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

撰文：約翰·R. 麥克尼爾

翻譯：李芬芳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見識叢書·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7月出版）是環境史大家約翰?麥克尼爾綜觀20世紀世界環境變遷的史學力作。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1900 年之前的空氣污染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所製造的空氣污染只能算是些許塵埃。接著在50 萬年前人類駕馭了火，點亮了地球景觀，也將其他氣體釋放到大氣層中。儘管我們對火如此投入，但對大氣的影響仍然有限。大氣仍由千萬億微生物穩定的作用及偶爾出現的大規模火山爆發等自然過程所支配。

當人類佔據洞穴，開始燃燒薪柴取暖煮食，室內污染就此開始。幾千年前人類居住過的洞穴，壁面都因煙霧堆積而染色，當時穴居人應該因為暴露在煙霧中而飽受肺部與眼部疾病困擾。舊石器時代木乃伊的共通點就是染黑的肺部。人類開始建造住所後，通常還是無法解決通風問題，（或許是因為要驅趕蚊蟲）只好住在一片室內煙霧中。

當時一些因污染所造成的健康影響，數千年後仍如影隨形。

只有城市會造成後果嚴重的戶外空氣污染。早期的城市和現代一樣，會因為腐爛的肉類、食物和糞便而散發出刺鼻的氣味。被臭味籠罩的城市因為無法清理這些令人不快的氣味源頭，可能變得令人無法忍受。古埃及文獻記載了一個實例：赫爾墨波利斯（Hermopolis）的居民因為受不了城內的氣味，寧願向圍城的努比亞（Nubia）人投降。古代的都市煙霧甚至染黑了大理石，不但讓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這樣的古典作家們抓狂，古代猶太人也因此制定大量相關法律。初期空氣污染史乃以煙霧和煤煙為主，而非微量氣體。

古代冶金術帶來了新的污染物，其中有些會在海洋與各大陸之間漂浮，這是區域性污染的首例。在古代的地中海地區，採礦與冶金在經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據色諾芬和盧克萊修的說法，來自阿提卡地區銀礦的有毒氣體損害了人類健康。[8] 銅與鉛是主要的金屬污染物。在羅馬時期，瑞典、瑞士的沼澤以及格陵蘭的冰核（ice core） 都有可觀的鉛沉積物，約為背景比較值的10 倍。檢驗格陵蘭的冰層後發現，工業革命前銅排放到大氣層中的有毒氣體數量曾兩度上揚，一次是古地中海區引進錢幣鑄造之後，另一次則是中國宋朝年間（960—1279）經濟市場化加強導致銅產量飆升。低效率的冶金技術，會讓高達15% 的溶解銅有毒氣體進入空氣中。儘管當時銅產量不到現代水平的1％，羅馬與宋朝時代銅的有毒氣體總排放量，約為20 世紀90 年代的1/10。區域性（其實佔了地球一半）的空氣污染約有2500 年的歷史，至少就銅的有毒氣體排放量而言，1875 年以前的嚴重程度均不亞於古羅馬與宋朝時代。都市的空氣污染隨都市規模與人口密度而有所不同，端看當地的工業活動，特別是燃料的使用。由於公元1000 年後中國、地中海盆地及西非加速都市化，大量人口居住在煙霧與煤煙當中。哲學家兼物理學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曾遊歷從科爾多瓦（Córdoba）到開羅等諸多城市，他發現都會的空氣「停滯、污濁、厚重且霧茫茫」，並且認為這會使都市居民「理解力遲鈍、智力不足及記憶缺陷」。

運輸不便也限制了都會空氣污染的程度：大部分需要燃燒的工業，例如瓷磚、玻璃、陶器、磚窯與冶鐵，都設立在靠近森林的地方，因為大量運輸燃料通常代價昂貴。因此大部分的工業污染只會弄髒人跡罕至地區的空氣。海港城市有時會出現例外，因為可通過船隻以更低廉的價格運送木材或木炭。因此，威尼斯才能靠外地的木料供給，長期維持玻璃製造工業。中國的城市也曾因為水路運輸系統發達而經歷過嚴重污染，例如宋朝的首都開封。但多數都會空氣污染主要源自糞便或木頭等家用燃料，有時還有無煙的木炭。

