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賀子珍的最後歲月

文史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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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文化傳媒網
作者：張世珠
原載：《世紀》1993年創刊號

資料圖：1936年，毛澤東與賀子珍，拍攝於陝北保安。

1947年，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向國內的毛澤東電告了當時正在蘇聯的賀子珍的情況。並費盡周折將賀子珍從蘇聯送回祖國。賀子珍在蘇聯時曾被關進瘋人院，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賀子珍帶著女兒李敏和楊開慧烈士留下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踏上了剛獲解放的東北土地。她先在哈爾濱等候通知。結果她失望了。

不久，賀子珍母女倆從哈爾濱去了瀋陽，賀子珍曾在東北財委工作過一段時間。為了賀子珍的前途問題，她的妹妹賀怡還專門找過毛澤東。

到了1949年10月，毛澤東和他眾多的戰友們在北京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然而作為曾經參加井岡山鬥爭的老戰士之一的賀子珍，卻不能和毛澤東一起在北京共享這一歷史性的勝利。

賀子珍的存在，對江青來說如果無動於衷，反倒不合乎邏輯。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被接去北京，而賀子珍卻一個人被送往上海，使她長期過著孤獨的、幾乎與世隔絕的凄涼生活。賀子珍的名字在新中國的歷史上被整整抹去了三十五年。為了顧全大局，她別無選擇地接受了這一不公平的現實。

時間確實會重新安排歷史。

當毛澤東走完了光輝的一生以後，江青由於造孽深重被關進秦城，賀子珍的名字這才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

賀子珍先於毛澤東上井岡山。永新縣的第一任婦女部長。工農紅軍中的第一名女戰士。

1978年春，當時參加過井岡山革命鬥爭的紅軍將領何長工來到上海，我陪同他去華東醫院看望病中的賀子珍。他站在賀子珍的病床前深情地對我說：

「當年我是工農革命軍的黨代表，後來是紅軍中的旅長。子珍是我手下唯一的女隊長。她可是實實在在的領過兵打過仗的女戰士。」

當時紅軍中的女同志也不少，但真正當過軍事指揮員的只有三個人：朱老總的夫人康克清，賀龍的妹妹賀英，還有毛主席的夫人賀子珍。

何長工說完緊握著賀子珍的手動情地問：「子珍，你說是嗎?」賀子珍高興地笑了。她用不太清楚的發音點著頭說：「是的!是的!」眼裡充盈著激動的淚水。

賀子珍，原名賀自珍，乳名桂圓，1909年出生在永新縣城西二十公里萬年山下禾木河畔的黃竹嶺村。賀子珍的父親賀煥文本是個前清舉人，當過縣官，後因一場官司使得家境一蹶不振。賀子珍八歲時隨父母遷居永新縣城南門，父親開設了一爿雜貨店。賀子珍自幼生得眉清目秀，白嫩的皮膚，鴨蛋形的臉龐，是當時永新城裡的「一枝花」。她生性倔強剛毅。那時女子上學的還不多，她頂住了社會輿論，堅決上學讀書。1925年正是大革命時期，16歲的賀子珍便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投身於革命事業，和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一起，是當時永新革命青年中的「三賀」。北伐軍打到永新後，她當了永新縣第一任婦女部長。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賀子珍和她的哥哥賀敏學一起，參與並領導了永新農民暴動後，於1927年8月毅然登上井岡山，投奔王佐、袁文才領導的寧岡農民自衛軍。10月，毛澤東在湖南領導了秋收起義後登上井岡山，與王、袁隊伍匯合，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工農紅軍的前身)，賀子珍是這支數以千計的革命隊伍中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女戰士。可見青春時代的賀子珍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女強人。

陳毅說：「一個賀子珍，我們上海養得起。」看著天安門前的悼念場面，她老淚縱橫：「毛主席到底叫江青害死了。」

1949年，賀子珍來到上海，開始在虹口區工作，擔任過虹口區委組織部長，當時住在溧陽路一幢公房裡。後來一度搬到淮海中路(現空軍招待所)他哥哥賀敏學家住。但賀敏學很快就調到福建工作，市委在泰安路給賀子珍找了一幢房子住了一段時間，又搬進湖南路262號，這裡是市委招待處所屬的一幢花園洋房，她在這裡住的時間最長。

