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蘇聯」和「蘇聯後」的犬儒主義

撰文：徐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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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普京擁有不少支持者，因為他支持反腐，對外強硬，有時又不按常理出牌。這些中國支持者們認為，也不斷在強調，普京是一個在俄國深得人望的政治領袖，在他的領導下，俄國重新成為在世界上能大聲說話的強國。俄國人擺脫了蘇聯後時期的彷徨和失落，對國家的未來又重新獲得了信心和希望。情況究竟如何，不妨從俄國和俄裔學者對普京時代的俄國犬儒主義研究中去探尋一個究竟。

在一些俄國和俄裔學者那裡，在「蘇聯後」時期（尤其是在普京時代）的俄國，犬儒主義是一個透視政治和社會文化的特殊窗口。這個時期的俄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都不斷在發生劇烈的變化。政治立場和經濟利益不同的群體從不同角度得出「找到出路」、「時好時壞」和「很難預料」的概括性結論。在一些人看來是好的，帶來希望和克服犬儒主義悲觀情緒的發展，在另一些人看來，恰恰是一種機會主義、只圖眼前利益、急功近利、無信仰或理想追求的犬儒主義，這種安於現狀、得過且過的犬儒主義繼承了蘇聯時代國民人格分裂的那種犬儒主義。儘管許多俄國人都同意，犬儒主義是社會的道德和國民性病灶，但是他們在一些有關犬儒主義的主要問題上仍然意見分歧：哪些社會現象、民眾意向和選擇是犬儒主義的？哪些政治、經濟因素造成了什麼犬儒主義的負面國民心態、素質和行為？對這樣的問題，不同的俄國（裔）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的不同看法中包含了對俄國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的多種評價，也包含了他們對犬儒主義的獨特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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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的順從和犬儒的反抗

馬克?列波維特斯基(Mark Naumovich Lipovetsky) 是俄國最有影響的文化史專家之一，在《俄國犬儒的輕率魅力》（The Indiscreet Charm of the Russian Cynic）一文中，他對「蘇聯」和「蘇聯後」這兩個不同時期的犬儒主義作用做了比較研究。 他認為，在今天的俄國，民間犬儒主義仍然是對官方權力犬儒主義的一種應對方式，它還是無法擺脫蘇聯時代無權者的那種既不滿又順從的大眾犬儒主義。他以2012年的「暴動小貓」（Pussy Rioters）對俄國官方犬儒主義（official cynicism）的示威行動為例說明，無權者的犬儒主義並不是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反抗。

「暴動小貓」是一支俄羅斯女性主義朋克樂隊，樂隊成立於2011年8月，由約12名成員組成，成員頭戴顏色鮮艷的頭套，並在露面時只使用化名。她們經常在各大景點舉辦有關俄羅斯政治生活的行為藝術表演，都未經政府批准。這些表演編輯成視頻後在互聯網上公布。2012年2月21日，樂隊的5個成員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的祭壇舉行了一場反對普京和俄羅斯正教會的名為「朋克祈禱——聖母啊，趕走普京！」（"Punk Prayer - Mother of God, Chase Putin Away!"）的演出。表演被教堂安保人員制止。3月3日，其演出視頻出現在互聯網上後，樂隊的兩名成員娜傑日達?托洛孔尼科娃和瑪麗亞?阿廖欣娜被控犯有擾亂公共秩序、冒犯宗教信徒和「流氓行為」等罪名而遭到逮捕。3月16日，另一名成員葉卡特琳娜?薩穆特瑟維奇也被逮捕。8月17日莫斯科塔干斯基地區法院作出判決，分別判處3名成員2年徒刑，罪名是在教堂實施「流氓行為」。10月10日，上訴後，葉卡特琳娜?薩穆特瑟維奇因緩刑而被釋放，另外兩名成員維持原判。

列波維特斯基認為，「暴動小貓」的玩笑和諷刺並不具有政治反抗的意義，它只是在政權允許的範圍內犬儒式地搞笑一下罷了。「暴動小貓」的朋克式滑稽雖然在中國人看來已經非常「大膽」、「出格」和「不安分」，但表演者們還是出於自我審查 的意識，把表演限制在「藝術」的範圍之內，以此來自我保護。後來只不過是因為「輕率」和「不小心」，才不慎越過了紅線，但在國外卻被當成了一次勇敢的反抗。實際情況是，壓迫性制度下的犬儒表演並不從事積極的抗爭，犬儒者只是在消極嘲諷，但權勢是不在乎嘲諷的，「你笑你的，我干我的」 。而且，你笑得知道分寸，越過分寸不要怪我不客氣。我可以讓你笑，也可以讓你不笑，你必須心裡有數，不要讓我老提醒你。犬儒的笑總是一種時刻在進行自我審查的笑，「有節制」的小品、相聲、二人轉或別的幽默表演都是典型的犬儒之笑。

列波維特斯基討論普京時代的犬儒主義，運用的是《蘇聯大百科全書》里對犬儒主義的定義。蘇聯百科全書里有關於犬儒主義的知識，這說明，蘇聯-俄羅斯人對犬儒主義是有認識的。《蘇聯大百科全書》對犬儒的定義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犬儒的來源首先是權力的犬儒，其特徵是掠奪性的統治群體公然以無道德的手段行使權力和達到自私的目的，如法西斯、個人崇拜，等等。其次是個人化群體的反抗觀念和行動（如破壞公物），這些個人和群體忍受著不公和無權的制御，忍受著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和道德偽善，但卻毫無改變現狀的希望，因此陷入了精神空虛的泥淖。」按照這個對犬儒主義的認識，「共產主義道德」反對任何形式的犬儒主義。

然而，從二十世紀70、8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道德」在蘇聯已經不能起到抵制犬儒主義的作用，相反，它正是產生犬儒主義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是因為，口頭上高喊共產主義道德的當權者們經常恰恰是最沒有道德的。他們只不過是在用主義的幌子來鞏固自己的權力，謀取私利，欺騙民眾。統治者這種無道德的偽善和欺騙成為權力犬儒主義的主要特徵。民眾心知肚明，知道當權者在欺騙他們，是在跟他們玩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善和欺騙把戲。但是，他們卻沒有辦法公開戳穿這個把戲，所以只能默默忍受。而且，他們還知道，要想在這樣的制度里安身立命，儘可能為自己撈取一些好處，他們自己也必須戴上假面加入這個欺騙遊戲。因此，他們雖然鄙視和看穿這種假面遊戲，但仍然會認真投入、假戲真做。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卻仍然心知肚明地坦然為之。當權者們知道民眾心知肚明，民眾也知道當權者們知道他們心知肚明。但大家都在客串一個所有人都坦然為之的假面遊戲，編織起一張籠罩全社會的犬儒主義大網。

