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閻錫山：如有十萬日軍俘虜 可滅共產軍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李宗陶

原標題：閻錫山：能成大事業,難得大機緣

閻錫山

閻錫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後回憶：「我們跟隨閻錫山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氣。他是『錢鬼子』出身，算盤打得最精，總要把敵我雙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稱了又稱，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過敵人的時候，他才會明白表示態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瓏，決不貿然得罪人的……」

閻的這種騎牆作風由來已久。據他表侄張瑞生回憶：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義軍加入反滿復漢的辛亥革命，殺了山西巡撫陸鍾琦及其子陸光熙。閻錫山在這一仗中帶著親信躲在樹叢中觀望——「如果起義成功，他跟進的部隊可以參與邀功；如果失敗，造反的責任可推到別人身上。」

民國人士孟默聞回憶說：少年時代，同學間對腳踏兩隻船的人常用「你這閻錫山」戲稱。

不肯輕易亮底牌的閻錫山為什麼北伐時期擁蔣而後來發起反蔣？很簡單，蔣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場，成為取代北洋軍閥的「新貴」。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地盤的目標不同，蔣介石更具備肅清異己、統治全國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會議，眾軍閥聚首，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並排而坐，留下現代史上一張重要的合影。會議最後，蔣介石突然提出「編遣」，即裁軍，會場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蔣介石說：戰事基本結束，今後進入建設時期，中國的經濟無力負擔如此龐大的軍費，必須精兵簡政。各集團軍中質量較好的，應當編成若干師，作為中國的國防力量；老弱殘兵則當遣散。蔣想趁機削弱各集團軍兵力，等待時機各個擊破——各軍閥心知肚明。

周玳陪著閻錫山參加了南京煦園的編遣會，記下了各派明爭暗鬥的細節。會議初步商定：總盤是42-44個師，蔣介石獨佔16-18個；閻錫山分得第3集團軍8個師，馮玉祥是最大的輸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陰曆除夕。這個年，閻錫山過得比較糾結。

沒有永恆的敵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1929年2月，蔣桂戰爭爆發，白崇禧敗，南方基本平定。圍觀中，閻錫山充當了偏向蔣方的「和事佬」。

這一年年初到年中，從山西到南京任文職的官員漸多，人們盛傳蔣、閻關係日益密切。其實每個大軍閥都像八爪魚一樣多頭聯繫，彼此若即若離。兩年前的北伐時期，馮玉祥跟蔣介石結拜成換譜弟兄，而此時蔣欲置他於死地。原先依附馮的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先後宣布歸順蔣介石，心腹韓復榘、石友三也離他而去，通電「擁護中央」。馮玉祥不得不通電全國，「潔身引退，以謝國人」。

此時閻錫山承受著蔣介石要他對馮用兵的壓力。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蔣是要瓦解地方實力派，各個擊破，或讓他們互相擊破。形勢每天都在變。沒有永恆的敵人，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思前想後，他走了著「與馮共進退」的穩棋，拒絕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馮玉祥一同出洋。他擺出準備出國的架式，專程到北平檢查身體併購置服裝等。

6月21日，馮玉祥應邀赴山西，同時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禮遇極周的款待，但閻錫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蔣大計，笑呵呵道：「不著急，咱慢慢來。」其實他是在挾西北軍以自重，向蔣介石施壓。「生意」做得順暢，他坐上了僅次於蔣的第二把交椅：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馮玉祥意識到自己相當於被閻軟禁了，大罵閻背信棄義，憤怒地絕食了一陣子。西北軍其餘將領痛恨閻錫山已久，決定聯蔣倒閻。閻錫山迫於利害，不得不調過頭來向馮玉祥「誠懇請罪」。

次年3月，閻錫山對馮玉祥說：「大哥來到山西，我沒有馬上發動反蔣，使大哥受了些委屈，這是我第一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後來宋哲元出兵討蔣，我沒有迅速出兵響應，使西北軍受到損失，這是我第二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現在我們商定聯合倒蔣，大哥馬上就要回到潼關，發動軍隊。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跡。大哥回去以後，倘若帶兵來打我，我決不還擊一彈。從今以後，晉軍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大哥的軍隊也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此心耿耿，唯天可表。」當即交給馮現款50萬元、花筒手提機槍200挺、麵粉2000袋。

馮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從此一德一心，反蔣到底。

1500元敗給了2000萬

國內的反蔣浪潮已持續一年，閻錫山患得患失、出爾反爾，使蔣介石贏得了各個擊破的空間，可以說，閻錫山幫助蔣介石渡過了數次危機。

但蔣介石「削藩」的決心一點沒有動搖，他對閻錫山的鉗制開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職者不得再兼省職，國府委員應駐京，意思是要把三軍副總司令跟他的大本營山西隔斷；二是在經濟上壓制。「鐵算盤」大為惱火。