缺乏薪柴的海港城市，可改用煤炭作為家用燃料。13 世紀的倫敦就少量改用煤炭，16 世紀比例更高，將當地的空氣污染史帶入新的一頁。家用煤炭讓17 世紀的倫敦空氣一片煤煙，好似人間地獄，天色霧蒙蒙有如身處火山中—致命的煙霧侵蝕鐵，損害所有會活動的物體，所到之處都覆蓋上煤煙；損害居民肺部其致命程度之深，幾乎沒人能逃過咳嗽與肺病之苦。

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里，由於人口增長造成爐床及煙囪數量增加，倫敦的空氣質量仍然未見好轉。英國詩人雪萊記錄了這個有如煉獄的景象：

倫敦有如地獄，

一個人口稠密又煙霧瀰漫的城市。

同時期的詩人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 ）也不喜歡倫敦的空氣，因而在1808 年的詩作中將之描述成「沼澤霧氣、炊煙、煤煙和碎馬糞的混合物」。

1780 年後煤炭崛起成為工業革命的主要燃料，污染的天空開始在英國其他地區萌芽，最後甚至向外擴大。1870 年英國約有10 萬台以煤發動的蒸汽機，不斷噴出煙霧及二氧化硫。英格蘭中部成了著名的「黑鄉」（Black Country ）。韋爾斯的斯旺西（Swansea）谷區銅冶煉工業產生的酸雨，破壞了植物生態。居民也深受其害：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有將近1/4 的人口死亡與肺部疾病有關，大部分為支氣管炎與肺結核，而這些疾病多半因為以微粒為主的空氣污染而加劇，有時正是因為空氣污染而染病。空氣污染在維多利亞時代奪去英國人性命的數量，粗估約為20 世紀90 年代全球平均數字的4～7 倍。

1900年以來的空氣污染

20 世紀空氣污染史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現代空氣污染諸多原因當中，最重要的當屬燃燒化石燃料。在1900 年，空氣污染多由燃燒煤炭所造成，讓天空中充滿了煙霧、煤煙、二氧化硫與各種氣味難聞的物質。煤造成的污染來自工廠煙囪及家用煙囪。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汽車尾氣管挑戰了工廠煙囪及家用煙囪的地位，到了1990 年，道路交通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空氣污染來源」。污染的歷史與工業化及汽車普及的歷史亦步亦趨。

以燃煤為主的工業化從英國開始向外擴張，也隨之帶來空氣污染。19 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確立，並以鋼、鐵及化學物為主，還有取之不盡的煤炭。煙囪工業在歐洲成功崛起，其中尤以比利時與德國最盛；美國則有賓夕法尼亞州及俄亥俄州；沙皇時代的俄國以烏克蘭為最；日本則為大阪附近。1800—1920 年間，以燃煤為主的工業也在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面積較小的孤立地區開始發展。20 世紀10 年代和20 年代，北美與歐洲城市開始出現靠燃煤發電的輸電網。在這些地方，煙霧、煤煙和二氧化硫籠罩了工業地區。

許多人對此表示反感，尤其是負責操持家務和清洗床單的女性，但隨著空氣污染帶來的繁榮景氣，即便引發反對聲浪還是相當值得。

匹茲堡地方政府要員及產業工會會員、德國工業領袖，還有俄國大臣，都認為不斷冒煙的工業煙囪是進步、繁榮與權力的象徵。正如芝加哥商人倫德在1892 年所言：「煙霧是工業祭壇上所焚燒的香。這在我看來很美。它代表人類正在改變大自然力量的潛力，讓人類生活更為舒適。」日本第一個大型鋼鐵城八幡，也在市歌中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滾滾煙霧瀰漫天際

