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俗學的移民研究傳統

本期新青年：周波，男，河南信陽人，中山大學中文系民俗學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信陽師範學院。研究領域為民俗學、地方社會、移民研究。

推介語：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民俗學擁有大量與移民-族裔及其民俗傳統有關的研究成果。該文在針對美國民俗學的移民研究進行細緻梳理、辨析，從中汲取對中國民俗學進行移民研究的養分，頗有現實意義。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城市和鄉村都發生著非常普遍的人口流動現象，如王銘銘所說，「中國的很多地方，『被土地束縛』的『農民』僅為當地人口的少數」。其實，這種人口流動在近代以來就在頻繁地發生。移民研究是了解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角度，很多學科都積极參与其中並貢獻了大量的成果，然而中國民俗學的移民研究卻起步較晚，發展比較薄弱。

筆者通過對美國民俗學者成果的閱讀，發現美國民俗學格外重視對移民的研究。然而，目前中國民俗學在大量引介美國民俗學的研究成果時，不約而同地忽略了美國民俗學的移民研究領域，更不用說對其豐富多樣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了。可以說，對包括美國民俗學在內的國際民俗學的移民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的不熟悉是中國民俗學的移民研究踟躕不前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美國長時期的移民潮，在美國民俗學史上，移民研究成為美國民俗學的主流之一，這也是美國民俗學異於其他國家的民俗學之處。接下來筆者將對美國民俗學的移民研究學術史進行梳理，並試談其對於中國民俗學的啟示。

一、早期美國民俗學的移民研究：遺留物與口頭傳統

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開始，美洲大陸尤其是美國從未停止過移民的遷徙。在美國，除了印第安人之外的其它群體絕大部分都是由移民及其後裔所構成的。除了美國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對移民-族裔（多爾遜採用美國歷史學家的普遍用法，將ethnic指代移民的後代，筆者則將其譯為族裔。）的研究有大量貢獻之外，美國民俗學也成績斐然，成為美國移民研究領域不可忽略的思想來源之一。

1888年，美國民俗學會（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及其會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被創立。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的威廉姆·紐厄爾(William W.Newell)在會刊中要求搜集美國現存的快速消失的民俗，包括英國移民的民俗，美國南部的黑人，印第安人部落，法屬加拿大，墨西哥等地的民俗。紐厄爾的倡議開啟了美國民俗學的早期研究。

英國移民作為較早到達北美的殖民者，在與印第安人和其他移民群體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並在獨立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心理上產生了相對的優越感，視黑人、歐洲移民（英國移民之外的）等群體為移民。身為移民後裔的學者們在研究中也將盎格魯-薩克遜移民民俗作為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在學術分類中也沒有出現英裔美國人這一類別，這種中心-邊緣之分也反映到「熔爐論」、「盎格魯遵從論」、「同化論」等移民理論之中，其他移民群體的民俗長期被視為被同化的對象。

同樣身為美國民俗學會創建人之一的博厄斯(Fanz Boas)對美國民俗學有著重要影響，他將民俗學視為美國人類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和資料來源，而民俗學在早期發展歷程中也表現出濃厚的人類學傾向。美國民俗學者在像人類學者一樣關注印第安人部落、因紐特人、波利尼西亞人等群體的民俗與神話的同時，在早期研究中也有部分民俗學者試圖理解英國民俗之外的移民民俗，如斯圖爾德·庫林(Stewart Culin)認為應將中國移民的民俗觀念作為美國民俗研究的一部分，並對中國人的風俗、秘密社會、社會組織等民俗進行了詳細的觀察。此外，民俗學者對來自歐洲、亞洲等移民群體的民俗遺留進行了大量搜集，充分發揮了民俗學的資料學功能，為民俗學的移民研究奠定了基礎。

經過長期的積累之後，二戰以後的移民潮刺激北美的民俗學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到移民及其民俗傳統的研究之中，美國民俗學的領軍人物理查德·默瑟·多爾遜（Richard Mercer Dorson）對美國民俗學的中後期發展貢獻良多。多爾遜早期的思想並未擺脫遺留物思維，他在50年代初強調民俗學家應記錄被美國環境改變和處於衰退的移民民俗傳統，並以身作則進行了搜集。

在《美國民俗學》（1959）一書中，多爾遜將移民民俗作為美國民俗的重要類別，並指出民俗學的移民民俗研究所面臨的幾個嚴肅的問題：

「當歐洲人和亞洲人定居美國，學習了新的語言與新的方式後，他們所繼承的傳統發生了什麼變化？多少舊俗被保留並傳給他們的孩子？故國信仰在美國的自然情境下，什麼部分被拋棄了，什麼（文化）侵入發生了，它產生了什麼樣的適應？」