中原大戰前，閻蔣二人展開了一場持續兩個月的電報大戰。閻錫山將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國家財政的困難、各派爭戰不停的責任歸之於蔣，態度強硬地要求他下台；蔣介石則要求閻踐行通電辭職、陪馮玉祥出洋的先諾。

閻錫山請出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選出了閻、馮、汪、李（宗仁）、張（學良）、唐（紹儀）、謝（持）7位國府委員，撇開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約法；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閻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時9分，閻錫山在北平就職。如果他做成了，這一連串的9（帝王之數）會送他登上民國頭把交椅。

擴大會議興師動眾，但新政府的組織工作很快轉入拖拉粘滯，「毫無開國氣象」。

閻錫山又著手爭取張學良，但效果不理想，關鍵是他砸錢不如蔣介石闊綽。蔣的代表吳鐵城以高價購買瀋陽兵工廠武器、發行公債、撥給出兵費等名義送給張學良大約2000萬元；通過請客送禮等手段收買少帥身邊的幕僚、秘書、副官及衛士。一次，他設宴招待東北軍政要員，飯後麻將開了十幾桌，每人抽屜里放了2萬元，不論輸贏都歸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時想見少帥都會受到接待。

而閻錫山的兩位代表，一位帶了1000元，另一位揣著500元就上了門。頭一次會面後，二人再想見少帥均被擋駕。

軍費的籌辦對每個軍閥都是要事，受盤剝的永遠是百姓。籌辦機關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將所需糧倉、房舍、運輸工具貼上一兩張紙條——「某某師查封」，派幾個兵把守就是了。如果這些東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軍閥或豪紳，可以通過政府從別地籌集軍隊所要的東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筆錢請軍隊到別地徵購物資——這樣層層轉嫁，最後是中小地主、富農、貧農來負擔。1930年前後，在山西北部，這類負擔重到高出正稅的225倍，名列全國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紳、商拒絕這類負擔，部隊的辦法是「飢兵鬧事」，或者長官讓部下「自由行動3天」。

閻錫山在中原大戰前10年搜刮的錢財大多用在軍隊和兵工廠上，到1930年時，他手中的現款還沒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對部下實行三聯單的辦法控制缺額（以防多領兵餉）。上午開缺一個士兵下午就得報告；作戰前夕動員，每個師也只發2500元，包括了戰前的偵探費和向老百姓收買情報的費用。所以，多年追隨他的高級將領生活相當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購戰鬥機是閻的外甥經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義大利淘汰的舊貨，沒有戰鬥效能，花了大價錢，卻始終不敢在作戰時使用。外甥從中得到一大筆傭金，閻大為光火，將他降級，但錢是回不來了。

張學良的奉軍成了中原大戰的關節之一。大戰之初張少帥「採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蔣介石，在關鍵時刻出兵關內，導致閻、馮聯軍先勝後敗。

另一關節在於馮、閻、李諸派都想保存實力，雖然湊集兵力很多，戰略上缺乏統一指揮，有利時爭先，無利時退縮。何況當時山西的士兵普遍吸食海洛因，作戰能力很差，人稱「高射炮部隊」。

《時代》報道中原大戰的文章說：「中國的戰爭以3種形式進行：1.大量的金錢賄賂，常常達到數以百萬計的金錢交易；2.鋪天蓋地的通電、公告、宣言，任何一方軍隊都要面對它們；3.人力，成千上萬的窮人和無知的人，今天為這一派打仗，明天又為另一派打仗，視他們的長官得到的賄賂而定。所有這些方式一直在運行著，早已形成一種體系、一種慣例，中國人——不管他偉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須讓它們發揮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後，或者出現特別有效的金錢交易，中國的戰爭才會暫停。」1930年5月19日的《時代》報道。不幸言中。10月底，敗局已定，馮玉祥通電下野；11月，閻錫山宣布辭職，部隊聽候蔣介石編遣。但蔣不給他喘息機會，「堅不允許」閻某人滯留山西，派偵察機在太原上空盤旋示威。閻錫山只得避居大連，一面搖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論」。

他在日記里寫道：「一個人從高山上掉到萬丈深溝里，身體摔得粉碎，此時還有什麼？還想什麼？」

想起17歲那年的炎涼么？那年父親閻書堂開的錢鋪破產倒閉，欠下一屁股債，只好上了門板回鄉躲債。鄉里也呆不成了，父子倆只能沿著滹沱河繞小路去太原，行前閻錫山還偷偷拿了繼母的一副銀鐲子。

那時他還叫萬喜子，曾到親戚家借錢，被趕出來；曾提著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聲問：「買餅子嗎？」日後發達，有人編排了俏皮話：萬喜子賣餅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個小老百姓時所受的苦么？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慈禧和光緒逃經山西，清兵的糧秣供給由當地百姓承擔。萬喜子曾去擔水切草、喂馬遛馬，挨打受罵，吃了不少苦頭。

