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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星璀璨的汉武帝时代，主父偃没有卫青、霍去病和张骞、苏武那么耀眼。但是他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处世方式，连同他在武帝前期政治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于贫贱 鲤鱼跃龙门

“主父”，是罕见的复姓，据说这个姓的人是赵武灵王的后代。与高贵的血统不同的是，主父偃出生的那个家庭在繁华的齐国大都市临淄显得异常贫穷。他早年学习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学习《易》、《春秋》和百家学术。和先秦的纵横家一样，经过刻苦学习之后，他怀着被重用的梦想，踏上了游说四方诸侯的路。

他最先在家乡齐地游学。在这里，他收到了宾客们的排斥，生活贫困，亲友们对他态度不好，不愿意借钱给他。这段生活对他触动很大，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在经历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凄凉遭遇后，他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梦。燕、赵、中山，他几乎游遍了北边半个汉朝，但到头来仍是穷书生一个，客居异乡，生活困窘至极。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四处兜售自己无果之后，他依然保持着难得的自信。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他向西进入函谷关，来到了王朝统治的中心——长安，开始了新的人生经历。他拜见当时的新贵卫青，希望他能向皇帝引荐自己。虽然卫青多次提起，但武帝当时并没有理由给这个普通中年人以特别的重视。长安米贵，他的钱很快用得一干二净，诸公宾客都很讨厌他，所以无法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汉武帝刚掌权不久，为招揽人才，鼓励上书自荐。主父偃决定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于是向武帝上书。他的上书主要探讨的是匈奴问题，从兵法和秦代以来的历史入手，指出战争不可草率，否则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应慎重对待与匈奴的战争。这篇上书气势磅礴，体现了他对历史和现实局势的清晰认识，对急于反击匈奴的年轻的汉武帝也是一种警醒。他的目的达到了，早上刚上书，当天晚上就被武帝召见。他成功跃过了上书这道龙门，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政治生涯。

安内攘外 再三献奇策

当时的汉武帝雄心勃勃，想要有一番大作为。对内，他要稳定政局，加强中央集权。对外，他既要打击匈奴，移走悬在汉王朝头上的利刃，又要防守匈奴人的进攻。汉王朝要做的事有很多，这给主父偃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诸侯王势力是加强中央集权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诸侯王在“七国之乱”中受到沉重打击，但仍有相当的实力，而且在众多诸侯国中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诸侯国受封较早，与中央皇室的关系疏远，缺乏向心力；而多半诸侯王由继承而来，无功受封，又欠缺教育，生活萎靡，骄奢淫逸；少数诸侯王同中央有矛盾，私下里买死士、聚甲兵，企图谋反。进一步削弱诸侯国的实力十分必要。

于是，主父偃提出了著名的“推恩令”。“推恩令”就是允许诸侯以私恩把土地分给自己子弟的法令。最高兴的是那些非嫡传继承人的诸侯子弟，他们可以继承一份按照原有传统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财富，虽然不是最大的那份。收益最大的是中央政权，这种措施无形中削弱了诸侯王，而且还能受到诸侯子弟的欢迎。而诸侯王也希望自己的子弟生活有一个稳定的着落。真是一举三得、皆大欢喜。

法令实施后，仅在元朔年间，就出现了一百多个新的王子侯。随着王子侯的不断增多，原本跨郡连城的诸侯王国被拆分得支离破碎，对中央王朝的威胁越来越小。令中央王朝头疼已久的诸侯王问题和平、顺利地解决，主父偃的政治智慧让人不得不佩服。

除诸侯王外，地方豪强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又一障碍。豪强有雄厚的财力，有私人武装，欺压普通民众，甚至干涉地方政治，在地方上势力很大。只有少数干练正直的官吏敢于触犯他们，一般的郡县长官对他们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放任的态度。

元朔二年（前127），借助汉武帝在茂陵设置县邑这个时机，主父偃献策将天下郡国的豪强和部分以武犯禁的侠客强制迁徙到茂陵居住，以不通过诛杀的方式而达到“内充实京师，外消除豪猾”的目的。这一年，十二万户资财在三百万钱以上的豪强被迁徙到茂陵地区集中管理。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横行乡里、独霸一方。

他的政治才华不只是在“安内”上，在 “攘外”的问题上，他也颇有建树。

“河南地”，是指黄河河套以南的土地，秦末落入匈奴手中。匈奴骑兵以此为基地，一天一夜可以到达长安。拥有它，匈奴就可以保持着对汉朝都城的威胁。

元朔二年，汉王朝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由卫青率军击溃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所部，夺回河南地，解除了这个方向上匈奴对长安的军事威胁。但河南地是战略要地，兵家之所必争，收复之后如何防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主父偃提出了迁民实边、筑城防守的方略。他说：“河南地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外有黄河作为险阻，蒙恬曾经在那里筑城来驱逐匈奴，对内有节省辗转运输和戍守漕运的作用，而且向外还可以扩大中国的土地，这是用来消灭匈奴的根本。”