這些問題都是多爾遜對移民民俗研究的重要反思，但他在文中並沒有直接作出回答。斯蒂芬·斯特恩（Stephen Stern）批評道，多爾遜仍然將舊俗（old lore）視為反映了移民的遺產和構成了「傳統的」族裔行為的狀態。多爾遜將新環境對移民民俗的影響稱作「入侵（intrusion）」，這本身反映了多爾遜潛意識裡對移民民俗變遷的不適應。這種批評所針對的其實不是多爾遜一個人的問題，在文化變遷已經發生的情況下，大部分的民俗學者一方面不得不去記錄這種變化，另一方面對遺留物的偏好使得其仍不適應新的變遷對研究對象所帶來的影響。

在美國民俗學早期階段，口頭傳統是美國民俗學者重點搜集的材料。不可避免的是，移民代際更替與移民社會所發生的文化互動改變著移民-族裔民俗，也逐漸刺激著民俗學者的學術思想和民俗學學科傾向的轉變。艾利·凱嘉·康格斯（Elli Kaija Kongas）在1959年對美國佛蒙特州的一個只有三百餘人的芬蘭移民群體的口頭傳統進行了考察，提出了「移民民俗是遺留物還是活的傳統」的疑問。康格斯有意調查芬蘭移民民俗，但最初其拘泥於民俗學所強調的民俗是集體性的事象，所以不太願意去採訪自己的訪談對象芬妮·尤爾瓦（Fannie Jurva），但真正接觸了訪談對象後，因為康格斯曾有過在芬蘭搜集民間文學的經歷，尤爾瓦的講述反而引起了康格斯對移民原居地與現居地傳承人的民間故事講述的比較研究。身為移民的尤爾瓦已很久不與芬蘭本土人聯繫，並且也很久不講故事了，但芬蘭廣為流傳的傳統形式的敵人故事（enemy tales）、寶藏故事（treasure tales）等仍是她的拿手好戲。尤爾瓦的故事講得和在芬蘭所遇到的訪談人一樣好，但尤爾瓦在用芬蘭語講部分故事的時候已不自覺地混用了一些英語詞語。

通過將尤爾瓦與芬蘭本土訪談對象所講述的文本的比較，康格斯驚訝地發現，在原居地的故事已發生變化的時候，尤爾瓦仍保存著較古老的異文。這時，康格斯不禁思考在沒有持續的重述和互動情況下，傳統如何保持生命力的問題。康格斯認為尤爾瓦的例子說明了民俗確實是遺留物，它在失去原有功能的情況下可以繼續保存一段時間。康格斯最後的結論將民俗看作遺留物，但其將民俗只理解為口述傳統是狹隘的，而且將語言的放棄視為對民俗的放棄的看法也不正確，因為其並未看到民俗攜帶者的能動性創造。尤爾瓦雖然保留著芬蘭較老的異文，但講述中英語辭彙的摻雜已暗示了移民傳統與現居地因素的互滲，所以康格斯所搜集的其實並非「純粹的」遺留物。

康格斯關於「移民民俗是遺留物還是活的傳統」的疑問確實是許多有著豐富田野經歷的民俗學者的疑問，回答也因人而異。琳達·戴格（Linda Dégh）曾批評美國民俗學者在移民民俗研究中過於糾結所看到的民俗現象是遺留物還是活的傳統，並未意識到傳播到美國的移民民俗不是故國或新國家的真正表象，而是經過了某種程度上被異化的民俗。

因此，民俗學者更多的時候像一個矛盾體，在舊傳統與新傳統之間徘徊。隨著時代的發展，研究者認識的深入，美國民俗學的移民研究逐漸發生了轉向。從50年代後期開始，研究者已認識到移民不僅帶來了其故鄉的民俗，移民及其後裔也為美國新民俗的生成做出了貢獻。以多爾遜為首的民俗學者在面對美國社會的高速發展和傳統民俗材料岌岌可危的局面時，強調將美國的民俗材料放在美國獨特的歷史經驗中去解讀，而非套用其它學科的理論或只是不加分析地收集。

在美國民俗學早期發展階段，民俗學所普遍具有的對於舊俗的偏好使得早期美國移民民俗學研究側重點是以遺留物範式為核心，主要注重於對以口頭傳統和傳統的移民民俗事項為主的搜集與研究，這就使得相關研究大多只是在進行量的積累。此外，民俗學的從業隊伍由比較民俗學家、文化人類學家、民歌和民間音樂專家、專門的辯護人、地方搜集者、文學歷史學家、作家組成，能力參差不齊。直到二戰後，民俗學逐漸發展成為獨立學科，這種情況才大為改觀。但美國早期移民研究仍不容否定。而且其對舊俗的偏好也是國際民俗學曾普遍具有的傾向，所以這是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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