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居然想成為堯舜

曹操像

作為一個富有詩人氣質的政治家，曹操在他《度關山》《對酒》兩首樂府詩中描繪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王朝。

在《度關山》的開端，曹操開宗明義地說：「天地間，人為貴。」指出這種人本思想是他的理想國的立國之本。有了這一思想基礎後，建立其理想王朝的首務就是立一個「賢聖」為君王，來「總統邦域」。這個賢明的君王，必須接受「舜漆食器，叛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斷」的教訓，以侈為大惡，以儉為共德，來避免「勞民為君，役賦其力」。

這裡「舜漆食器」的典故，出自漢代劉向的《說苑·反質篇》。那裡提到：堯為天子，用土碗吃飯，用土瓶飲水，天下臣服。舜繼位後，刻木為食器，且飾以黑漆，結果天下有十三國諸侯反叛。除了生活節儉以外，這賢君還必須「車轍馬跡，經緯四極」，亦即巡遊天下，所到之處「黜陟幽明」賞善罰惡，來保證各地統治者像他一樣節儉愛民。由於一人精力有限而天下廣邈，在君王之下當然還得有「宰相股肱」來輔佐，並且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爵來分散管理各自的領地。君主銓選那些股肱之臣的標準是「皆忠良」、「咸禮讓」以為民表率。而五爵，則必須像君王一樣「咸愛其民」，猶如父兄之愛子弟；賞罰分明，廣施教化。

在曹操的心目中，有這樣的賢君良臣同心同德，以身作則地提倡禮讓兼愛，清廉節儉，並且刑罰分明，就必然在天下建成一個清明太平的理想王國。由於大小統治者都生活節儉而不勞民，再以井田制抵制兼并，百姓必然生活富裕，「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生活富裕，且有君臣倡導，百姓必然「咸禮讓」，「無所爭訟」，並且敬老愛幼，「斑白（指老人）不負戴」，以至於「人耄耄，皆得以壽終」。禮讓之風廣被，又有「輕重隨其刑」的嚴明刑法來約束，自然民風淳厚，「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了。這裡「冬節不斷」是指沒有犯人需要被斬首處決。漢律，處決犯人最遲在冬天最後一個月，故云。

我們可以看到，曹操在《度關山》和《對酒》里所表達的政治理想，主要是來自儒家的。他提出恢復古代曾經實行過的井田制，顯然是受孟子恆產論的影響。《孟子·滕文公》中，孟子即曾設計出八家共耕九百畝田的井田制，這樣人有恆產，則有恆心去努力生產，以至過上「老者衣帛食肉」的富裕生活。他那以「立君」為建立理想國之首務的思想，也與荀子「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的說法相近。他所提倡的「禮讓」、「禮法」，更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

然而在儒家以外，曹操的政治理想中又滲有其他諸家的思想，如他強調「刑獄」，強調「輕重隨其刑」，是法家的思想特點；其「儉為共德」、「兼愛尚同」的思想又是墨子的主張；其「卻走馬，以糞其土田」的說法又來自《老子》的馬不用於（在戰場和狩獵場）奔跑，而用來為土地運送肥料了。

曹操的政治理想，若僅從生活安定、民風淳厚的角度來看，確實是美好誘人的，並且其理論也比較完整，粗看頗有可行性。然而，姑不論社會的發展和分化已使生產單一的井田制萬難恢復，其間另有個重大漏洞也使他的理想國不免成為空中樓閣。那就是，他將怎樣來保證所立的君主一定是自奉節儉而又不辭辛勞地巡察四方的無私「賢聖」呢？如果這一立論的起點沒有保證，那麼由此推演出的大臣忠貞、諸侯愛民、百姓無爭等等也就只能是理想的理想了。

事實上，他雖然自奉節儉，但也不免建築起「立衝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曾植《登台賦》）的銅雀台，並且儘管他生前一再下《整齊風俗令》、《禮讓令》、《內誡令》、《清時令》等等，他的兒子們還是各養門客，一等他撒手西去就骨肉相殘起來。兄弟骨肉間尚且視為仇讎，又怎能愛百姓如子弟呢？

君主一旦「總統邦域」，大權獨攬，不用說根本不可能像曹操理想的那樣完美，往往還是窮奢極侈，根本不以百姓為念的。所以同樣是難以實現的空想，還是老子的「小國寡民，……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更為苦於苛政的人們所憧憬。後世廣為流傳的烏托邦，不是曹操的理想國，而是陶淵明據老子所述為藍圖而描繪的世外桃源。在陶淵明的桃花源中，人們過著「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生活，彼此間很少往來交際，以至於「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他們的社會化程度十分低下，然而卻「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並怡然自得」。

後世傳說中的理想國大抵濫觴於桃花源。如唐代名相牛僧孺早年創作的小說集《玄怪錄》中，有一篇《古元之》，寫後魏人古元之偶游「和神國」。這和神國在自然條件上優厚到神奇的程度。如其「田疇盡長大瓠，瓠中實以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種」。類似得天獨厚的地方，多得不勝枚舉。然而除卻這類神話化的特徵外，由其「人無私積囷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其人長短妍媸皆等，無有嗜欲愛憎」之類描寫中，仍可窺見其桃源色彩。此國社會化程度似略高於桃花源，因其已有君有官，然而其「仕官不知身之在事，雜於下人，以無職事操斷也」，其「君不自知為君，雜於千官，以無職事升貶故也」。因而實際上是「無為而治」，形同虛設。

桃源圖（明　王恆）

明眼人不難看出，無論是源於老子的世外桃源，還是出於曹操的理想王國，無非都是將以往某一歷史階段美化的結果。曹操嚮往的是傳說中周公旦執政的西周初期，老子、陶淵明則進一步嚮往沒有君主，人民「於何勞智慧」，「結繩而用之」的原始社會。

隨著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生產力發展了，科技進步了，然而人的慾望也隨著膨脹了，社會對人性的束縛也隨著增強了，人逐漸淪為社會、自己的慾望的奴隸。人們便會緬懷更加接近自然狀態的上古時代，並將它美化。這就像成人總是留戀自己的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並將它想像得十分美好一樣。時至今日，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們仍時常掀起「復歸自然」的思潮，也出於同一緣由。對此，我們不能一概斥為幼稚的空想，因為社會發展雖使人類進步，但也確實使人類喪失許多美好的東西。因此，這一類復歸自然的理想雖然不可能完全實現，卻也能促使人們意識到並且抵制和減少社會發展帶來的弊病，使社會的發展更加健康。

曹操的政治理想「落後」於老子、陶淵明，當然不是缺乏想像力想像力的緣故。作為執政的統治者，他的理想當然不能像在野的哲學家和詩人那樣天馬行空，無所羈勒，而只能更加現實一些。唯其如此，他的理想在後世真想有所作為的士大夫那裡卻也不乏嗣響者。唐代詩人杜甫在慷慨高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時，心目中恐怕也存有一個曹操式的理想王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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