虽然公卿们讨论的时候都认为筑城朔方很不便利，御史大夫公孙弘明确表示反对，但汉武帝力排众议，并让朱买臣等人专门去驳斥公孙弘。最终这项措施得以实施。

筑朔方城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全国为此征发了十多万人，从关内到关东的广大地区都受到影响，国家的府库也为之空虚。虽然耗费多，但筑城的效果也明显，这片极具战略地位的土地从此牢牢掌握在了汉王朝的手中，匈奴再也无法夺走。

倒行逆施终上断头台

被武帝召见后，他一路平步青云。第一年，他四次升官，由郎中做到了中大夫，可见武帝对他的宠幸。从他的“推恩令”、“徙豪杰于茂陵”和“筑朔方城”来看，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主父偃总是能想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他确有过人的政治头脑，这是他受宠的资本。

得到宠幸是他能力的体现，但恃宠而骄就是他的不对了。武帝性格强势，又往往猜忌大臣，大臣们知道主父偃在武帝面前的分量，怕他说坏话，于是尽力讨好他，拿大把的黄金往他的腰包里送。而他竟然来者不拒，收受贿赂达千金之多。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对他说：这样做太飞扬跋扈了吧。无论出于劝告还是指责，这句话都是有道理的。做人要低调，作为皇帝宠臣更应该是。现在大家是畏惧你的权势，是暂时的忍受，一旦你失宠或者是犯了事扛不下来，他们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主父偃不听，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说：“我结发游学四十多年，不仅自己不得志，而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兄弟不收留我，朋友也离弃我，我困厄的时候太久了。大丈夫在世，活着的时候不能列五鼎而食，死的时候就受五鼎的烹刑算了。我日暮穷途，时日无多了，所以才倒行逆施，不依常理做事。”

也许是为了后代的未来着想，他想把自己的女儿纳给齐王，但齐国太后不许。刚好齐王刘次昌和他姐姐通奸，这件事被主父知道了。于是他对武帝说：“齐国临淄人口有十万户，市场上收的租税有千金之多，人民富实，超过长安。如果不是天子的亲兄弟或者爱子，不应该封于这样的地方。现在齐王的和您亲属关系疏远，又听说齐王和他姐姐内乱，请让我去治理齐国。”于是他被拜为齐相，监察齐王，管理齐国国政。

他一到齐国，就找到自己的兄弟和朋友，拿五百金散发给他们。然后数落他们说：“我当初贫穷的时候啊，兄弟不顾我的衣食，朋友不让我进他们的门；现在我做了齐相，你们中有的人千里之外迎接我。我要跟你们绝交了，你们以后不要再进我主父偃的门了。”无钱受人冷落，有钱受人尊敬，主父偃看不开这种世态炎凉。他现在有钱有势了，于是用钱去砸别人，让别人知道当初那样对待自己是严重的错误。

上任以后，他立即收捕了齐王后宫的宦官和宫女，借此来敲打齐王，或许是暗示他一些什么，比如希望他能接纳自己的女儿。但齐王慌了神，他被吓坏了，燕王刘定国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如果因为内乱被治罪不仅会死，还会连累家人，于是他选择了自我了断。

赵王刘彭祖也吓坏了，因为齐王因主父偃而死。主父偃在齐、燕、赵游学期间，三国都没有重用他，给他的都是冷脸。先是燕王因内乱被主父偃揭发而死，接着齐王被迫自杀，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呢？他不敢大意，于是选择了先下手为强，上书告发主父偃收受诸侯贿赂，使很多诸侯的子弟受封。平心而论，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确实使很多诸侯子弟受封，但中央王朝是最大的受益者。也许诸侯子弟送钱只是出于巴结，与受封和“推恩令”无关，但收了人家的钱后事情还能说得清吗？

武帝知道了齐王的死，以为是主父偃胁迫齐王让他自杀，把他下狱。主父偃承认了收受诸侯贿赂，但不承认劫持齐王令其自杀。汉武帝不想杀他，毕竟他提出过很多有力的措施，在尊立卫子夫为皇后和揭发刘定国内乱等事情上也都立有大功，是自己身边的得力之人。但是公孙弘坚持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为郡入于汉，主父偃是首恶，皇上如果不杀他，不足以谢天下。”

公孙弘一生做了很多落井下石的事情，比如害死大侠郭解，把大儒董仲舒排挤到残酷的胶西王那里做相。在面对出身贫寒，年老方被重用，和自己家乡很近、经历相似的主父偃时，他依然没有手下留情。

主父偃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自食其果，收受贿赂、骄横跋扈和对诸侯王耍手段，这些都是取祸之道。也许他并不后悔，“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他的人生哲学就是这样的。此前他有权势有钱财，能够“五鼎食”，现在该是“五鼎烹”的时候了。

但死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他的族人，因为他被判“族灭”之刑。主持审理主父偃案件的是那个时代众多酷吏中小有名气的御史中丞咸宣。

刑场上一排排的犯人，穿着囚服，跪在地上，等待一死，那是多么的残酷。不知刑场上的主父偃面对着族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悔恨因为自己而使众多族人身首异处，还是因为这些人当初的冷漠而觉得他们的死无所谓呢？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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