列波維特斯基引用《蘇聯大百科全書》的犬儒詞條，似乎是為了表明，一個社會可以有關於犬儒主義的知識，知道犬儒主義的害處，卻照樣上上下下奉行犬儒主義，不僅如此，還裝出在反對犬儒主義的樣子。這種明白人的知行不一，根本不在乎真實與虛假的道德區別，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性的。這樣的犬儒主義從蘇聯時代到蘇聯後的普京時代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今天的俄羅斯似乎已經用「道德」代替了蘇聯時代的「共產主義道德」，但權力的犬儒主義和民眾的犬儒主義卻是照樣在支配俄羅斯的社會文化。

俄國社會學家列夫?葛德考夫（Lev Gudkov）在《俄國犬儒主義：僵化社會的病症》（Russian Cynicism: Symptom of a Stagnant Society）一文中，表達了相似的看法。 他指出，「犬儒主義標誌著傳統價值體系的崩潰，過去的信仰和規範遭到了破壞，社會裡正在開始出現深層的社會文化變化，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發生了衝突。但是，犬儒主義本身卻並不是一種新制度關係的因素。犬儒主義並不產生變化，這是犬儒主義與觀念創新、突破、發現不同之處。只有新觀念、意義、道德觀才是決定社會和文化進程未來方向的決定性因素，而犬儒主義則不是這樣一種積極因素。犬儒主義充其量只是暴露主流觀念的虛謬，或者不過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流行看法。」在民間擴散的犬儒主義沒有定向，隨時在變換懷疑和不信任的對象，它沒有自己要堅持的原則，因此實際上是一種貌似激進的機會主義。

列夫?葛德考夫

葛德考夫從1980年代末就開始研究前蘇聯的「公共倫理」，那是一個蘇聯正面臨社會危機和面臨轉變的時代，他從大量的研究證據中發現，「蘇聯人對主流道德觀失去了信心，……千百萬蘇聯人在政客越來越嚴重的（權力）犬儒主義面前感覺到無助」。 葛德考夫指出，這種無助和徹底失望是普通蘇聯人犬儒主義的主要原因與表現。權力的犬儒主要表現在政客們為一己私利公器私用，最後毀掉了任何一個公正社會都必須尊重和依靠的「權威公器」，包括制度、理念、權力、道德、價值觀。犬儒主義的政客們憑藉手裡的權力，要麼公然破壞法制秩序，無視起碼的道德準則；要麼便是口是心非地對待法制和道德，說一套做一套。公然破壞是「無道德」（amoral），而口是心非則是偽善，二者都是權力犬儒主義。對權力犬儒主義，普通民眾唯一可能的反抗便是反感、厭惡和徹底不相信，這是一種絕望而無效的徹底看穿，它不抱改變的希望，只是以笑話嘲弄來獲得一時的紓解和消氣。

葛德考夫指出，蘇聯政客的犬儒主義對社會的腐蝕和敗壞也同樣發生在今天的俄羅斯社會裡。今天在俄羅斯呼風喚雨的是像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這樣的政客，他們雖然精明強幹、有能力也有煽動力，但卻毫無道德，無所不為，民眾不信任這樣的政客和公眾人物。日里諾夫斯基是俄羅斯下議院副議長，其所屬的自由民主黨在俄羅斯議會中佔據多數席位，多數黨員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日里諾夫斯基經常是普京的喉舌。他為人粗暴強梁、仗勢欺人、不講道德，從他在2014年4月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表演便可見一斑。懷孕的女記者杜波維茲卡雅（Stella Dubovitskaya）問，對烏克蘭禁止俄羅斯男性入境，是否應制裁。此問題並未偏向烏克蘭，卻讓日里諾夫斯基勃然大怒，罵她是「女同志」。他挖苦烏克蘭愛國女記者法拉恩（Irina Faraon），說她「對俄國充滿仇恨」，但「喜歡俄國人」，「因為她是色情狂」。接著又嘲笑杜波維茲卡雅「也是一樣」。一名男記者指摘日里諾夫斯基說：「她是孕婦，你為何攻擊她？」日里諾夫斯基答：「懷孕就不該來工作，應在家帶小孩」。又稱基輔獨立廣場的示威者也有不少孕婦，「都是毒蟲」。他又把兩名男助理推向杜波維茲卡雅，要他們「狠狠強暴她」，又喊：「基督復活了！快親她。」一女記者痛批日里諾夫斯基「太侮辱人」，日里諾夫斯基說：「你為何插手？你是女同志嗎？走開。」

像這樣的政客活躍在俄羅斯的政壇上，讓許多俄羅斯人對政治和政治人物極端失望，失去信心。這種犬儒主義也讓許多民眾對民主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前景不抱希望。葛德考夫指出，民眾的犬儒主義是因為俄國政治、社會現代化受阻和開倒車而引發的。俄羅斯人不是不曾有過希望，只是由於希望幻滅才轉向厭惡、憤怒和冷嘲熱諷。他們譏諷和嘲弄所有那些他們信任過並期待有改革作為的政治黨派和人士——民主派、自由派、普京的執政黨。他們都不斷向民眾保證，要比蘇聯時代給人民多得多的權利和自由人待遇，但是，現實太令人失望。葛德考夫的民意調查發現，民眾的憤怒和敵意與他們的挫折感、自卑和無能為力感成正比增漲。他們看穿並且不相信的既包括政治領導者和權威人士（看穿他們的偽善），也包括所有被權威利用過的美好價值觀念（道德價值虛無主義）。接受民意調查的民眾有的表示，他們對其他「正常」國家裡發生良性變化仍抱有希望，但他們認為，俄國永遠不可能成為那些正常國家中的一個。

葛德考夫所做的民調還顯示，俄國社會意識和觀念中犬儒主義的另一個特徵是鄙視所有的公眾人物和權威——不僅是政府人員和政治人物，而且也包括非政府組織、學者、公職人員、工商人士，甚至教會神職人員。在許多民眾眼裡，這些都是口是心非、道貌岸然、道德低下的人，都在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權威、名聲、職權謀取私利。俄羅斯民眾眼裡的這種精英群體集體道德淪落，令人想起了中國類似的情形。被民眾視為無道德的，不僅是權貴、富豪、商人，而且還有教授、醫生、僧尼、主播、作協和科協的文化人。據2009年中國一家雜誌的民意調查結果，最講誠信的三個群體是農民、宗教職業者和性工作者，其可信性遠高於科學家、教師和官員。