我們的鋼鐵廠，雄偉無人能比

八幡啊八幡，我們的城市！

以燃煤為主的工業化腳步，一直持續到1920 年。這股趨勢在歐洲及北美繼續發展，但其他地方的成長更快。1929 年之後蘇聯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化因此以驚人速度邁進。斯大林鞏固對東歐的掌控之後（1946—1948 年），高度能源與污染密集的蘇維埃式工業，在1948 年到大約1970 年間擴散至波蘭、捷克與匈牙利，同時也將觸角伸至西伯利亞領土。日本約在1950 年再度展開工業化，雖對石油依賴加深，但仍以煤為主。20 世紀60 年代與70 年代，鋼鐵、造船、化學及其他高耗能的產業也在東亞其他地方崛起，尤其是韓國、中國台灣、馬來西亞以及1978 年後的中國大陸。在1980 年前，上述地區可以說完全不重視空氣污染管制。

家用爐床及鼓風爐也都燒煤。隨著都市人口增長，有越來越多的人需要運輸方便的燃料來取暖及煮食。都會家庭因為住處不易取得薪柴而選擇燃煤，所以有越來越多的城市步上倫敦的後塵，以煤炭作為主要的家用燃料。西歐與北美東部城市也在1850 年後開始轉向煤炭。1890 年後則輪到中國與美國中西部城市。家用爐床通常燃燒效率極差，不但煙囪中有大量煤煙與煙霧，也會排放到安裝有暖氣的房屋裡面。同時在工業與家用上使用煤炭，造就了污染嚴重的煤炭城市，比如倫敦、匹茲堡及大阪。

20 世紀地方及區域空氣污染背後第二隻主要推手就是汽車。尾氣管排放出各種污染物，其中有些會與陽光作用產生煙霧，有些則會使酸雨加劇，1921 年之後甚至產生鉛。[25] 汽車普及的過程中曾三度出現鉛數量大幅上揚。第一次發生在20 世紀20 年代的美國，當時由於裝配生產線的新科技，讓數百萬美國人買得起汽車。一直到1950 年，美國開車人口仍佔全球半數以上。汽車也在西歐變得相當普遍（1950—1975）。以日本為首的東亞汽車普及化則仍在進行當中（1960 年迄今）。

1997 年中國僅有200 萬輛汽車。全球機動車總數量在1910 年不到100 萬，在1930 年達到約5000 萬，到了1955 年便超越了1 億輛，1985 年更達到5 億輛。1995 年全球共有7.77 億輛小汽車、卡車及摩托車。

除此之外，人們開車的次數也日漸增加。在美國，汽車行駛總里程數在1950—1990 年間增長4 倍（達1.9 萬億英里）。所幸20 世紀70 年代汽車燃料效率提升，新科技也有助於降低尾氣的排放量。一氧化碳與鉛的排放量大幅下降。但汽車仍繼續排放其他污染物，舉例來說，大氣中多出的二氧化碳中即有5% 來自汽車。

20 世紀工業化與汽車普及快速發展，空氣污染總量卻可能沒有同步惡化。特別是在1945—1980 年間，許多城市大幅改善了空氣質量。這其中有三重原因：經濟、政治與地理。

首先是經濟因素。1920 年後全球燃料組合變得比較乾淨。石油在許多應用面均取代煤炭（以英聯邦皇家海軍為其中首項大宗），而這股風潮始於1910 年，到1950 年後更是明顯。這主要源於價格因素：美洲與中東開發出大型油氣田，加上油管與超大油輪等基礎建設，價格在1945—1973 年間開始下滑。至於家用暖氣、發電等其他用途，石油與天然氣也取代了煤炭。另一個較不重要的因素是水力發電、核能等其他形式的商用能源崛起，進一步降低了煤炭的重要性。這股因為價格而帶動燃料價格下滑的趨勢，降低了來自工廠及家用煙囪的污染物，但並沒有減少來自汽車尾氣管的廢氣。

其次，污染在政治上所引發的反彈也收到效果。公民針對工業污染所發動的零星抗議是全球各地工業化的一部分，但在20 世紀40 年代以前，這對減少污染成效不大。聖路易市在1940 年成為第一個成功採用降低空氣污染政策與技術的城市，這一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普及。政治壓力主要通過立法與新科技抑制了污染，而這股風潮主要發生在1966 年後的美國、1970 年以後的西歐與日本、1980 年以後的韓國，還有1990 年之後的東歐。通過政治減少空氣污染，影響的範圍包括工業煙囪、家用煙囪及汽車尾氣管。

