感往往也是莫名的。但詩歌的另一個名字叫隱忍，一直以來，我把自己的頭顱和名字掩藏在市井中，這構成了我的生存習慣與詩歌特性。
我慶幸自己因生活在體制外，可以避免和許多「業內」人士接觸。但是，作為一名過市井生活的人來說，詩歌才華也許是一種災難，至少是一種沉重的生活負擔。因投詩稿（險些）得禍，這事的發生使得我之後更少向外投稿了。我因被人家預設了「政治成分」，使得我的詩歌修為歷程變得更為難辛：道路崎嶇，我獨自一人。我前期的作品是以抒情詩為主的，後來我詩風的轉變和這種遭際不無關係，外因對內因有推動作用。但我一直警惕戾氣在自己身上出現，相對於詩壇的階級（職業）化劃分，我懇請「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喊我詩人」。而對於消費性的文化時尚來說，我寧願做一個無名的詩人，一個無人知曉的詩人。這是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的心態。
某種程度上，現實情況似乎和我內心的想法達成了同構，但出自現實的維度是這樣的：儘管我盡量不發表作品了，但卻長期以來被當地某些人以另一種方式惦記著。後來我意識到自己作為詩人的存在，客觀上已構成對某些披上「詩人」外衣的當地人的羞辱。這樣想，我大抵可以明白為什麼當地詩界的一些人（往往以機構為發聲平台）會莫名其妙地忌恨我，進而有意識地屏蔽我。說「不知道此人何許人也」就是常用的一種方法，或者以個人名義（這些人本身大都擁有官方身份）時不時說我壞話，甚至誣衊我已死去，或者坐牢了等等。前述的託人向《一行》投稿之事在當地被無休止地放大和別有用意地渲染，就是例證之一，某協會詩人說我是黑道詩人的話在當時就刊在了當地黨報上。
這些年來，當地花公款舉辦了多屆的詩歌節，從未有人告訴我，或通知我。至於說「此人一直在外地」純屬遁詞。現實並不是像我過去所想得那樣：只要不和那些人交集就不會有衝突，而是他們中的某些人頑強地認為我的存在似乎比挖了他的祖墳還要仇恨若干倍。所以，在被這些人所把持的形態文化上，我所在的縣級市幾乎沒有多少讀者知道我的存在。布羅茨基因流亡在外而客觀上「疏遠」了故鄉的那些「敵人」們，而他是一生隻字不提自己在祖國的苦難歲月的，這既是高超智慧，同時也是偉大氣度的表現。現在我承認，我作為詩人的存在本身就已構成對某些人的羞辱了。如果不提自己的過去，可以不讓某些人感到更多羞辱，那麼好吧，你、還有你們，和我都活下去吧，因果在上，相信上天會作出裁決的。
我始終是一名個體的人，沒有加入過任何社團。不是不敢，而是不想。我一直認為詩歌本質上就是個體意義上的修辭，形態意義上的詩歌在很大程度上是另一回事。詩壇與詩歌不是一回事。但是眾所周知，在漫長的時日里，《一行》為漢語詩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維度，《一行》是當代漢語詩歌史不可或缺的一維。這彌足珍貴的歷程到現在已有30年了。30年的詩歌歷程啊，我作為一個具有「內部視角」的局外人，也同樣是深有感融的！詩歌的多樣化意味著包括表現流亡和消解、倖存和記憶、道德和美，母語和文化等等這些重大主題內涵在內的詩歌文本，它們在《一行》中，是否得到承載和表現，以及有過什麼樣的表現，我基本是不得而知的，但我有信心說，母語是遊子的鄉音，詩歌是流亡者的家園。
許多年來，我和詩人嚴力都沒有私交，但是有一次我因通過別的渠道讀到他的一首詩而記住了他，那首詩的題目叫《還給我》。我一直認為這是當代漢語詩歌中一首不可多得的詩。我和嚴力的關係僅此而已，他其他的作品我讀到的很少，嚴力對於我是個遙遠的聯想，有如天空之於地平線那樣，或者說是星空之間的關係。但是，人之間的因緣可能是註定的，2015年10月我在杭州意外見到了他。那次我去看從未謀面的老友詩人宋琳，一群人坐在西湖邊上聊天，一位老帥哥坐了過來，他沖我說：「彭一田，我知道的，你在《一行》上發過東西的。」我忽然悟到他應該是嚴力。他就是嚴力。但我一時羞於向他提《一行》，我早已不記得它了。那本雜誌對我來說有一種遙遠的熟悉，和陳舊的陌生。是的，我自己從不知道我曾經是《一行》的作者，我從沒有收到過《一行》樣刊。定下神後，我向嚴力簡略陳述了當年我交由楊春光投稿《一行》的始未，及後果。及未果。
嚴力年輕的神態讓我有欣慰感。之後我曾在微信上問他《一行》的情況，擬直接向他投稿，他說《一行》停刊有好幾年了。歲月是條滄桑的河，我也是曾經有一些年頭沒有寫以「首數」論的詩歌了，但我一直保留寫詩歌筆記的習慣。直到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我才陸續發出若干首詩文本。歷史地看，詩歌不但是我情感成長的一種形式，也是我精神完善的方式。在這裡，我附上兩則詩歌筆記，在闡釋自己詩學思想的同時，藉以表達我此時對《一行》30年的情感。
祝福《一行》和嚴力，再過30年，《一行》就60歲了，而我則是89歲。
2017.8.15，九龍山
彭一田：《獨立作家》專欄作家。1958年10月生於浙江台州，少年始習詩，著有詩集《邊走邊唱》《然後》《太平街以東》。1994年第三屆柔剛詩歌獎主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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