這種情況證實了葛德考夫的結論：「民眾怨憤並不只是俄國才有，這是任何一個不能成功過渡的國家都有的社會因素」。當然，這還只是犬儒社會比較表層的現象。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就俄羅斯而言，那就是從蘇聯時代培養起來的「蘇維埃人」（Homo Sovieticus）已經形成了一種延續至今的普遍犬儒國民人格。這種犬儒主義特別適合於壓迫性國家裡的民眾生存。他們非常善於運用奴性生存策略，將之美化為一種識時務和精明的生活方式。他們不以此為恥，反而自以為得計，以此為榮。這種犬儒主義還有一些其他特徵，包括對自己和對國家低期待、倫理雙重思維、機會主義、誇張地表現對政權的忠誠。葛德考夫指出，俄羅斯正處在一個「不成功的過渡」之中。遙遙無期的改革讓許多俄羅斯人看清，政府的改革承諾只是拖延的託辭，是不立刻行動、不馬上兌現的借口和幌子，所以永遠停留在「過渡時期」。「過渡的改革」失去了號召力，變成一種口惠和說辭，對俄羅人斯不僅毫無行動的推動力，而且成為他們嘲笑和諷刺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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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犬儒和蘇聯後犬儒

馬克?列波維特斯基在《犬儒理性的魅力：蘇聯和蘇聯後文化中的騙子》一書中指出，蘇聯時代培養起來的「蘇維埃人」，其人格和精神實質都是「蘇維埃騙子」（Soviet trickster）。 他說的騙子不是那種騙財詐色的罪犯，而是在壓迫性制度下帶著政治假面，當明一套暗一套的雙面人。「蘇維埃騙子」的文學原型來自蘇聯文學家伊里夫（Ilya Ilf）和彼得羅夫（Yevgeni Petrov）的小說《十二把椅子》（1928）中的奧斯塔普?班得爾（Ostap Bender)。《十二把椅子》的故事在蘇聯和俄羅斯都家喻戶曉，而「奧斯塔普?班得爾」在俄語中也成為「身份騙子」和「假裝面目」的代名詞，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在中文裡是「精神勝利可憐蟲」的代名詞一樣。奧斯塔普?班得爾不是「蘇維埃人」，他出生和成長於沙俄時代，在蘇聯新政權下，他不得不以新的面目（有欺騙性的假面）來適應新的生存需要，也就是我們熟悉的「自我改造」。陳徒手的《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里有許多這種從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新的政治環境里，戴上面具變換自我，並非一定是真的已經被改造，而只是學會了玩一種由於生存需要而不得不玩的「把戲」。由於奧斯塔普?班得爾世故圓滑、精明機靈，善長蘇維埃成功人士的那套恭維、諂媚、說假話、勢利，他成為蘇聯人犬儒公民人格的文學典型。

「蘇維埃騙子」在蘇聯後的俄羅斯並沒有絕跡，而是有了新的面目。這是蘇聯國民分裂人格和犬儒主義的延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教授阿列克賽?尤恰克（Alexei Yurchak）是一位俄裔教授，他在《完蛋之前一切皆萬歲：最後一代蘇聯人》（獲2007 年Wayne S. Vucinich 圖書獎）中，分析了蘇聯社會文化中的分裂人格：一個人可以一面參加共青團的會議，一面在桌子底下偷偷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島》。尤恰克稱此為社會主義文化的「表演性切換」（performative shift）。 在會議上開口發言，是正兒八經馬列主義，私底下卻並不信這一套。這兩種狀態可根據需要隨時切換，套上和取下假面都極為方便，不覺得麻煩，也毫無內疚。在1970年代的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已經完全成為一種形式主義的官話和空洞的套話。運用意識形態話語不過是一種儀式性的表演，以表現自己的政治忠誠。至於這種忠誠是否真的有信仰的內涵，已經不重要了，或者就算重要，也因為太多人戴著這個假面而無法驗證了。

從1970年代開始，在蘇聯，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化文化雖然佔據統治地位，但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以前不允許，也不存在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如列寧格勒的「西貢」知識圈（以那裡的一家咖啡館而得名）、理論物理學家聚會、像美特客(Mitki,一個活躍在聖彼得堡的藝術組)那樣的地下藝術等等。這些社會和文化活動的參與者是一些「局外人」，他們與當局和政治異見者同樣保持距離。「局外人」拒絕隨大流，但卻不像政治異見者那樣疏離和批評官方政治。不同的「局外人」之間沒有明確的共同政治見解或主張，但他們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那就是善於對現狀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符號誇張地表示認同，乃至「過度認同」。

俄語中的「過度認同」（Styob或stiob）一詞是從動詞stebat （stegat 的同義詞，意為用鞭子抽打）而來。這是一種有破壞效果的嘲弄。這是一個俚語說法，人們更熟悉的漢語說法也許就是「惡搞」，所以姑且叫它惡搞。美國俄裔女學者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懷舊的未來》一書里解釋說，「惡搞（stiob）是一種搞笑的，政治不正確的話語，利用引文和粗俗、不正規的說法，不觸犯禁忌（除非特別頂真的管制），但從來不脫離俄國-蘇聯的語境。……惡搞訴諸熟悉化而非陌生化的效果，把每一個事件危機轉化為玩笑的機會。……惡搞介於『同語重複』（tautology）和 『戲仿』（parody）之間，但避免任何政治諷刺或社會批判，用令人驚駭的語言避免與令人驚駭的事件正面衝突」。

惡搞是對權威話語的一種滑稽挪用，誇張地運用於那些被權威高高捧起的象徵符號和儀式，將之置於完全不同的語境中，是一種板著臉的搞怪。這使得它對權力壓迫或迫害有某種自我保護的能力和自我辯解的可能——瞧，我是在用您的話說事，如果不準確達意，請多多包涵。惡搞不是反主流，而是不入主流的入主流，是一種不恭順的順從，一種陰陽怪氣的附和，因此是一種典型的陽奉陰違式的犬儒。陽奉陰違（如「文革」中所謂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陽奉」其實是在支持它所「陰違」的那個權威的合法性，使得陰違不具有實質的反抗意義。