不過，比起眼前大廈的崩塌，這些小窘迫實在算不得什麼。

以治國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來，閻錫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個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時代》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5個子女皆其所出），實在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是獨子，迫於壓力才續娶。

據《山西史綱》記載，從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閻錫山為山西督軍兼省長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經濟上自成一體，對外以「保境安民」為由築起軍事堡壘，不許外省軍隊入晉；對內推行「自存自固」。面對北洋各派系爭雄的局面，他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時採取「中立」態度，「一不入黨派，二不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他專註於保衛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煙、天足、剪髮、水利、種樹、蠶桑），同時興修公路、鐵路，建工廠，埋頭經濟建沒，擴充本省實力。在民國成立後的頭20年里，確實為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

閻錫山造的鐵路自成一體，全是窄軌。正太鐵路局局長朱霽青曾對人說：「不知閻老西到底安的什麼心。他堅決不肯讓同蒲和正太兩條路與全國鐵路成為同樣的軌道，以便銜接，我屢次向他建議，他就是不理。」無論如何，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讚美之辭。

山西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閻錫山很早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在《人民須知·民智篇》中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鄉河邊村創辦的川至中學也設附小，共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4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髮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後改為帆布鞋）。這都是閻錫山自己掏的錢。

其他也得到相應發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學、17所師範、6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量的增長「速而最穩」。

閻錫山對農村的民治試驗特別有熱情，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們的文化程度沒有必然聯繫，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督軍兼省長閻告語各縣街村長副閭鄰長及人民舉辦村民會議文》中說：有人說同治主義不能實行，是人民程度不夠的緣故，我問他甚麼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識是程度。我又問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識抑或是知道條文法理是真知識？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遠者何貴乎？

閻錫山在家鄉搞過《村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它的村級自治組織設計非常符合中國北方農村的實際，其權力制衡也落實到村監察委員會——學者謝泳感慨：中國農民的憲政水平80多年前已經很高了，自治規則也訂得相當有水準，可見不是文化水平問題，而是有沒有誠心搞的問題。

還有一些事頗能說明閻錫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中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遮阻交通，嚴格檢查，並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屍封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開事實、盡量透明；當時內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赴山西，閻立刻授以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並藉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他以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兩天之後就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閻錫山「獨立王國」的形成與1920年前後各省自治、聯省自治的風潮有關。他在山西的統治與「聯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目標同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他與眾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為1920、1930年代中國相對平安、繁榮、穩定、日子好過的地方。

其實，閻錫山是在用一套治國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有一支20-30萬人的晉綏軍；有培養人才的各類學校和訓練機關；有嚴密的安全機構（政衛組和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有較強的經濟實體和各類「公營」事業——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種產業：銀號、錢莊、汽車公司、五金行、糧店……

他同時創建了包括採煤、採礦、煉焦、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建材、毛紡、皮革、麵粉、火柴、造紙、印刷等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設了鐵路、墾業、鹽業等銀號及其實物準備庫，發行鈔票；總資產達到2億銀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登過一幅閻錫山的漫畫：他身著長衫馬褂，頭戴瓜皮小帽，一邊撥拉算盤一邊念叨：今天又進多少錢。其公眾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會算計。

這位當家人的心細手緊應該是錢莊基因。工程師歐陽曾說：「閻錫山對成本核算，極為精細準確，如修築橋樑、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計與專家的估計，沒有多大的出入，誰也休想在這裡邊找好處。」

族人閻子奉講過閻錫山生財的一段趣事：1929年間，幕僚梁巨川在北平聽清室太監趙德山說，西四牌羊肉衚衕7號曾是某王府宅第，埋著很多銀子。梁向閻報告，由山西省銀行北平分行撥款3萬銀元買下宅子，派了一個排衛兵看守，由山西省銀行經理王子壽負責一切開支費用。

20多名工人從當年8月開始掘洞，只許進人不許出人。地下滲出的水越來越多，只得用抽水機排到街上，弄得滿街都是泥水。3個多月過去，地下全部掘通，沒見銀子。王子壽向閻錫山請示，閻複電說把6號或8號宅子買下繼續施工。於是又花3.2萬元買下了8號，半年內掘地三尺，還是一場空。王子壽唉聲嘆氣:「這事做得太馬虎，也太開玩笑了，銀子沒有挖到，反花了10來萬元!」

不過，閻錫山終究是錢莊出身，長於「打虎」（山西人對投機行為的俗稱）。據說從太原退到大連之前，閻從山西省府提走兩個600萬元，其中一筆是現款，一到大連就以低價買進日幣老頭票。10個月後老頭票大漲，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換成中國鈔票。閻在大連郊外海濱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個月，總共花了300多萬元，這一進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費「度假」。