賀子珍初來上海時，毛澤東曾對陳毅表示，用他的稿費養活賀子珍。但陳毅回答：「一個賀子珍，我們上海養得起。」

從此賀子珍的一切費用均由上海負擔。開始在虹口區時她有工資，後來生病住院，便由上海市委招待處負擔，按行政12級的待遇，每月給她二百元生活費。甚至連她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及日常用具都是招待處操辦的。

賀子珍是1954年生病開始住進華東醫院，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又搬回湖南路住所作進一步治療。市委組織了由精神病院院長栗宗華、醫生嚴和俊為首的醫療組，專門負責她的病情，還配備了吳麗娟、徐秀芳等幾個專門護士。醫生經常到湖南路給她治病。據吳麗娟回憶說：「她發起病來很厲害，抓別人的頭髮也抓自己的頭髮，而且猛抽煙。」

一個在烽火硝煙中闖過來的巾幗豪傑，沒有倒在敵人的子彈下，卻垮在自身的精神防線上。她有許多問題想不通。在蘇聯她遭受非人的待遇，回到祖國後又因江青的阻撓不能進京。她雖然和毛澤東分手了，但她不怨毛澤東，而只悔恨自己。因為1937年冬她因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和毛澤東鬧崩之後，她毅然一個人從延安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這時毛澤東雖給她發過六封電報勸她回延安，她執意不肯，而去了蘇聯。她為了這件事而悔恨終生。賀子珍痛恨江青，她清楚地知道是江青的阻撓使她不能去首都北京。賀子珍在上海期間，毛澤東還經常關心她的病情和生活。有一次衛生部長傅連嶂專程來上海，帶來了毛澤東的親筆問候信，並組織對賀子珍的醫療，勸說她相信栗宗華教授能治好她的病。以後毛澤東又經常派人給她送些吃的用的東西。她的女兒李敏也常來上海探望她，每逢春節還陪她一起過年。

在十年浩劫中，原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都被打倒了，但市委招待處和華東醫院的醫護人員仍一如既往地照顧著賀子珍。當時「四人幫」也覺得一個與世無爭的賀子珍對他們威脅不大，繼續迫害她也無多大意義，所以那一陣賀子珍還算清閑。每年由醫生嚴和俊、護士吳麗娟陪同，夏天去青島，冬天去廣州，春秋天去蘇州、杭州。1969年夏天在青島八大關一幢海濱別墅閑住時，突然林彪的幹將黃永勝去了，醫生為了避免引起麻煩只好騙她說來了外賓，讓她趕快轉移到其它地方。

1972年，陳毅去世的消息傳到賀子珍的耳里，頓時她的病又一次發作起來。這一年李敏來上海，告訴她北京有個「四人幫」，她又突然發起病來，而且發得很厲害。不吃飯、不睡覺、猛抽煙。她一直在擔心毛澤東會受「四人幫」的害。

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對賀子珍的精神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她獃獃地坐在電視機旁，聽著滿城的哀樂，看著天安門前群眾悼念毛主席的每一個鏡頭，她悲痛欲絕，流著眼淚叨念著：「毛主席到底叫江青害死了。」巨大的悲哀、無限的思念，賀子珍無法控制住感情衝擊，病魔再一次纏繞著她，她失去了駕馭自己的能力。

直到粉碎「四人幫」，人們把這一喜訊告訴她，賀子珍的精神方重新振作起來，每逢有人去看她，她就笑著對人說「四人幫」被打倒了，她高興極了。

1976年冬天，賀子珍突患中風，左半身偏癱，住進華東醫院，從此她就再也沒有出來。醫院組織了由院長王贊舜、內科主任肖文炳、中醫主任喬仰先組成的醫療組，專門負責她的治療工作。她住在南樓有洗澡間的套房裡，病室里還特意布置了沙發、地毯、電視機和收音機。醫院裡上自院長下至護士都很客氣地稱她為「姨媽」。

這段時期，我正擔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委和中央辦公廳交給我一個特殊任務，委託我負責賀子珍的醫療和照顧她的生活。出於一種特殊的責任感，我每個星期都要到醫院去一趟，了解一下她的病情，到病房裡和賀子珍聊聊天。但是她那時說話已不太清楚。開始護士徐秀芳給我當翻譯;時間久了，她說的話我已能聽懂大半。每次去看望她，她都熱情地抓住我的手有說有笑，客氣地喊我「張秘書長」，而且這幾個字說得特別清楚。