紐約大學俄羅斯和斯拉夫研究教授波倫斯坦（Eliot Borenstein）在《重新介紹俄羅斯》（Reintroducing Russia）一文中稱styob是「起侵蝕作用的反諷」（corrosive irony）。 「惡搞」不一定有顛覆的意圖或目的，它甚至可能是為了恭維，但是這種恭維讓人有「諷刺」之感，覺得又像是在挖苦和侵蝕它在恭維的對象。波倫斯坦以一位俄羅斯文化中人的身份說，「styob是一種俄國式幽默，以過分認同某對象來嘲笑它。……西方人看不清styob；在西方對俄羅斯的論述里是找不到styob的，因為西方人不能確定那是一個玩笑」。用我們熟悉的大眾文化術語，這是一種相當隱蔽的「搞笑」或「惡搞」，文化外人看不出來，但文化中人就定能體會，並覺得滑稽可笑。西方人看俄羅斯人的「過度認同」，難以辨別那到底是在諂媚當局還是在嘲諷它的意識形態。同樣，西方評論經常也看不清中國式「惡搞」的性質。

不管有心無心，惡搞的「過度認同」都能產生荒誕可笑的效果。有的過度認同可能是「認真」的，並不是為了製造可笑的效果，但由於認同過度，也同樣會有滑稽和可笑的效果，例如，2014年陳游標「紐約慈善行」時自稱雷鋒，他自己說，與雷鋒相比不過就是少了一個題詞。又例如，2014年2月20日，安徽籍青年張藝冬在安徽合肥某醫院接受了微整形注射手術，整容成「雷鋒臉」。3月3日，他召開新聞發布會，身著軍裝，以雷鋒形象公開亮相說，整容能使他「照照鏡子就想起雷鋒，起到督導作用」。2014年8月15日 《市場星報》報道，8月14日上午張藝冬來到渦陽縣公安局義門鎮派出所，申請改名為"雷到底"。這樣對待雷鋒，看上去雖然是一本正經，但卻因過度和反常而顯得十分可笑。

文化研究者經常把「惡搞」視為一種後現代文化現象，其實在1970、1980年代的蘇聯就已經出現了這種「大眾後現代」的新生事物。尤恰克認為，「最後一代蘇聯人」（大多出生於1960年代初）之所以能夠如此順利而自然地從蘇聯的社會主義過渡到蘇聯後的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從1970到1980年代文化的悄悄轉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青團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共青團本來是為共產主義事業準備可靠接班人的，但正是從共青團系統出來的人物成功地扮演了蘇聯後的大亨（oligarch）角色。共青團所起的是助產婆的作用，它幫助誕生了那些善於在後來國家資本經濟中渾水摸魚和擁權自肥的能手和幹將。

俄羅斯寡頭階層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前蘇聯時代的組織體系內部，比如共青團（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和科研機構（別列佐夫斯基），而其中一部分人的「第一桶金」來自俄羅斯1991年實行的第一輪私有化。這些體制中人在他們效忠的政權倒台時並沒有挺身而出「誓死捍衛」，相反，他們倒是充分運用了體制殘留的資源和人脈發了大財。

俄羅斯1990年代初的經濟改革方案是免費發放人人均等的票券和有利於國有企業內部人方案的結合。這樣做，在形式上塑造了人人有份的公平起點，卻又給掌握企業實際控制權的內部人（國企經理和職工）以一定的自由可以選擇多少股份出售給外部人，以換取迅速推進私有化的政治妥協。這一輪私有化結束後，一些了解企業內部情況又掌握金融資源的人們又得以用很低的價格購買大多數個體外部人手中的私有化券：因為對後者而言，單張票券的實際價值微不足道。尤其是一部分前蘇聯晚期國有企業的所謂「紅色經理」因成功搜羅到大量私有化券而致富，成為寡頭階層另一個重要來源。

從高調共產主義一下子「自然過渡」到貪婪的資本主義，並不只是在蘇聯-俄國才有的現象。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就是，原本看似「永遠」的東西其實是會一下子就崩潰的。在蘇聯制度（突然）崩潰之前，人們都似乎相信它會永遠存在下去。可是，它突然崩潰的時候，卻並沒有多少人感到意外和吃驚。尤恰克在《完蛋之前一切皆萬歲》中寫道，許多蘇聯人「很快發現了一個奇特的事實。蘇聯的崩潰似乎發生得很突然，但蘇聯人好像對此早有準備似的。這些年來，一個奇怪的弔詭越發顯露出來：在崩潰發生之前，這個制度的崩潰是不可想像的，但是，當它發生的時候，卻並不顯得令人驚奇」。

蘇聯制度崩潰後，俄羅斯寡頭階層最初發家的方式（如同中國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直缺乏社會認可，而此後又廣泛採用黑勢力和非法手段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執行合約，缺少社會和法律兩重意義上的合法性，使得新興的大資產階層在重新整合的國家機器面前顯得非常脆弱。這讓普京政府有機會運用國家機器全面鉗制這個階層，以「貪腐」、「逃稅」這樣的罪名來打擊、整肅自己的政治對手，並爭取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痛恨貪腐和政商勾結，所以大多數都站在政府這一邊，但是，他們同時也是抱著旁觀和觀望的態度，看一幕幕惡鬥惡的「好戲」。民眾自己並沒有參與政治行動的權利和機會，他們只能遊離於事件之外，看狗咬狗表演。這種犬儒形態的觀望態度在強人推動的自上而下的反腐時刻是常有的。但是在俄羅斯，它還有特定的歷史淵源。尤恰克稱其為俄羅斯政治文化中的「不搭界」（living vnye，「活在外面」）特色，即犬儒式觀望或旁觀。

早在蘇聯時期，犬儒式觀望或旁觀就已經相當普遍，旁觀者疏遠官方統治意識形態，但那並不是真的政治反抗或政治「異見」。犬儒觀望同樣與政治異見「不搭界」。正因為犬儒並不真的是持反對立場，所以才能玩世不恭，滿不在乎地表面認同他們心裡未必贊同的東西。波倫斯坦指出，惡搞的過度認同也是一種遊離式的旁觀，它「並不以異見的面目出現。蘇聯的異見者是一本正經的，有他們那一套一本正經的道理。但是，異見者的一本正經（並不討人喜歡），政治異見雖有反蘇維埃的內容，但用的卻是蘇維埃的形式」。與政治異見不同，遊離在外的 「不搭界」既疏遠官方統治，又不與政治異見者沾邊。這是一種「局外人」的生活態度，官方意識形態也好，政治異見者的民主和人權要求也罷，都不關我的事，我只是個路過看熱鬧的，用時興的話來說，就是「打醬油」的。這種犬儒心態在當今中國也很普遍。