另一筆600萬，散給了追隨他多年的人：文官廳長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別給1-5萬元不等。他囑託這些人：「咱是有辦法的，不要以為就此完結了。」他的處世哲學中有一條：「平時留下餘地，臨時處置裕如。」

「公道主義」、「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

閻錫山退守大連，很紮實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內，在政治上無法跟蔣介石爭雄。從大連回山西後，他提出「十年建設」的口號，想在經濟上維持割據。他還向下屬廣泛徵求意見，反省過去。他悟到：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孫中山傳給蔣介石一個「三民主義」，自己有什麼呢？

他對時下流行的主義都存疑，認為各有其短：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治，資本主義私有剝削，共產主義「強做聖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最好的。他試圖讓人們相信，公道才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標準，才是救世良藥，他要讓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產主義——他要「以主義對主義」。

1932年秋，閻錫山成立了理論研究會，李冠洋是主任委員，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張子佩是委員。他們可以談共產主義，可以看馬列主義書籍，有的就在家裡翻譯《資本論》，有的在編政治學的書。當時有兩個研究者被指為「托派理論」代言人，閻錫山說得很乾脆：「托派的說法，咱也聽聽。」

據張子佩回憶：「從1931年到1935年，參加研究討論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專學校教書的，有的是各機關部門和團體負責的，也有國內的學者、教授和進步人士來參加的，像侯外廬、張友漁、邢西萍、溫健公等都先後到太原。」「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共產主義必然到來」，那幾年裡，不止一個人跟閻錫山這麼說，但他始終認定「共產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他說：「資本主義不見得是必然崩潰……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人剝削人，應該反對它，推翻它，所以資本主義是該崩潰。」

「共產主義也不見得是必然到來。我們雖不能說它沒有可能，但看不見它何時可能。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勞動上不計多少，在享受上不計好壞。各盡所能，盡能很難；各取所需，取需很險。共產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若強行之，其禍人類必矣。」

又說：「生產資料是資，生活資料是產。資供生產，應歸公有；產供生活，仍應私有。資本主義病在資私有，不病在產私有；共產主義不病在資公有，卻病在產公有。按勞分配是資公有、產私有的社會制度，既利生產又利生活，是人類合理的社會制度。」

在為父親廬墓守制期間，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過一個擴大的理論研究會，將社會的兩大病根定為「資私有」和「金代值」，並確定了資公有、產私有的按勞分配理論。他說：「按勞分配就是大同社會。」

他借用馬克思主義中他願意接受的部分，反對以金銀為本位的貨幣制度，主張發行物產證券，收多少貨發多少證券；反對資產私有、生息，主張資由公給，按勞分配。1932年，在整頓金融業過程中他實踐了他的「物產證券」。

山西省銀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濫發紙幣造成市場混亂。於是又設晉綏地方鐵路銀號、綏西墾業銀行、鹽業銀號3家，說這3家銀行分別有同蒲鐵路、綏西屯墾、山西鹽產做擔保，不會騙人。這些銀行號所發貨幣，就是他當年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資本。

以往銀行發行紙幣均以現金為準備。這4家銀行號別開生面，採用實物準備：設立「山西省省鐵墾鹽四銀行號實物十足準備庫」，拿以上4家銀行號發的貨幣收買物資，收多少物發多少券，物和券永遠一一對應。這相當於憑空發行紙幣用以聚攏物資，實在是個創造性的法子。用閻錫山的話說叫「口吹大洋」。

實物準備庫利用當時市面獃滯、周轉不靈，到各縣大量收購糧食、棉花、煙葉、皮毛等大宗農副產品，僅一年多，庫里的物資及不動產價值就超過1000萬元。正是這個庫使得閻能繼續大量發行紙幣——1932年以前，山西省銀行發行的紙幣是120萬元，而到1936年，4家銀行號發行紙幣增加到3300萬元；1937年日軍入侵山西時，已達4500萬元，其對山西民眾的剝削顯而易見。時人戲稱：同蒲鐵路叫「紙糊的鐵路」，墾業銀號叫「坑人的銀號」，實物準備庫則叫「赤腳穿套褲」（套在褲子外面的套褲，只有兩腿，沒有褲襠）。

抗戰爆發前的5年里，山西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5年里累積的資本比1932年前15年的總量還多；糧食和農副產品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將這段時期的經濟成就歸功於閻錫山。這當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沒有他的決策、頭腦和手段，山西不會寫就這段歷史。但事情還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沒有山西人被壓榨出的血汗——4家銀行號發行的各種建設券、借款券、公債是1100多萬人每人掏6元多認購的；工人被延長工作時間而減少工資，農民被發放高利貸、增加賦稅，因建鐵路被低價徵用土地——這「十年建設計劃案」是無法兌現的。