最後，地理方面的變化也減少了污染對人類的影響，甚至減少了污染總量。長久以來集中在少數鄰近煤礦與鐵礦地區［例如美國賓州西部或德國魯爾（Ruhr）地區］的能源密集產業，在1960 年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除此之外，這些產業開始從城市外遷至工業區或「綠化區」（greenfield），這樣污染所能影響的人數較少。當然，遷廠並不能降低整體污染水平，而且會對過去污染所未及的生態產生危害。只有從人類、特別是城市居民的角度來看，才會覺得污染降低了。經濟、政治及地理的變革結合之下，為空氣污染這片烏雲帶來了一絲希望。

某些案例降低鉛排放的成效相當驚人。1921 年，化學工程師托馬斯·米奇利（Thomas Midgley ，第3 章將有更詳細的介紹）發現把鉛加入汽油能提高燃燒效率，防止發動機敲缸。兩年後，被第一家銷售商稱為「上帝的禮物」的含鉛汽油在俄亥俄州達頓（Dayton）上市。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汽車大約消耗了25 萬億兆公升（約合6 萬億加侖）的含鉛汽油，其中1/3 出自美國。儘管1920 年起輿論表示關心，政府也開始調查，但通用汽車與杜邦［DuPont，旗下合資子公司生產四乙鉛（tetraethyl lead）］仍設法阻撓，因此美國直到20 世紀70 年代才針對汽油添加鉛制定法規。但醫學研究早就顯示，多數美國人血液鉛含量升高，而且這些鉛都是來自汽油。類似的發現引發蘇聯在1967 年於大都市禁止含鉛汽油，對蘇聯來說是少見在環保方面領先全球的做法。1970 年美國下令，1975 年前加油站必須出售低鉛汽油。日本企業率先針對美國這項法令而調整業務，從1972 年起將汽車發動機改為適用低鉛汽油。日本在1987 年禁止含鉛汽油。因為相關製造商提出訴訟而延誤，美國在20 世紀70 年代末期才漸漸禁用含鉛汽油。西歐在20 世紀80 年代末期也遵循此一做法，其他國家則要到20 世紀90 年代。

1977—1994 年間，美國空氣中的鉛濃度減少了大約95%。通過檢驗很快就發現美國兒童血液中鉛濃度大幅降低。歷來測得最高的空氣中鉛濃度並非來自美國，而是20 世紀80 年代的曼谷、雅加達與墨西哥市。非洲與中國因為直到20 世紀90 年代末仍在使用含鉛汽油，都市兒童血液中鉛濃度足以造成各種健康問題。全球大氣中鉛污染濃度下降的速度，則落後於美國及日本。

1945 年後，富國大幅降低了都會中的煤炭煙霧、煤煙和灰塵；1975 年後，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與部分其他污染物也都適度減少。這是因為從用煤轉為使用石油（約在1920—1970 年），以及節能防污等相關法規（主要在1970 年之後）。20 世紀初期在蘇格蘭工業之都格拉斯哥，污染煙霧嚴重時報社編輯甚至必須為訃聞版預留版面。直到1950 年，格拉斯哥人每年仍吸入大約兩磅的煤煙。但到了1990 年，格拉斯哥已將黑煙、煤煙與二氧化硫污染降低了70%～95%，幾個其他煤炭城市也創下類似佳績。雖是一大成就，這一線曙光仍只局限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大洋洲及日本等地20 個富國，只佔全人類的1/8。

測量污染的方法充滿地雷。忽略重要的警告，我估計20 世紀90 年代全球地方與區域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約為1900 年的5 倍。在西方與日本，20 世紀60 年代末期之後空氣污染水平開始下降（黑煙則於20 世紀40 年代之後）。過去一個世紀里這些國家是全球空氣污染的大宗，1950 年之後則改為東歐，1970 年之後是東亞及比重較低的拉丁美洲，因此20 世紀末全球空氣污染仍持續加重。表2.3 包含了這項粗略估計所根據的部分數據。

