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恥者勇：《論語·憲問》發微

文/黃朴民

《論語·憲問》篇，共44章，所涉及內容較多，黃克劍先生認為：從首章「憲問恥」這一記述方式看，本篇的輯錄者很可能是做過孔府家宰的孔子弟子原憲（參見氏著《論語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如果說《論語》中的《顏淵》《子路》諸篇，重點是闡說「為政」之道，本篇的重點則側重於申明「修己」之道。前者在某種程度上，是孔子的「外王」理想之說明，而後者在一定意義上，則為孔子的「內聖」境界之闡釋。對照閱讀，可見《論語》編纂者的微妙之意存焉。

觀摩《憲問》全篇，「古之學者為己」之「為己」兩字，可謂其中心命題。「為己」的核心，是「有恥」，作為士人，一個必不可少的品質，就是必須有羞恥之心，知榮辱，識羞恥。反之，如果沒有恥辱之心，則必定會突破道德的底線，踐踏遊戲的規則，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內聖」既無從談起，「外王」更無法企及。由此可見，孔子是把「行己有恥」作為「修己安人」的根本前提來嚴肅對待的。所謂的「內聖」之道，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一種恥感文化。

具體地說，「有恥」要求一個士人潔身自好，與惡俗的政治、腐敗的風尚劃清界限，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守道德的立場，不與流俗同流合污，認同清明的政治，遠離昏暗的現實，「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即使做不到完美無缺，偉岸崇高，也至少能保持獨立的人格，擁有基本的覺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懂得收斂自己的鋒芒，避免犯夸夸其談、自命不凡的過錯，即所謂「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有恥」還要求一個士人慎言謹行，不貪圖留戀安逸的生活，能夠經受得起各種磨難，各種挑戰，各種考驗，「出淤泥而不染」，既不在逆境當中灰心喪氣，自暴自棄；「濯清漣而不妖」，更不因順境通達而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能夠根據形勢的不同與環境的差異，採取不同的處世方法，直道而中行，外圓而內方，先正視和適應環境，在此基礎上再積極改造和美化環境，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有恥」更要求一個士人修身不倦，積極向上，有崇高的理想，有寬闊的胸襟，能夠明辨是非，能夠堅持原則，「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不怨天，不尤人，不學而上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擯棄奴顏婢膝，以直道侍奉君主，恪守做士人的基本準則，「勿欺也，而犯之」，「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注重自身的問題，擁有良好的心態，襟懷坦蕩，超越小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顯而易見，孔子所提倡的以「修己」為中心的恥感文化，其根本的旨趣，乃是培育謙遜而健全的君子人格：「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強調德先才從，德主才輔，學高為師，身正為范，「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應該說，這是一個真正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的啟示意義。現在許多讀書人，雖然也枉擔著「知識分子」的名義，但不同於「古之學者為己」，他們當屬「今之學者為人」，不管其表面上如何光鮮亮麗，怎麼冠冕堂皇，可實際上他們早已喪失了知識分子應有的風骨。換言之，他們並沒有起碼的擔當精神，也不復存在應有的責任意識，或奴顏婢膝，臣服於權勢集團，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沾沾自喜，樂此不疲；或為虎作倀，依附於利益群體，指鹿為馬、推波助瀾，以期從中分得殘炙剩羹。他們的墮落，原因雖各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具有共性的，即都喪失了起碼的羞恥之心，唯利是圖，將道義完全置於腦後，這就導致了他們突破道德的底線，最終淪落為行屍走肉的一群。

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所汲汲倡導的恥感文化，在今天仍沒有過時，它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真假「士人」的真實面目，讓人們得以明白「士人」的職責之所在，從而引以為戒，更好地「修己進德」，來保證士人的風骨不至於被葬送，士人的人格不至於被扭曲！

本篇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孔子有關人物的評價。這些人物中，既有歷史人物，也有一些與孔子同時代的人士。在相關的評價中，孔子同樣寄託了他自己汲汲追求的政治理念，表白了他自己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孔子對歷史人物與當代人物的評價，首先是注重於道德優劣的認同與減否。齊桓公與晉文公均是「春秋五霸」中的佼佼者，然而，在孔子看來，齊桓公無異要大大優勝於晉文公，理由無他，就是因為齊桓公他品行端正，作風正派，而晉文公儘管有打贏城濮之戰，舉辦踐土大會，「取威定霸」的赫赫功業，可是性情狡詐，喜歡玩弄權謀手段，作風不夠正派，心胸不夠磊落。總之，在孔子眼裡，齊桓公的身上，體現的是一種凜然正氣，在晉文公身上，反映的則是一種狡詐詭譎，「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但是，孔子畢竟是「聖之時者」。他雖然主張對人物的評價，必須首重道德，「道德評價」是人物定位上的最高標準，不過，他並不因此而忽略或抹煞功業大小在歷史人物定位問題上的重要性。這也就是說，在人物評價上，他在優先考慮道德要素之外，還主張要關注人物的歷史功業，把特定歷史人物的功業建樹也作為該人物歷史定位過程中的重要參照係數。

這一點，在本篇孔子關於管仲的評價言辭中有著鮮明的反映。在《論語》一書中，孔子曾多次批評指斥過管仲，說什麼「管仲之器小哉」，這不可謂不嚴厲，不決絕。但是在本篇中，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卻相當正面，甚至可以說是推重備至，不吝讚辭。他熱忱地稱道管仲是「仁者」的楷模，「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候，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真可謂是極盡褒獎之能事。

孔子既多處批評管仲器局狹小，「管仲之器小哉」，說管仲貪圖享受，汲汲斂財，有所謂的「三歸」，但又毫無保留地肯定和推重管仲，對其許以「如其仁」這樣的罕有褒揚。表面上看，孔子在管仲評價問題上似乎顯得自相矛盾，彼此抵牾。

其實，這中間並沒有真正的矛盾與對立，而是孔子在人物評價問題上，所持的是兩套迥然不同的標準，即道德標準與歷史標準。如果單純地以道德標準來衡量，管仲的節操的確有一定的虧缺；但是若以歷史標準來評估，管仲輔佐齊桓公在「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情勢下，高擎「尊王攘夷」之大旗，挽救和保存了華夏文明，有大功於華夏民族，這無疑值得充分肯定和積極表彰。而本篇中孔子有關管仲的評價，則主要是著眼於「歷史評價」。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孔子才對管仲不吝溢美之詞，褒揚有加，這充分反映了孔子本人在人物評價問題上所持觀點的全面性與完整性，也給我們提供了「知人論世」方面的有益啟迪！

(刊於《中華讀書報》2017年7月26日15版)

作者簡介

黃朴民，中國文化網路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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