「不搭界」從社會中遊離出來，獨身自處，不是為了堅守自己的信仰或信念。而是根本沒有信念、信仰或立場。「不搭界」純粹是逢場作戲，幸災樂禍，有機會甚至還可以順手牽羊，撈上一點好處。這成為犬儒主義的入世哲學。馬克?列波維特斯基在《俄國犬儒主義的輕率魅力》中把這種蘇聯後期社會文化中的「不搭界」與蘇聯後期「灰色經濟」中的「走路子」（blat）視為同類的現象。Blat指的是「哥們關係」（old brother network），類似於中國1980年代的「倒爺」。有背景的生意人，他們的資本不只是金錢，而且更重要的是路子。他們乘經濟改革的順風船，既無政治立場也無政治理想，他們對經濟改革需要配合怎樣的政治改革毫無興趣，更不想與積极參与政治爭論的任何一方有「搭界」的聯繫（他們是最奉行「不爭論」的）。他們關心的只是如何趁著有機會就好好地撈它一把。「背景商人」都在不同程度受官方保護，也為這種保護付出高額的酬勞。他們是政商腐敗的一部分，他們自詡的「在商言商」是一種偽善、功利、有奶便是娘的犬儒主義。

在英國任教的俄裔政治和社會學教授阿麗娜?列德尼伐（Alena Ledeneva）, 在《俄國的人緣經濟》一書里揭示，依靠「路子」的人緣經濟（關係經濟）一直存在於蘇聯的人際關係之中，並非只是出現在蘇聯的衰亡時期（理論界「新左派」所持的觀點）。 在蘇聯後期經濟改革中，「人緣經濟」愈發成為一種特色，它經常是一種既不合法又不違法的經濟。由於國家仍在實行「社會主義經濟」，這種異類經濟有時會遭到來自官方的譴責或限制，但是，官員們能從這種灰色經濟中得到好處，所以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對它採取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犬儒主義態度。上上下下的官員們一方面大聲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另一方面又在非社會主義的灰色經濟中漁利自肥，由他們執行的整頓管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普通民眾看在眼裡，心裡明白，知道這不過是裝裝樣子。他們根本不相信政府官員會動真格的，這種不信任和不相信符合民眾對政府政策的習慣性懷疑，自然也就又成為瀰漫擴散於社會之中的大眾犬儒主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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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蘇聯時代的犬儒主義慣性

蘇聯犬儒主義的制度性原因是政府權力用僵化的意識形態來進行高壓統治，民眾在這種統治方式下每天看到的都是虛偽、欺騙、不道德、無公義、沒出路、無希望。在蘇聯後的俄羅斯，雖然以前的意識形態已經放棄，但是，犬儒主義的制度性條件依然存在。葛德考夫認為，蘇聯後俄羅斯的許多不同形式的犬儒中，「統治者的犬儒」和「被統治者的犬儒」仍然是最突出的兩種。它們都是來自蘇聯時代的「慣性」所致。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這種「慣性」：一、持續的犬儒文化心理；二、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專制司法和官員任用制度。

首先，俄羅斯人持續的犬儒文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觀因素造成的。佛里達?吉提斯（Frida Ghitis）在《俄國人走出冷漠和犬儒了嗎？》（Have Russians Moved beyond Apathy and Cynicism?）一文中指出，蘇聯崩潰後，俄國人並沒有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或對民主未來抱有太熱切的希望，他們仍處於一種習慣了的漠然狀態，蘇聯的政權並不是因為人們受到某種新政治理想或觀念的鼓舞的而被推翻的。和東歐國家一樣，這個政權的垮台是因為一直被鼓吹的意識形態烏托邦給人民帶來了許多災難，而且破產了。1991年末，當蘇聯的旗幟最後一次在克里姆林宮降下來的時候，「見證這一歷史時刻的俄國人感到的是沮喪、疲憊和失敗」。

許多俄羅斯人曾經為這個敗落的政權浴血戰鬥過，他們曾被允諾和保證，說是會有美好的未來。但是，他們一次次失望，直至對希望本身也不再不抱有希望，因而陷入一種犬儒主義的無動於衷和冷漠麻痹之中。他們當然也不是一點都不希望，但即使並不太高的希望也會顯得過於奢侈。戈爾巴喬夫之後的葉利欽在眾目睽睽之下，從一個充滿勇氣，帶給人民信心的領導者變成了一個酒鬼，令俄國人感到難堪。俄羅斯經濟改革在西方專家的失策建議下誤入歧途，渾濁不清的變革大潮造就了少數億萬富豪（大亨）和一次次吞噬了普通俄國人的積蓄的經濟危機，粉碎了他們成為中產階級的夢想。葉利欽的最後傑作就是讓普京成為了他的總理，普京很快進入了角色，為蘇維埃帝國剩下的版圖開始找回它的尊嚴。他用鐵拳粉碎了車臣的叛亂，抓住 國際油價高漲的機會用石油和天然氣的高額收入穩定了經濟。然而，他也營造了一個腐敗和威權的新帝國。在這個新帝國里，少數「大亨」（寡頭）可以斂取巨額財富， 但絕不不允許挑戰普京的政治權威。

普京用俄羅斯的能源外匯穩定了俄羅斯的經濟，增強了俄羅斯的國力，在這些實實在在的變化面前，俄國民眾似乎真的有了擺脫冷漠和犬儒的機會。他們用選票為普京按他的意志改造制度開了綠燈。俄國上演了民主選舉的戲碼，但是媒體 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向普京，而他的競爭對手則完全在公共視線內消失了。俄國公眾對此眼開眼閉，默認接受，這是一種新的犬儒主義。由於憲法有限制兩屆總統的規定，普京把總統職位讓給了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自己擔任了總理。但是，2011年9月，普京和梅德韋傑夫宣布，他們將互換職位，民眾的犬儒主義的極限也似乎受到了挑戰。許多俄國人覺得不能再這麼觀望下去，如果讓普京得逞，那麼他將成為俄國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里擁有最高權力的絕對統治者，世界上還沒有過這樣的民主。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似乎也給俄國人帶來了新的政治信心，2011-2012年許多俄國人走上街頭，他們的抗議沒有能阻止普京成功當選並擔任他第三任的俄國總統。俄羅斯人再一次陷入了普遍的絕望、冷漠和政治犬儒主義。