煤炭城市：倫敦

有兩個極度依賴煤炭的城市後來戒掉了這種燃料，就是一度被稱為「霧都」（Big Smoke）的倫敦，以及綽號「煙霧之城」（Smoke City）的匹茲堡。

倫敦空氣污染的歷史極長，甚至可回溯到13 世紀燃煤首度在倫敦家庭間普及。倫敦向來以霧著名，一部分就是因為燃煤煙塵所造成。1952 年12 月4—10 日的一周期間，倫敦發生了全球紀錄中最嚴重的空氣污染災難，造成4000 人提早死亡。圖為河岸街（the Strand）街景，中午時分即為硫黃煙霧壟罩。幾年之內，倫敦大部分燃料都改為石油。

倫敦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全球最大的城市（1900 年人口660 萬），這個不斷向外擴張的大都會裡有數十萬個煙囪、數千台蒸汽機，全部都燒煤炭。當時無人仔細監控空氣污染，但從倫敦降霧（污染為部分原因）的頻率來判斷，1870—1900 年的空氣質量應該是最惡劣的。

1873 年的一場霧讓人看不清前方路面，有些人因此誤墜泰晤士河。這一期間有幾千人因倫敦的霧而早逝，僅1879—1880 年間冬天就有約3000 人，大多是因為肺部狀況惡化。雖然1892—1948 年間並無因降霧致死的記錄，但1909 年格拉斯哥卻有一場霧造成1063 人死亡，此外1930 年比利時列日附近河谷，則在數日內有70～100 人死於嚴重污染。減少黑煙的行動在倫敦有所進展，直到1950 年都一直是反污染行動的焦點。倫敦都會區不斷擴張，加上工業燃燒效率提高，均有助於分散及控制污染。但改革者不去碰觸燃煤的家用爐床，因為它對於1950 年前英國人的重要性，就好比汽車之於現代美國人。1945 年，部分政府機關試圖趁戰後倫敦重建之際，建構一個無煙城市，喬治·奧威爾卻以熱切的形容詞為炭火辯護，說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1952 年12 月4—10 日一場大霧奪走倫敦4000 人性命，煤炭這種燃料因此步入絕路。嚴寒氣候加上空氣停滯，有上百萬煙囪的黑煙盤繞在倫敦街道上方達一周之久，能見度幾乎等於零。連健康的人都呼吸不順，肺部有病的人常感覺命在旦夕。在20 世紀，只有1918 年一場流感疫情帶走的人命數量可堪比擬。公眾的抗議引發政府調查，最後造就了1956 年的《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大力規範家用煤炭黑煙。這使倫敦逐漸轉向瓦斯與電熱。倫敦斷了對煤炭的依賴後，1956 年以後幾乎沒有黑煙問題。當地的硫排放儘管到1972 年才加以規範，也降低了90%（1962—1988 年），主要是因為改用其他燃料。20 世紀60 年代後，倫敦空氣質量受到汽車尾氣的影響遠超過煙囪排放。

諷刺的是，20 世紀50 年代中期後變得乾淨的空氣，使得更多陽光能夠射進城市街道，與汽車尾氣排放交互作用後形成光化學煙霧。倫敦人對開車權利的感情，不亞於奧威爾對煤炭爐火的感情。

煤炭城市：匹茲堡

1850—1900 年間，美國許多城市根據煤炭來打造能源系統。聖路易及芝加哥利用南伊利諾伊州的煙煤（bituminous coal ），匹茲堡及辛辛那提則仰賴賓州西部礦藏。這些城市都有污染問題，自1868 年起便開始制定降低煙霧法令。但這些措施仍無法滿足需要，1940 年以前每個地方仍為煙霧及硫污染所苦。1861 年麗貝卡·哈丁·戴維斯（Rebecca Harding Davis ）在其短篇小說《煉鐵廠人生》（Life in the Iron-Mills）一開頭便寫道：