1935年前後，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陝西紅軍不斷發展壯大，令閻錫山不安。此時他大力主張的「公道主義」實際上已經直接針對共產主義了。

1936年他發表了一篇《防共應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另印行一本《共產主義的錯誤》小冊子。在編寫會議上，他說：「我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負責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個學者沒有什麼爭辯的必要。只是為了人類命運，不得不說一說。」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真如在顯微鏡下看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說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對啦。只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剩餘、經濟恐慌，認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係造成的分配病。其實這是個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馬克思把交易病認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共產主義必然到來。」

說好的不採納，說對的採納

閻錫山受的是舊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識結構，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了他一生。成為政要後，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的句子。他反覆強調，「井田的經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軌跡中歷歷可尋。

在他的幕府里，年長他17歲的趙戴文（字次隴）是民國時山西惟一可以與他相提並論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職蔣介石國民政府中樞——國府委員、內政部長、監察院長。然而不論他身在何處、官居幾品，始終是閻錫山的首席輔弼。趙對人說：「我與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閻則說：「次隴與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飽經波濤，雖有危及身家之慮，亦未嘗憂形於色。」

為父守制期間，閻錫山曾給趙戴文寫信，提及為什麼要在父親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幾盡為先嚴生時所住用，觸目傷心，離宅居住稍可減少感痛。二十餘年從政非特無暇讀書，亦且無暇思過，每覺名牽物誘，應事接物常處於被動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動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斷牽誘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來不足，只有求補之之一道。同聲相應，同性相輔，補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補自己之不足。山欲於此守制期間，處於凄涼慘淡之境，痛思己過，加以克伐。

閻錫山最願意與手下文士談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學——

中在哪裡?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識得這個中？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這個中？叩其兩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發展的，變化的，中是不是變化的?事物是時變的，萬變的，中是不變的，但不能執中，要求時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於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蠍。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問閻錫山：東方文化是什麼？閻答：是中。泰戈爾問什麼是中？閻說，有「種子」的雞蛋的那「種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這個「中」。泰戈爾問：我們此行經上海、天津、北京，為什麼概見不到一點中道文化的痕迹？閻錫山說：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們想要找，去鄉間還可以找到一點。

跟幕僚開會，對他們的意見，閻總用兩句話回答，一句是「你說得好」，一句是「你說得對」。說好的不採納，說對的採納。時間長了手下才明白過來：原來，好並不等於對呀。

閻錫山自有說法：對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對在不對的中間，不在不對的反面；不對的反面，還是個不對，不對與不對是相對的……偏與倚，過與不及，都是不對。唯中與對是絕對的。」

「中」滲透此人骨髓，影響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閻錫山常說：「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他心目中沒有一個好人，他認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機會就為自己圖謀私利，如不預為防範，小則營私舞弊，大則圖謀造反。因此他用種種手段使同人互相監視，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縱支配，無論遠近親友，都不例外。

閻錫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閻伯川先生感想錄》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賞罰嚴明」、「先求諸己而後求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種人才。

「聰聰明明的壞人，與糊糊塗塗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職。」

閻錫山身上既有傳統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響，也有封建意識的遺傳基因。他的講話叫「訓話」，他看過的信批「上閱」，他親復的信批「上復」，他的手批稱「手諭」，冠之以天干地支，這是所謂「申東手諭」、「壬寒手諭」的由來。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內室常設香堂，剪子巷呂祖壇的扶乩生常被找來問福禍。抗戰前有一回迎接蔣介石到山西，在哪裡迎很費了一番周折：在運城（運成），那可不成，最後選在介休，讓老蔣休了才妥。

學延安，蹲窯洞；學土改，村公有

正因為「中」的思想，閻錫山能從中共各方面汲取長處。他看到了舊軍的弱點，研究了中共「黨指揮槍」的辦法與經驗，得出結論：「軍官能力的軍隊不如政治能力的軍隊，政治能力的軍隊不如主義能力的軍隊。」於是他依靠以薄一波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籌建新軍「青年搞敵決死隊」，並仿照八路軍的建軍制度，在新軍中普遍設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軍、政部門撤至臨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提出了「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口號，仿照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訂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當時延安有個學校叫「抗大」(抗日軍政大學)，閻錫山在臨汾也成立了一個「民大」（民族革命大學）；一到秋林、克難坡，閻錫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同時修食堂、蓋舞台、建禮堂、興水電，使得秋林、克難坡的夜景像是個小延安；中共歷來鼓勵婦女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延安有成群結隊的女兵，閻也標榜提高婦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養女幹部。於是秋林、克難坡街頭也不乏身著戎裝的「女兵」；延安提倡勤儉樸素、艱苦奮鬥，閻也要求禁絕煙賭贓欺，官兵幹部待遇以及服裝也較國民黨中央軍簡樸；延安一派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氣氛，閻也使秋林、克難坡的生活緊張化，機關幹部每天8小時工作外，須出席早晨6點由閻主持的「朝會」……