其次，俄羅斯人的犬儒主義慣性與這個國家沒有得到改變的專制司法和官員任用制度直接有關。葛德考夫認為，這種慣性存在於蘇聯後的武力壓制和脅迫性制度之中——公檢法和警察，「這些都與蘇聯時代沒有多大變化」。葛德考夫指出，這種制度性特徵的延續存在反映了一個令許多民眾失望的事實：俄國當局的治國理念仍然沒能擺脫蘇聯時代陰影。蘇聯時期的政府權力過度依靠暴力，對社會進行嚴厲的微控，對民眾進行強制性的思想和行為操控。當時所使用的理由是維持穩定、有效動員民眾建設「新社會」（社會主義）、實現美好未來（共產主義）、時刻準備打仗、應對緊急突髮狀態。蘇聯崩潰以後，政治制度失去了來自革命時代諸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決」這樣的意識形態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實行專制，只能是「赤裸裸的專制」。這樣的專制既不承認個人的價值和權利，又無法提供群體認可的價值共識，它空洞地訴諸民族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成為一種為權力而權力、為統治而統治的統治。

葛德考夫還指出，「犬儒主義深嵌在普京式權力結構之中，這是一個至上而下的垂直結構，上面委任下去，下面聽從和效忠上面，官員們無須特別能幹或專業。這是一個逆向選擇的機制，被挑選出來加入權力結構的是那些最沒有原則，最具靈活性和適應能力的人員。那些有幸在各級權力中成為官僚的人員不僅享受種種好處和待遇特權，而且心理上也能特別得到滿足，因為他們佔據著別人羨慕卻無緣染指的職位。但是，這種權力結構的制度性惡果是，政治體制本身不斷在遭受人員素質的損失，無論是議會還是政府成員，總體而言都是如此。」被選拔的人都是一心討好和巴結上司，他們的成功全在於上司的賞識和信任。他們只對上司負責，完全不需要為民眾負責，他們基本上都是口是心非的平庸官僚。

這種選拔制度的後果是腐敗叢生，每天都有腐敗的醜聞，民眾開始感到憤慨，但後來漸漸見怪不怪、習以為常，只剩下麻痹冷漠和機械的習慣性犬儒反應：「天下烏鴉一般黑」、「反正好不了了」。除此之外，民眾要麼敢怒不敢言，要麼就根本不去多想，也無從多想。他們抱的是看熱鬧和看笑話的心態，把腐敗當成是荒誕世界的常態。當腐敗人物被揭露出來的時候，他們會感到一種幸災樂禍的痛快，甚至還會稱之為「大快人心」，但他們對制度性的反腐並不抱希望。他們有自己從犬儒主義早已形成的看法和結論：打擊腐敗只不過是做做樣子，其實是打擊政治對手的方便借口，普通民眾未必能從中得到什麼實際的利益。有人在腐敗問題上栽跟頭，是因為有腐敗之外的其他原因，像是跟錯了什麼人、得罪了什麼人、與不該作對的人作對，或者根本就是「倒霉」和走背運。這樣的反腐不能終止腐敗，因為它的制度土壤還在，所以對它不能也不必寄予實質性改變的希望。

4

政治專制與民眾生存策略的犬儒主義

俄羅斯社會裡的犬儒主義有著長久而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允許存在針對執政者的有效制度性遏制和權力平衡。由民眾的力量來對政府權力形成監督和進行約束，一直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夢想，而這個夢想的長期無法實現使得許多人最後選擇放棄，而代之以政治犬儒式的「政治現實主義」，那就是期盼和支持國家主義的強人政治或精英寡頭政治。

有的俄羅斯人因為反對普京，曾經把民主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開明的「寡頭」身上，但這是一種兩害取其輕，甚至飲鳩止渴式的期待。在亞里士多德的概念體系里，「寡頭政治」作為一種少數富人掌權的制度是各種政體中最差的一種。因為這個少數人的統治集團內部會有足夠的串謀，為了小集團的利益而犧牲廣大公眾的利益。亞理士多德同時也正確預見了寡頭政治本身的不穩定性，這一點在俄羅斯尤為明顯。俄羅斯寡頭之間沒有共同的政治主張（他們本來就是有奶便是娘的功利犬儒主義的產物），在葉利欽時代，這個階層經常把葉利欽作為自己內部衝突的協調人，而在普京時代，普京自然成為對他們最有權威的人物。在普京用查稅官來對付石油寡頭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沒受他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並把他投入大牢的時候，寡頭階層中的重量級人物沒有一個出面公開為霍多爾科夫斯基鳴冤或者提供支持。這不僅說明寡頭之間的政治聯盟非常脆弱，而且體現了專制統治一貫的犬儒主義伎倆在他們身上非常有效。專制犬儒主義的重要特徵就是將人性惡和人性弱點利用到極致，因此把人性的優化視為它的天敵，也會竭力堵塞人性優化的可能和途徑，如自由的教育、民主、憲政、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普京對付俄羅斯寡頭們，將對手各個擊破，利用的就是他們事不關己明哲保身的自私心理。這種統治手段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任何一個「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犬儒社會裡，都是非常見效的一招。

霍多爾科夫斯基

普京對待政敵霍多爾科夫斯基的犬儒伎倆還不止於此。2013年12月，在冬季奧運會開始之前，普京突然宣布赦免霍多爾科夫斯基。正如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在 《被赦免囚禁的犯人》一文中所指出的，宣布赦免霍多爾科夫斯基（同時也提前釋放了「暴動小貓」的成員）並不標誌普京專制有了變化。她寫道，「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普京在演變為獨裁者的道路上，又取得了一項新的特權：他允許自己出爾反爾。過去，他讓自己與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命運拉開距離，還說案件是法院的事務，而他聲稱自己對法院沒有影響力。克里姆林宮說，要得到總統的赦免，霍多爾科夫斯基首先需要承認自己有罪。然而，隨著霍多爾科夫斯基一個接一個的刑期結束，總會有新的指控不斷湧現。不過，普京在明顯感覺釋放霍多爾科夫斯基對自己的益處多過損失之後，就輕而易舉地改了主意。畢竟，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負責」。 這種馬基雅維里式的政治手段是毫不掩飾的專制權力犬儒主義。