陰暗多雲的一天：你知道煉鐵城市是什麼樣子嗎？天還沒亮天空就往下沉，污濁、無力且紋絲不動。這座城的特色就是黑煙。它會突然從煉鐵廠的大型煙囪中緩緩冒出，然後落在泥濘街道上黑漆漆、黏糊糊的水坑中。碼頭上的黑煙、小艇上的黑煙、黃色河水中的黑煙，房屋門面、兩株凋零的白楊木，還有過往行人的臉上，都黏著一層油膩的煤煙。

這段描述反映了戴維絲在西弗吉尼亞州惠靈（Wheeling）所度過的年輕歲月。1919 年記者沃爾多·弗蘭克（Waldo Frank ）這樣描述芝加哥：「充滿煤煙的天空不斷下沉。天空就像一塊污漬：空氣中滿是流動的油脂與黑煙。這片臟污的落塵覆蓋了草原，像黑色的降雪，一場不停息的風暴。」惠靈、芝加哥，還有其間眾多工業城市，數十年間都因為煤炭黑煙而窒息。匹茲堡則是其中最嚴重者。

匹茲堡在1758 年首度採用煤炭，當時它只是英國人在美洲殖民地屯墾區邊緣的一個小型要塞。豐沛的煤炭供給讓人舍木材而選擇煤炭。南北戰爭結束時（1865 年），美國有半數的玻璃與四成的鐵來自匹茲堡地區的阿列格尼（Allegheny）。1866 年有人造訪當地看到黑煙後，形容這個擁有10 萬人口的城市是「一個掀了蓋的地獄」。接下來第二次工業革命降臨匹茲堡，鋼鐵業也就此起飛。1884 年，這座人口30 萬的城市共耗掉300 萬噸的煤，相當於全國的5%。1887—1891 年的四年間，來自阿巴拉契亞山脈的天然氣一度使得匹茲堡煤用量下降，當地天空也乾淨起來。但天然氣供給用罄後再度恢復用煤，鋼鐵業興盛的匹茲堡也隨之擴張，黑煙再度死灰復燃。即使像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這個因經營燃煤鋼鐵廠而成為全球頂尖富豪的人，也曾在1898 年抱怨黑煙。降低黑煙的法令效果不彰。從19 世紀90 年代到20 世紀40 年代初，匹茲堡成了一座加蓋密封的地獄。

對於匹茲堡的空氣而言，戰爭同時是地獄也是救贖。1940 年及1941 年，在軍方命令下鋼鐵產量大增，而且不論老舊或效率太低，所有堪用設備均須上陣，一開始便讓匹茲堡的黑煙與污染問題雪上加霜。但1940 年聖路易在工程師、市民及政府通力合作下制定出有效黑煙防製法的前例，匹茲堡也起而仿效。1941 年底當地通過類似法令。戰爭期間暫停實施，在煤炭利益團體、礦工聯合會和鐵路業者的反對下，法令仍於1946 年從工廠開始實施，1947 年則擴及家庭。匹茲堡改用比較乾淨的無煙煤、石油及以管道自德州輸入的天然氣。蒸汽火車頭與內河船隻也都改用電力或柴油。到了1953 年，匹茲堡的空氣比南北戰爭後任何時期都要乾淨，可能除了1887 年與1891 年以外。20 世紀50 年代與60 年代，匹茲堡的空氣因為嚴格法令及更有效率的燃料使用而持續改善。接著在20 世紀70 年代中期過後鋼鐵業垮台，造成工廠關閉且人口下滑，而匹茲堡也不再是頂尖的製造業重鎮，因此空氣越來越乾淨。1985 年，有份周刊還評定匹茲堡為美國最宜居的城市。