當1935年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從南方蘇區向北方蔓延時，閻錫山在「防共會議」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張。他還幾次提到「共產黨的厲害」：「共產黨將私有土地拿來分給貧農，使貧農同情於他，成為擁護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農民擁護為其革命手段，是摧毀現在政府建設的基礎。」

早在1920年代，閻錫山提出過「田由公授」的主張，他深知土地問題是這農業國家的命脈。10多年間，因為戰亂與動蕩，農村破產情況普遍，自耕農降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降為僱農佃農，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主手裡。如此趨勢，「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終歲勞動，不得一飽」。

他認為漢之王田、晉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辦法，但沒從根本上解決，「所以中國的土地問題，老是走循環路線，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復集中的過程。」

他想出的辦法是動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將土地收歸國有，而是收歸村有，希望在實行土地分配時有村人理解，手續也簡便易行。

他督導制訂的《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一共13條。主要款項是：凡滿18歲的村民，就有權向村公所領一塊田，到58歲，還給村裡；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須交不勞動稅。

這份大綱在當時引發許多評論，有的人認為它在理論上存在許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處。

閻錫山在老家五台縣的幾個村試點，苦口婆心勸說富人們為了長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把多餘的土地拿出來，以無利公債收買，遭到富人的強烈抵制。結果，不了了之。

正如當時某些評論指出的：解決土地問題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習慣、利益的重新分配，實際上是要觸動甚至改變現存的社會制度，建立一種能適應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新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因此，遠沒有閻錫山設計的那樣簡單。

他的方案，實際上是在不損害所在階層利益前提下的一種改良，以挽救走向沒落的命運，卻遭遇非議和責難，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階層的悲哀。但閻的努力，對1930年代興起的鄉村建設和改造農村運動，確實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3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佔東三省後，開始籌謀「華北五省自治」，想讓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組成聯合自治政府，成為第二個滿洲國。山西，因其戰略地位、煤鐵礦產，以及閻錫山的影響力，成為這盤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與其說客不斷做閻錫山的工作，請他挂帥五省。但任憑軟硬兼施，他總是一副太極身段，「極力忍耐敷衍」。他「不出頭」，但也沒置身事外，因為他知道，總會有人出頭，那對華北乃至中國的危害總會禍及他的地盤。蔣介石、日本人、共產黨這三方面的壓力加諸其身，閻錫山自喻為「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反覆權衡之後，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選擇。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這時候到達山西，接管了犧盟會，在這條特別的統一戰線上，跟閻錫山合作、周旋、智鬥了8年。當時犧盟會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縣政權，新軍發展到40個團10多萬人，撐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譽為「敵後抗戰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對這段歲月作過生動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處。如他說服閻錫山釋放關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讓那些愛國、有為的青年恢復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陣營。范長江在1937年2月有過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記述：

我到太原的時候，正舊曆正月十五前後，一切舊式的遊藝組織，如秧歌、高腳、社火、梆子戲等，都一起搬了出來，熱鬧非常。但是這些舊東西，卻完全換了新的內容。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支配這些東西，他們唱歌和演戲材料，或是已經成為抗日救亡題材，或者夾入許多抗戰的唱歌和口號。這種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間，閻錫山提出「守土抗戰」的主張：「以反侵略反畏縮的意義，站在整個國家責任的立場上，純論是非，不顧成敗」，「不能等準備的力量足以抗戰時再抗戰，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趕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強並駕齊驅了，然後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復回來」，「只要這塊土地上有一個人，也該守土抗戰」。

他提出的對日「實行持久戰」、「宜在有利之地形與之作戰」和八路軍的實踐不謀而合。

在與傅作義共同領導綏遠抗戰時，閻錫山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87萬元捐給前線。晉綏軍將領、學生、商人，隨即紛紛解囊。

凡此種種，包括摒除黨派之見起用共產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展壯大犧盟會，表現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舉動。山西當時成為陝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閻錫山的同鄉，且在閻創辦的省立國民師範讀過書，是閻的學生輩。1937年9月他作為「嚮導」，與周恩來、彭德懷等赴太原同閻錫山商談八路軍入晉抗日的事。這次交道，令閻錫山對周恩來頗為佩服，事後他對薄一波說：「周先生對抗戰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贊：「周先生的確是個大人才，國民黨是沒有這樣的人才的。」

在雁門關視察地形時，周恩來與閻錫山有過這樣的對話——

「如果日寇攻到這裡，你準備怎樣打？」周問。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閻答。

半個月後，由閻錫山籌劃，林彪、聶榮臻指揮的115師在平型關打了一個伏擊戰，取得八路軍抗戰以來第一個勝仗，也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殲敵並首次勝利的戰鬥——儘管它無力扭轉中國軍隊在整個平型關戰役的被動局面，無法改變對日作戰的一連串失利及太原的淪陷。