霍多爾科夫斯基重獲自由，並不意味著反對派的勝利，也不表示俄羅斯人在普京之外有了別的政治選擇。他那被普京恩賜的自由加深了許多不滿普京的俄羅斯人的政治犬儒主義。霍多爾科夫斯基已經獲釋，普京的反對者並不能 說這是民主的勝利。令他們失望的是，普京「自動」表示大度，有了向世界顯示他「開明」的機會。更令他們失望的是，霍多爾科夫斯基在重獲自由的頭兩天里就已經表示，自己不會成為普京的替代者。在發表於俄羅斯獨立雜誌《新時代》(The New Times)上的第一份採訪中，霍多爾科夫斯基承認，他同意在可預見的未來遠離俄羅斯（他現在身在德國）。他還表示自己曾向普京承諾，不會挑戰他的權力，雖然他會投身公民運動，但會遠離選舉政治（又是一種令人失望的政治見解）。瑪莎?格森指出，霍多爾科夫斯基的表態，「讓許多俄羅斯自由派感到失望，也讓他們失去了過去與其他反對克里姆林宮的人士共同追求的最後一個清晰目標」。

普京以他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強硬反腐使許多俄羅斯人覺得他是繼斯大林之後的又一個「硬漢」領袖。但是這樣一個領袖並不能改變俄羅斯政治制度本身的腐敗，這是一種比官員貪圖金錢和女色更嚴重的腐敗。葛德考夫在《俄國犬儒主義：僵化社會的病症》一文中對此寫道， 「政治制度選擇人員材料中的次品，調動的是人性中最低下的本能和對他人的羞辱」，這種依仗「絕對權力」的政權對社會造成的一個嚴重不良影響就是「社會價值遭到徹底破壞——倫理價值、宗教價值和公民價值無一倖免」。他還指出，「今天，這種權力結構的後果就是負面地、不斷地使正常倫理價值失效，不只是道德倫理，而且更是政治必須限制使用暴力和防範專制的基本倫理。」

葛德考夫認為，今天俄羅斯社會中的「民眾犬儒」（mass cynicism）是政府犬儒主義（governmental cynicism）消極影響的產物。他寫道，「當民眾不能自主，也不能獨立的時候，……社會退回原始的狀態。政府犬儒主義的另一個問題是，它產生的犬儒思維和犬儒意識極具毒素，人們最後會因此而失去對政治和社會制度腐敗作出反應的能力，把忍受專橫的威權統治，陷於冷漠麻痹不能自拔當作一種宿命。久而久之，這樣的民眾犬儒主義就會讓整個社會變得不思進取，而只是安於現狀——這是惰性十足、停滯不前的社會的病症和特點。」

司法不公，公器私用，不公不義的現實長期得不到改變也沒有改變的前景，這使得許多人對法律和法治既不相信，又覺得滑稽。政府權力犬儒主義地對待法治，把法治用作管制社會和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用法治來維護人民的公民權利和看管政府和官員的權力。政府越強調法治，人民的公民權利就越沒有保障。這種「乖訛」（incongruity）讓所謂的「法治」成為一個笑話，也加劇了民眾對法本身的大眾犬儒。

徒有其名的「法治」使得民眾對「法」完全失去信任，葛德考夫認為，「這種大眾犬儒主義在對俄國司法制度的深度不信任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這也是司法制度以犬儒主義對待法治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問題在於有法不依，法律規定的和實際執行的根本就是兩回事。以機會主義和無道德的態度對待法律，不利於自己的，有法也不執行，有利於自己的則過度執法或不通過正當立法程序，隨意立法，有的法朝令夕改，有的則是選擇性地執行。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民眾相信，公檢法是為限制和懲罰他們而存在的，是政府用來對付老百姓的。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公民鄙視法律，鄙視一切與正義、是非有關的觀念。」其後果是嚴重的，許多人把法律的不公和偽善當作自己不守法的理由和借口，既然法律只懲罰好人，對壞人無可奈何。那麼只要不被抓住，任何違法的事情都沒有什麼不可以去做的。葛德考夫指出，「民眾眼裡的社會秩序一方面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又是殘酷和強制的，這就造成了群眾犬儒主義和無道德，也使人們普遍認為，生活中強權說了算，在社會關係中起作用的唯有暴力。暴力有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普遍的壓迫關係。」

5

多形態的犬儒主義

俄羅斯社會中的犬儒主義是多形態的，不同的階層和行業會有不同的表現。對此，葛德考夫寫道，俄羅斯社會中「犬儒主義蔓延，犬儒主義針對的對象發生變化，研究者應該把這些看成是一個信號，說明不同群體或社群的價值體系是多樣化的。同時，在本該穩定的社會或國家裡，有傳統代表性的道德規範，以及人們對穩定的看法都在喪失以往的意義和重要性。價值觀念正在消失」。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價值和信仰「被等同為統治者用來維護霸道權力的空洞偽善說辭，用來強加於被統治者，並壓迫他們。」

在一個犬儒主義蔓延的社會裡，需要區分不同種類的犬儒，因為每一種犬儒都有它自己針對的對象和主要表現形式。最主要的區分是有權者（政府）的犬儒和無權者（民眾）的犬儒，但在這二者內部又可以區分成不同的種類。例如，民眾選擇犬儒，有的是為了分一杯羹，有的沉默，有的嘲諷，有的冷漠，有的勢利。對普京的專制統治，有的人追捧，有的人眼開眼閉，有的人不滿而無反抗行動，有的人則一 心過小日子，兩耳不聞窗外事。

馬克?列波維特斯基也指出，大多數俄羅斯人的犬儒主義是一種生存策略和應對權力犬儒主義的方式。蘇聯社會中的犬儒主義不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倫理缺失或道德淪落，不僅僅是許多個人的寡廉鮮恥、藐視道德、無禮、強梁、暴戾（中國關注道德危機的批評者們討論的往往就是這類道德問題），而是一種具有普遍社會特徵的意識狀態，一種「明白人的錯誤意識」。列波維特斯基引述德國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里對犬儒主義的定義：犬儒是一種「經過啟蒙的錯誤意識」。但是，他同時指出，「斯洛特迪克對蘇聯的經驗幾乎什麼都沒說，因為他考察犬儒主義，是把犬儒主義視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而壓迫性制度下的犬儒主義則要複雜和隱蔽得多。 列波維特斯基認為，西方思想家對蘇聯的觀察經常會霧裡看花，憑印象隨意解釋，例如，英國哲學家羅素1929年在《論青年的犬儒主義》（On Youthful Cynicism）里就曾斷言，「蘇聯青年精神飽滿，充滿了熱烈的信仰」。