倫敦與匹茲堡都經歷過1900 年或1930 年當時居民所無法想像的轉型。兩者的轉變約發生在同期，部分出於巧合但並不盡然。兩地的轉型都必須有替代燃料，這樣才能造就清潔的能源系統而無須在經濟上有所犧牲。轉變過程中當然有人受害—煤炭貨運工、煙囪清潔工、洗衣業者，卻也造福了油管安裝工人、電工及電器銷售員。都會能源正如倫敦、匹茲堡和其他工業城市，紐約直到1949 年仍在使用煤炭，市內有數千座家用與工業用煙囪。圖為帝國大廈頂樓東南方的景觀。1970 年紐約也追隨聖路易和匹茲堡，開始停止使用煤炭作為燃料，紐約人的呼吸也較為順暢。系統發生如此變革的數十年後，煤炭工業仍在英國與美國賓州存活了下來。兩地都是因為分散化有利轉型，也就是汽車普及後人口移至郊區。儘管整個集合城市區域並未大幅改變，但兩個城市的人口都漸漸流失：倫敦人口高峰出現在1940 年，匹茲堡則於1950 年達到高點。美國與西歐數十個煤炭城市都依循著類似模式，數千萬都市居民的生活因此得以改善。

煙霧城市：洛杉磯

「煙霧」（Smog）是在1905 年由倫敦一名醫生首創的名詞，指黑煙（smoke）加上霧（fog），後來泛指任何由污染所引起的霾害，特別是陽光與氧化氮或碳氫化合物的交互作用。（我將以此限定意義使用此一名詞）。這些污染物，也就是煙霧的前身，主要來自汽車尾氣。但它們也可能來自燃燒生物量或工業燃燒。在陽光下這可能產生臭氧，也就是煙霧中最麻煩的成分。煙霧會造成人類眼部不適及肺部問題，也會損害植物。

地理因素對煙霧的形成也相當重要。它只會在日照充裕的地方產生，如有地形與風向配合使得污染物無法擴散，則情況更為嚴重。因此，陽光充足且四周有山的盆地城市最容易產生煙霧。墨西哥市就完全符合這些條件。其次為只符合地理標準的聖地亞哥、洛杉磯、雅典、德黑蘭、成都和首爾。

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photochemical smog），讓人類在20 世紀40 年代初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嚴重煙霧被誤認為是日本發動的毒氣攻擊；不久之後，煙霧成了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筆下小說等洛杉磯文學中經常出現的特色。自此之後，這就成了南加州最熱門的申訴原因及政治議題。

當地的地形與歷史共同造就了這個問題。洛杉磯是一塊小型的海岸平原，三面環山。這裡每天都有海風吹拂，常會將前一天的污染吹回市區內，且經常出現逆溫現象（thermal inversion ），讓污染無法向高空擴散。如果不是化石燃料時代廉價能源的特色，美國西南部就不會出現大都市或煙霧的問題。廉價的能源及水源，讓大洛杉磯地區人口從1900 年的10 萬增至1930 年的140 萬，1960 年又上升至600 萬。建設於1920 年後的美國城市，都是因為汽車大量普及而興起，其中尤以佔地廣大、公路密布的洛杉磯為甚。20 世紀40 年代，洛杉磯就像其他幾個美國城市，開始拆除大眾火車系統好讓位給汽車。洛杉磯的汽車數量在

1950—1990 年間增加了4 倍（達1100 萬輛）。洛杉磯這個為了汽車而打造的城市，成了最適合製造煙霧的場地。

煙霧在20 世紀40 年代成為政治議題。《洛杉磯時報》清聖路易反煙霧活動主帥雷蒙德·塔克（Raymond Tucker ），針對空氣污染問題發動媒體攻勢。1947 年洛杉磯成立空氣質量委員會，開始規範煉油廠、工廠，最後甚至擴及汽車。到了60 年代，上千萬居民一年當中受煙霧困擾的時間至少有好幾百天，阻礙了至少80 公里（50 英里）範圍內的樹木生長。20 世紀70 年代初期法規更為嚴格，儘管汽車數量增加，洛杉磯盆地的臭氧與煙霧因此減少了大約一半。不過在1976 年，四天之中仍有三天的空氣質量達到官方所設定的危害健康水平。在20 世紀90 年代，洛杉磯煙霧對健康仍是一大危害，成為美國最嚴重的都會空氣污染問題。