節節敗退的過程中，閻錫山有過騎著毛驢撤退的經歷，也曾賦詩抒懷：夜向吉縣行，昕水百餘經。行人身半濕，殘冰伴稠星。

正因為閻錫山與共產黨的合作，國民黨內部有「山西赤化」的詰責。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報紙刊載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他「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結果「晉西事變」後，新軍加地方團共約15萬人同時叛變，攜帶新武器，投向朱德、劉伯承、林彪和賀龍；更有人暗指，閻錫山是國民黨垮台的「首禍」。

閻錫山真心抗日的同時，蔣介石卻橫下一條心：攘外必先安內。他不斷調遣閻和張學良帶兵「剿共」——讓晉軍奉軍與共軍彼此消耗。閻、張同病相憐，深感再這樣下去只能兩敗俱傷、國家大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國家。

一年之內，張學良5次飛抵太原跟閻錫山「共商陝北剿匪事」，雙方小心翼翼，邊試探邊由淺入深、由虛而實，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蔣50壽辰，閻錫山就停戰問題進言，蔣厲聲道：「你們只答覆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還是你們該服從我？」閻錫山對張學良說：「漢卿啊，看委員長態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以後看機會慢慢做吧。」

42天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面對國家危機，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較好選擇。毛澤東在寫給閻錫山的信中說：「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願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事實證明，閻錫山多方斡旋調停，功不可沒。

至於1940-1944年間，閻錫山與日本人頻繁的接觸，通常被指斥為「勾結」，事實上，是一場無甚進展的討價還價和軟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閻的身份、資歷和地位令山西乃至華北脫離重慶政府，而閻想藉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時克服自己的困難，加強經濟和軍事實力。趙戴文曾向閻說，「以後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衛的道路。」閻回答說：「我有我的主張，我為了存在，利用他們，絕不會走那條道路。」

談判中曾出現過這樣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極不耐煩，對閻錫山拉扯起來。閻畢竟是讀四書五經長大的，儘管難堪，也只是皺起眉頭。

日本軍方回憶錄里，閻是個「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虧、難以揣度的人物」。在日軍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誘降中國軍隊的計劃中，閻錫山這部分代號為「狸」。

跑來跑去，守不住「沒奈何碉」

1945年8月9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共兩黨曾在重慶簽署「雙十協定」，即停止內戰，長期合作，建設新中國。閻錫山大為不滿，他在剛剛結束的上黨戰役中吃了大虧，損失了13個師。

閻錫山認為中共的優勢主要在於政治，善於宣傳，因此始終視為勁敵：「天下少有比共產黨會說的，翻過來折過去都有理。」

1946年，國民黨再次發動內戰時，閻錫山與胡宗南聯手，向山西解放區進攻。當時他推行「兵農合一」政策，雖然描畫得很好，但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當時流傳的歌謠「兵農合一聚寶盆，村裡跑得沒了人」，「編組抓丁真真好，地里長的全是草」，「編村村長兵販子，害得媳婦沒漢子」，大致講出了民意。兵農合一最終導致農村經濟衰敗，許多農民棄田離家，有的跑到解放區。

戰場上傳來的消息也越來越糟。閻錫山開始亂了陣腳，他在梁化之策動下展開了「三自傳訓」、「返干團」等白色恐怖，殺人無數，推著他進一步失掉民心，推著他的王朝走向墳墓。

一位當時進入太原的美國記者說：「任何人到了太原，都會對數不清的碉堡感到吃驚，高的、低的、長的、圓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構成了不可思議的嚴密火網。」

太原周圍修建了大約一萬個碉堡，樣貌跟閻的性格一樣複雜：一層到多層不等；材質有磚、石、鋼筋水泥；形狀有人字形、十字形、圓形、三角形、六角形、寶塔形；功能有殺傷碉、伏地碉、警戒碉、側射碉、好漢碉、半徑碉；有面向四周的、面向兩側的、反向射擊的——名為「沒奈何碉」……這些都是他坐在家裡，用文明棍在地上畫出來的。

「這完全是他幻想的產物，並非可行。」但凡軍事工程軍官對這些古怪設計提出意見，閻就會大發脾氣。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戰，是國共戰史上最慘烈的戰事之一。東山上的每一個據點、每一座碉堡都經過了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殘酷過程。一塊面積不大的陣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門火炮的輪番轟擊。陡坡上已經沒辦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屍體堆積掩護。閻錫山的部隊攻勢猛烈，防禦頑強，幾近瘋狂。徐向前的部隊無論兵力還是裝備都處劣勢，官兵流血犧牲，前赴後繼，晝夜廝殺。