列波維特斯基認為，斯洛特迪克對犬儒主義的批判對俄羅斯人認識犬儒主義有用，在很大程度是因為出生於斯洛維尼亞的批評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 將斯洛特迪克的一些理論思考運用於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從而指出了一種在蘇聯早就存在的「權力邏輯」。齊澤克曾經是一位共產黨員，在《有人說過極權主義嗎?》（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書里，他針對那個他所熟悉的制度寫道，斯大林時期的那種「信仰」不但不能解決，而且會加劇犬儒主義的問題。

齊澤克指出，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統治者其實並不真的是想要民眾相信共產主義的價值觀。民眾只是裝模作樣地相信共產主義價值（犬儒式的假信仰），那才是統治者求之不得的，「民眾對官方意識形態的犬儒態度，那正是（蘇聯）政權所需要的——要是大家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了真，或者讓他們有機會實現它，（對統治者來說）那才是最大的災難」。例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是平等，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要是蘇聯人都真的堅持這樣的道義原則，他們還會容忍實際存在的官貴民賤和無處不在的「官本位等級制」嗎？豈不是又要發生一場革命？

列波維特斯基認為，齊澤克揭露蘇聯統治者用權力犬儒主義對待馬克思主義，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左派批判。真正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價值對蘇聯統治者來說是一種威脅，這樣的價值觀並不支持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那個權力和那些官僚。統治者對此心知肚明，他們只是打著主義的道義旗號，但並不希望民眾真的把這些道義訴求當作指導正義行動的信仰。當權者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必須由他們自己代表和解釋的馬克思主義，隨便怎麼解釋都是正確的，決不允許有他人批評或異議。他們害怕民眾真的將馬克思主義信仰付諸行動，希望民眾只是在那裡說一套做一套，是一些戴著假面裝裝樣子，其實什麼信仰都沒有的犬儒之徒。犬儒主義是有利於壓迫性統治的，民眾越是什麼都懷疑，什麼都不相信，就越不可能對統治者形成具有真正威脅的集體力量。這樣的犬儒主義往往是非假面社會中人難以察覺的。

這樣認識蘇聯的犬儒主義，犬儒主義便不再只是蘇聯民眾個人的心態或處世特徵，而是他們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用彼得?斯洛特迪克的話來說，是一種集體性的「經過啟蒙的錯誤意識」——明白人的錯誤生存方式和狀態。犬儒主義不是單純的個人或群體道德問題，而是每個人成為犬儒社會成員，並在這樣的社會裡變成「正常」、「合格」成員和「自己人」的過程和結果。犬儒主義不再只是一個倫理問題，而更是一種精神病態和人格扭曲的社會文化。犬儒的社會塑造了「犬儒的自我」，這個「自我」的特徵是多重假面和因此形成的自我分裂。在正常的社會裡，人格、價值、精神的多重假面和自我分裂都會被當作需要治療的疾病，因為自我分裂使得個人無法在理性的公共社會裡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但是，在犬儒社會裡，多重假面可以相安無事地共存，而自我分裂不是一種異常，而成為一種常態，一種集體性的，具有某國特色的國民人格。

社會歷史學家希拉?費茲派屈克（Sheila Fitzpatrick）在《脫掉面具：20世紀俄國的本真與扮相》一書中提出，蘇聯國民性的人格分裂和假面從1920年代布爾什維克革命給蘇聯人「劃分階級成分」，人人都不得不以最有利的方式表現自己的「成分面孔」時，就已經開始了。 俄國聖彼得格勒歐洲大學教授奧列格?卡克霍丁（Oleg Kharkhordin）在他的《俄國的集體與個人：實踐研究》一文中則認為，殘酷的暴力統治是造就假面社會更直接的原因。蘇聯社會中人的多重面目和自我分裂是斯大林殘酷「大清洗」造成的恐懼後遺症。卡克霍丁指出，「蘇聯人的兩面人生並不是迄今為止統一自我的痛苦分裂；恰恰相反，對他們來說，這種分裂是正常的人生狀態，因為他們作為個體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是分裂的。」這是因為，從降生到這個制度中，並在其中接受教育的一開始，統一的自我便不是一種正面的人生價值。當然，分裂的自我是一個逐步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青少年時期的人比較理想主義，把真實的自我看得較重，而年齡越長，則越老於世故，越知道什麼時候該戴上怎樣的假面。政治的多變會產生多種、多重假面的需要，經驗越豐富，才能越勝任假面的不斷自我調整。卡克霍丁寫道，「在『個性』發展的長期過程中，必須的一步就是個人學會在親密稔熟與公事公辦之間熟練轉換。」這完全是一種社會生活自我教育的結果，學校不提供這種教育，官方也並不直接強制民眾怎麼做，但每個人都會自覺地這麼做，卡克霍丁稱之為「非正式自我訓練」（unofficial self-training）。

對俄羅斯人這種「非正式自我訓練」和與此有關的種種犬儒主義，恐怕只有俄羅斯文化中人才最有深切的體會，也最有發言權。波倫斯坦教授以俄羅斯文化中人的身份，語帶諷刺地評地說，西方人帶著有色眼鏡看待蘇聯後的變化，但是，站在俄羅斯文化之外，而且又缺乏對俄羅斯文化中人的透徹理解，「西方媒體在冷戰後的幾十年間對俄羅斯一直在瞎子摸象、隔靴搔癢。他們一直是在對幾個猜得出來的老一套敘述結構作不斷部分輪換：先是『對共產黨殘餘進行英勇鬥爭『（葉利欽退休後銷聲匿跡），』俄國黑手黨（mafiya）』(『我們為什麼要害怕俄國』)，『普京在俄國有人望』（『俄國在走回頭路』），而最近，反普京示威遊行（兩種現成解釋：『互聯網會帶來自由』和『俄國式的阿拉伯之春』）」。俄羅斯文化中的學者們對俄國犬儒主義——權力的犬儒主義和民眾犬儒主義——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俄國非民主制度及其社會、政治文化比西方媒體老一套敘述結構所概括的要複雜得多。普京的中國支持者們也有他們自己的老一套敘述結構，其中之一便是，對內反腐對外強硬便是好的制度，就能鼓舞人民，給他們希望。這樣的結論在俄國至今難以擺脫制度性犬儒主義的現實面前是否站得住腳呢？在武斷下結論之前，不妨也參考一下俄羅斯文化中人對今天俄國犬儒主義的批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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