煙霧城市：雅典

雅典城建於汽車問世之前2500 年。但當地還是有很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數十年來雅典人稱之為to nephos （希臘語中「雲」的意思）。這個城市三面環山，另一面則靠海。春秋時節常見逆溫現象。和洛杉磯一樣，雅典也有適合煙霧形成的晴朗氣候。

1834 年雅典成為希臘首都後，逐漸發展為現代城市。1830—1920 年間人口從1.5 萬增長到50 萬，接著因為希臘在安納托利亞（Anatolia） 軍事行動失利後難民湧入，雅典人口因此倍增。20 世紀60 年代初人口達200 萬，在1980 年突破300 萬時，海洋與山區之間的所有土地都住滿了人，佔全國人口的1/3。

大雅典地區素為希臘工業重鎮，特別是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附近。塗料、紙類、化學、製革、鋼鐵、造船等眾多工業，1960 年以前占希臘工業半數比重的工業都擠在這一首都地區。多數工廠規模不大，未登記註冊且能源效率低。憑藉著雅典西區燃燒化石燃料產生動力的發電廠，1950 年後電氣化出現倍數增長。

家用暖氣也是造成污染的來源之一。1920 年雅典人仍以燒柴與木炭為主，但後來逐漸仰賴進口煤炭，直到1931 年爆發經濟大蕭條。後來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希臘內戰（1940—1949 年）攪局，希臘人才改以進口石油及本地產褐煤（lignite，一種相當骯髒的煤）作為主要能源。在1965 年以前，工業與家用煙囪為雅典污染的最大來源，以黑煙及二氧化硫為主要污染物。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時代。

1955 年後汽車大舉入侵雅典。雅典的地鐵（為全球最早的地鐵之一）直到1997 年都只行駛一線：因為對大部分的雅典人來說，沒有交通工具比得上地面運輸。1965 年當地有十萬輛汽車，到1983 年達到百萬。由於希臘人不常換車，當地車輛多半是老爺車，在雅典明亮的陽光下排放出特殊的煙霧成分。由於都會增長超過預期，造就了有如迷宮的街道模式，交通因此經常堵塞。午睡的傳統代表雅典每天有四次交通尖峰。1975 年，不管任何時段，雅典街上的汽車多半停在空檔，發動機空轉等待交通凈空。20 世紀90 年代末期，雅典公交車（多半進口自東歐）成了惡名昭彰的污染來源。種種情況都讓每輛汽車的平均廢氣排放量達到最高。

至少從20 世紀30 年代起，雅典偶爾會有霾害阻絕能見度的現象，但「to nephos 」只出現在20 世紀70 年代。煙霧及二氧化硫含量確實在1977 年後下滑，相關規範造成了不小的政治挑戰。但煙霧的問題仍舊存在，而且1975 年後雅典經濟景氣大好，以致多數家庭有意購車，問題因此加劇。最慘的一次發生在1987 年一波熱浪來襲，死亡人數因此增加約2000 人。20 世紀80 年代末的臭氧含量，是1900—1940 年期間的兩倍。控制汽車數量成了比抑制煙霧與硫排放更為嚴峻的政治挑戰。

To nephos 在1981 年大選期間成為希臘政治議題，當時社會主義黨派（PASOK ）竟承諾要在三年內根除空氣污染問題，希望藉此騙取選票（僅占雅典選區一小部分）。社會主義黨獲勝後限制工業燃料使用（1982 年）、引進低鉛汽油（1983 年），並制定法令規定依車牌號碼奇數或偶數排序，每隔一天才能開車進入市中心（1983 年）。富有的雅典人以購買第二輛車來應對。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檢查排放量。一連串措施仍嫌不足，部分原因是雅典地理條件不佳，另一方面是因為反污染規定執行不力。到了20 世紀90 年代初期，雅典的煙霧是洛杉磯的2～6 倍。

洛杉磯、雅典或其他地方的都會煙霧問題遲遲無法解決，是因為多數市民寧願開著車吸入煙霧，也不願限制開車而享受較少的煙霧。這個問題之所以揮之不去，也由於居民在以下兩方面選擇不多：當地公共運輸系統不佳，汽車發動機技術也還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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