戰鬥接近尾聲時，徐向前舊病複發，胸部因大量積水劇痛難忍。他躺在擔架上不肯撤後，前線官兵的巨大傷亡令他心寒。戰事稍稍平息之後，東山上各主要陣地焦土達一米厚，戰死的官兵屍體交錯疊摞。此戰，閻錫山部損失兵力萬餘，徐向前部傷亡8500多人。

身邊人描摹1947年以後的閻錫山：「如熱鍋里的螞蟻，團團亂轉，每天拄著手杖，幾個衛士跟著，一會兒到參謀處，一會兒到作戰組，內北廳、外北廳、中和齋，跑來跑去——這是他想問題時的習慣；此時更形焦急，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變得粗暴，逢人便罵，對衛士稍不如意，舉杖便打，不僅拿公文請示的參謀、參事，怕與之見面，能避則避，就是伴隨他的五妹子閻慧卿，這時也收斂了。」

有一次，閻錫山特地招見美國駐太原的新聞記者。桌上擺著500小瓶毒藥水，門外停著一口棺材，閻錫山對記者說：「咱閻某決心死守太原，如果失敗，咱就和咱的幹部們飲此毒藥，同歸於盡。」還令侍從給他物色一個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隨身帶槍，事到臨頭將他打死——「這個任務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們是無勇氣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閻錫山的內室悄無聲息。手下已佇立良久，他才睜開眼睛說：「你坐下，拿支筆，咱說你寫。」閻向美國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萬日軍俘虜，撥飛機200架，歸閻某指揮，定可橫行華北，撲滅共產軍。」他委託早有款項交存的美國凱因公司向政府遊說。手下問：「凱因公司是商人角色，怎麼能叫美國政府這樣辦呢？」閻錫山說：「你不懂得，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與政府有直接關係，你去辦吧！」

3月29日下午，閻錫山帶了六七個侍從，秘密溜出南門，在汾河西洪溝小機場，乘坐陳納德替他準備的一架小飛機，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閻錫山電報五人小組：「萬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國、化之兩人性命難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軍對太原城發起總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鐘樓一側備汽油和木柴，然後進入鐘樓服毒自殺，在副官點燃的衝天烈火中化為灰燼。同時服毒的，還有閻錫山鍾愛的五妹閻惠卿。

梁化之自殺前後，特種警憲指揮處的部分成員也先後服毒或開槍互擊。閻錫山到台灣後，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這故事曾被編入台灣小學課本，被稱為「戡亂戰史上最悲壯的一頁」。台灣一些文人也說「太原無降者」、「滿城文武在城陷之際集體自殺」等等。李敖童年時曾在太原度過一年時光，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

流亡到孤島的國民黨行政院長閻錫山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6個月，攻守雙方傷亡均在3萬以上。破城一個多月後，章士釗、邵力子寫信給李宗仁：「夫閻君不惜其鄉人子弟，以萬無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責若輩死綏，以致城破之日，屍與溝平，屋無完瓦，晉人莫不恨之。」

1949年12月9日，民國行政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秘書長賈景德、政務委員陳立夫、教育部長杭立武即將逃往台灣。

眾人候在機場，惟閻錫山樣子奇怪：他帶著兩隻箱子，寸步不離身，一隻坐著，另一隻放在手邊；他神情恍惚，身體微搖。這兩隻箱子里都是金條。

多虧這些黃金，讓他晚年能在陽明山麓獨佔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築，著書（70多歲出版《三百年的中國》）、會友、「觀察宇宙」，安度餘生，不必多看蔣介石眼色。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失敗，不是兵力不夠，是政略不夠。如我們對二百萬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對抗裝備甚差的三萬共軍，即是明證。共黨以其主義、政策、政略，組織起民眾，造成面的戰略，以明擊暗、以大吃小的戰術，是超歷史的做法。」

閻錫山死於因感冒引發的肺炎和心臟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輓聯，囑咐家人在他死後貼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

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50年來，他的侍衛官井國治、張日明等人一直看守著這座碉堡。他的靈堂里香火不斷，除燭台、鮮花、素果，供桌兩側還擺放著其著作《三百年的中國》、《閻百川先生要電錄》等。80歲出頭的張日明對台灣《中國時報》記者說：「這幾年有山西來的客人，或研究閻錫山的學者來過。有興趣看看，就帶幾本回去吧！」

（參考《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陳應謙編《閻錫山與家鄉》、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閻錫山》、雒春普著《三晉有才：閻錫山幕府》、景占魁著《閻錫山傳》；陳志讓著《軍紳政權》、相從智編《中外學者論張學良楊虎城和閻錫山》、約翰·本傑明·鮑威爾著《我在中國二十五年》、哈雷特·阿班著《民國採訪戰》、李輝著《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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