1979年6月，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決定，增補賀子珍同志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和當時的市委書記王一平一起到醫院向她表示祝賀，賀子珍高興極了。這說明黨中央沒有忘記賀子珍在革命鬥爭中曾經作過的貢獻。雖然她已經病倒了，不能去參加會議，但也是給她的莫大榮譽和安慰。她堅持要下床接待我們，讓護士給她換上嶄新的淺灰色上衣，深黑色的褲子，一雙新布鞋，坐在病床旁的藤沙發椅上。正在這時市委招待處副處長祝小婉送來一束鮮花，更增添了幾分歡樂氣氛。當大家向她表示祝賀時，她高興地直說「謝謝!謝謝!」醫院黨委書記李存林拿來照相機，給我們大家合照了一張像。之後，賀子珍餘興未減，一定還要我陪她到後花園再照張像。適逢這天天氣格外晴朗，賀子珍在花園玩了很久才肯回病房裡去。

那雙走過萬里長征的腿，只能藉助著輪椅平生第一次走進夢繞魂牽的京城。夢圓了，她又思念起上海。

1979年秋，賀子珍的身體狀況相對穩定了一段時間，她感覺十分良好，便提出要到北京去住段時期，我當即報告市委，市委同意了她的要求。我給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馮文彬通了電話。不幾天中央組織部回電說：中央同意賀子珍同志和市委的意見，已經為賀子珍來北京作了安排。

中央派出的專機早已等候在虹橋機場，賀子珍的夢想即將實現。我一直把她送上專機。市委安排了招待處副處長祝小婉陪同，還有華東醫院的醫生、護士和護工全班人馬同機前往北京。到京後中央安排賀子珍住在301陸軍總醫院高幹病房。她終於平生第一次踏進了幾十年來一直夢繞魂牽的首都北京。

剛到北京後沒幾天，便是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三周年。那天她在李敏和醫務人員的陪同下坐著輪椅來到毛主席紀念堂，向毛主席坐像獻了花圈。臨去時陪同人員告誡她見了毛主席遺容不要哭、要剋制情緒。但是當她真的到了毛主席遺體旁時，還是忍不住地哭了，自從延安離開毛主席42年之後，以及1959年在廬山和毛主席見面20年之後，她有多少往事激蕩在心頭啊!她坐著輪椅圍著毛主席遺體轉了幾周，久久不肯離去。

賀子珍在北京301醫院期間，鄧穎超、康克清、曾志等這些曾經在井岡山一起戰鬥過的老戰友前去醫院看望了她。1979年10月，我去北京參加全國第四次文代會，趁此機會我去301醫院看望了賀子珍。當我進屋時她正半躺在床上，一見到我，她便熱情的一把攬住我的脖子，像小孩子講悄悄話那樣對著我的耳邊說：「告訴你張秘書長，我去看望毛主席了，到了毛主席紀念堂，還看了天安門。」她笑得那樣天真、那樣的開朗。我也為她高興。大概是到了北京心情舒暢的緣故，才一個多月的時間，她的身體好多了，而且說話也清楚多了。

賀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時間，後來她說非常想念上海，並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中央組織部向她轉達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北京和上海，你可以任來任去，常來常往。」1981年5月，中央又派專機，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高登榜陪同回到上海，重新住進華東醫院南樓。

1984年3月，賀子珍病情惡化，除中風偏癱外，出現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種併發症，造成持續高溫數月不退。市委報告了中央，中央辦公廳派專機送來北京301醫院、友誼醫院幾位專家，我請衛生部門組織了上海幾位專家，一起在瑞金賓館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要想盡一切辦法進行搶救。她的哥哥賀敏學、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也都趕來上海。市委決定，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和財力搶救賀子珍同志的生命，需要什麼葯都可以進口，需要什麼醫生就調什麼醫生，全體醫護人員盡到了最大的努力，終因賀子珍年老體衰，多種併發症一起爆發而搶救無效，於4月初開始病危，4月19日下午5時，賀子珍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75歲。4月25日市委在龍華殯儀館舉行了向賀子珍遺體告別儀式後，她的骨灰由親屬陪同送往北京，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一個曾經陪伴革命領袖毛澤東生活了多年，為中國的革命事業流血奮戰而又受盡人間各種痛苦的傑出女性，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道路。

賀子珍又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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