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啟蒙者——福澤諭吉藤枝投稿

文/孫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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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一萬元的大鈔上印著一位名叫福澤諭吉的半身像，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元帥、將軍，而是一位教育家，一個啟蒙大師。他對於近代日本的影響絕不遜於任何一位政治家和經濟學家。

當1853年美國佩里將軍帶著四分之一的美國艦隊開到日本江戶灣的時候，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是再也持續不下了，美國經過一番耀武揚威打開了日本的門戶。然而和當時的中國「鎖國」不同的是：日本在鎖國時代可以和西洋的荷蘭人通商，也正是和荷蘭人的接觸，日本興起了「蘭學」即通過荷蘭帶來的西洋學問，所以日本雖然「鎖國」對於西洋事物卻並不十分陌生。而當時清朝治下的中國雖然一直有著和西洋通商的廣州貿易，但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大多數中國人對於西洋日新月異的變化可以說毫無所知。

就在佩里來航的次年，二十歲的福澤諭吉來到長崎學習「蘭學」，強烈的求知慾使得福澤的「蘭學」成績在同學名列前茅，當時的日本正和各國談判通商事宜，同時受儒家熏陶的一批日本人認為洋人乃是「蠻夷」，開始主張「攘夷」，然而無論開國通商還是攘夷，都必須知己知彼。福澤的「蘭學」功底被看重，成為權威日漸衰落的幕府一名職員，福澤研習英語，積極的了解西方事物、閱讀西方書籍，其對西方的認識早已超越了「蘭學」那種對西洋泛泛的介紹和了解的階段。1860年和1862年的兩次歐美之行使福澤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強，福澤意識到盲目的「攘夷」排外是行不通的，日本必須與各國通商並在「開國」中實現自立自強。回國後的福澤感到了國內「攘夷」氣氛的瀰漫，福澤身為開國論者隨時都可能與被「攘夷」派志士暗殺的危險，然而憂慮日本命運的福澤通過他對西方的認識和親身體察毅然撰寫介紹西洋事物的書籍，詳細的向日本國民介紹了西洋的政治、國慶、科技等各方面，福澤的這部介紹西洋的《西洋事情》並沒有遭受向清朝魏源《海國圖志》一樣遭國人冷待的命運，而是成為了暢銷書，打開了一般日本人民的眼界。

1867年初，福澤諭吉再次前往美國，福澤帶了大批錢財，然而這些錢不是為了吃喝玩樂而是為了買書，福澤希望極可能的購得西洋書籍以更好的吸收西洋文明。回國後福澤為了更好的傳播西洋文明便開設了慶應義塾，就在福澤教授西洋知識的同時日本的政局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幕府將軍宣布向剛剛即位年僅十五歲的天皇進行「大政奉還」，但是掌握宮廷的反幕府派還是向幕府老巢發起了進攻，最終幕府失敗，新的天皇年號定為「明治」，日本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然而福澤並沒有因為政局的變動而改變初心，他知道他的任務就是將新思想介紹給日本人民。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872年，福澤諭吉發表了他的文章《勸學篇》開宗明義第一句便是這句頌揚人人平等的警句，日本當時正力圖維新「求知識於世界」，福澤的意思很清楚，要想「維新」成功首先便要實現平等，不應再有階級、身份的差別，福澤告誡人們物質的成就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的人的獨立精神，沒有了人的獨立心而只有依附之人的民族是談不上文明開化的：

「一國的文明程度不能從外表來衡量，所謂學校、工業、陸海軍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達到這種文明的外表，並非難事，只要用錢就可以買到。可是在這裡還有一種無形的東西，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既不能買賣，又不能借貸；它普遍存在於全國人民之中，作用很強。要是沒有這種東西，國家的學校、工業、海陸軍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稱之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種極其偉大而又重要的東西。這究竟是什麼呢？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

然而如何實現文明開化呢？福澤說：

「一國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發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產生，而須由居於二者之間的人來興辦，一面向人民群眾指出方向，一面與政府共同協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國歷史，經營工商業的辦法沒有一件是政府創造的。它的基本技術，都是居社會中等地位的學者們研究出來的。例如蒸汽機是瓦特發明的，鐵道是斯蒂芬蓀研製的，首論經濟規律和改變經商方法的是亞當。斯密的功勞。這些大專家（即所謂「中產階級」）既不是國家的執政者，也不是干體力活的小民，而是居於國內的中等地位，用智力來領導社會的人們。他們的研究發明，先是一個人在心裡有所領悟，然後公開發表，在實際施行中廣結私人同志，使其日益發展壯大，把造福人民的事業留傳萬世。」

福澤一針見血的指出了文明開化的真正目的在於「文明的精神」，也談論如何實現文明的方法。十七篇文章合成的《勸學篇》在日本很是暢銷，這是足以令這位啟蒙大師欣慰的，日本人學習的精神值得讚許，而福澤所提出改進教育的主張也獲得了明治政府的積極迴響。

而不僅僅是教育上，福澤更是大膽提出了當時日本長久以來的弊端即女人地位低下，福澤積極提倡女權，鼓勵女性接受教育，促進男女平權，這種思想不僅在日本在當時的世界也屬先進。

福澤的目光不僅停留在日本，也投向東亞的鄰國，然而當朝鮮內部的革新失敗而大清王朝屈辱的與法國簽訂合約時，福澤失望了，日本在東亞是孤獨的，因為當他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他發現他的鄰國卻還在渾渾噩噩不知革新，在東亞感到孤獨的日本只有謀求與歐美諸國聯合來解脫自己的孤寂，再次情況下，1885年福澤發表了他的《脫亞論》：

「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福澤認為東亞的精神「頑固守舊」，而現在是變革的新時代，東亞的舊的思想如儒教等已經過時了，而中國、朝鮮等國卻仍然不思進取，與其與不思進取的鄰國為伍不如與歐洲各國共進退。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發表十年後，中國的李鴻章與日本簽訂了向其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世人驚奇的看到了日本三十年維新的成果，也看到了大清王朝所謂「中興」假象的破產。三年後，中國的變法失敗了，才子梁啟超流亡國外，當福澤諭吉的思想和著作在全日本流傳時，梁啟超的文章在中國卻只能在外國人的租借里可以看到，而且只有少數人，這或許就是中日兩國一個維新成功，一個變法失敗的原因吧：一個是勤奮、愛學習的民族，有著引領文明開化的政府，一個是因循、守舊的民族，有著腐化、顢頇的政府。

正如福澤諭吉所說，真正的文明需要人民有獨立的精神，今日的中國也有鐵路、也有飛機，北京的高樓遠比華盛頓的建築要高得多，可是為什麼我們中國依然稱不上一個文明的現代化國家，最根本的便是欠缺福澤諭吉所說的「人民的獨立精神」。

日本人為了紀念福澤諭吉的啟蒙之功，在一萬元的錢幣上印著他的頭像，日本的貨幣不僅有政治領袖的頭像，也有醫學家、作家的頭像，似乎在告訴人們不僅政治人物，作家、學者一樣可以名利雙收，不然的話福澤諭吉、夏目簌石等人的頭像怎麼會出現在錢幣上呢？而中國的紙幣卻只有一個政治人物的頭像，似乎在告訴人們：要想發財，還得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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