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1萬3，菲佣衝擊中國式主僕觀

文 |維舟

菲佣將進入中國五大城市就業的消息，這幾天來已廣為人知。考慮到近年來中國城市中產家庭對高端家政服務人員的需求增長和中菲兩國關係一年來的快速升溫，這事無論就市場邏輯還是政治邏輯而言，都可說是順利成章的事。不過普通人對這個話題最關注的還是對這些菲佣可能開出的薪水：「什麼？傭人月薪1萬3？城市白領也不過如此吧。」

這種普遍的下意識反應正表明了中國人在面對菲佣時的文化不適，因為在中國人的固有觀念中，「服侍人」的「傭人」與體面的「白領」從來是不好比的，然而很久以來，對相當多的菲律賓女性來說，「傭人」恰恰正是她們的「白領職業」。

在漢語中，僅有菲律賓這個國家與「佣」字相連，可見這也算是該國特產。這並不僅僅只是一種勞務輸出形式那麼簡單，事實上，這種現象是與一系列社會結構乃至全球性趨勢緊密相關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菲佣不僅是一個國家歷史和社會問題的縮影，而且由此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開放菲佣」問題。

▍菲佣是怎樣成為菲律賓「特產」的

香港的菲佣市場

簡單地說，菲佣的產生，源自於菲律賓特殊殖民地歷史（所謂「在西班牙修道院240年隨後又在好萊塢50年」）、國家-社會形態（它被恰當地稱為「亞洲的拉美國家」），以及一種依附性的產業結構。這可能聽起來很抽象，那這麼說吧：菲佣是一群受了良好教育，但在本國無法充分就業的專職服務人員，恰好搭上了全球化的班車，於是成了這個國家最具競爭力的「出口商品」。

在殖民地時代，菲律賓的經濟嚴重依賴於宗主國（1930年進出口分別有85%和75%對美國進行），貿易被外國人所控制，本地人難以從每年新增的財富中分一杯羹——1907年，占人口1%的外國人繳納了菲律賓政府稅收的80%。不僅如此，本國的權力也是高度集中：菲律賓的政治和經濟由約80個家族控制；前五大家族控制企業總市值的百分比，菲律賓（43%）在東亞最高，不僅高於印度尼西亞（41%），更遠超泰國（32%）、韓國（29%）、新加坡（20%）、台灣（15%），而日本僅佔2%。

從殖民經濟中所獲得的巨額利潤，大部分沒有重新投入到當地生產企業中，而是要麼大量流出，要麼用於消費。這樣，殖民地的製造業受到壓制，脫離農村的人很少能在工廠找到就業機會，社會心態又羨慕這些權貴高高在上的生活，這種畸形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就使得當地人湧入為權貴服務的行業來謀生。

與此同時，菲律賓人在美國統治時期又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03年菲律賓10歲以上的人口有20%的人會讀書識字，其中女性為10.7%；這個數字看似很低，但要知道當時別國更低——1920年爪哇只有6.83%的成年男子和0.26%的成年女子會讀書識字，1901年印度成年女性僅0.7%識字。相比起來，美國人至少把菲律賓婦女從西班牙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束縛中解放出來，讓她們接受教育，可以自由外出，甚至沒有女伴也可以參加社交宴會，並於1937年成為亞洲最早享有選舉權的婦女。

不僅如此，當時的菲律賓是在所有殖民地國家中擁有最廣泛高等教育的一個，早在1908年就創辦了菲律賓國立大學。1919年菲律賓的識字率已達到50%（印度12%，印尼8%，法屬印度支那10%）；到了1940年代，菲律賓的國民素質在整個東南亞首屈一指，識字率位居第一。每十萬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菲律賓1975年是1808人，遠高於泰國（316人）和馬來西亞（266人），到了1995年（2760人）仍領先這兩國一大截（泰國2096人，馬來西亞971人）。直至21世紀初，菲律賓人仍有高達94%的人能閱讀和理解至少一種語言或方言，識字率在亞洲僅次於日韓。這其中，菲律賓女性由於社會的寬鬆自由，所受到的教育之良好，長期以來可說尤其是其它東亞、東南亞國家所不可企及的。

《菲律賓共和國：歷史、政府與文明》，商務印書館，1979

這「培訓」出了亞洲最為「世界性」的民族，正如《菲律賓共和國：歷史、政府與文明》一書中說的，菲律賓人「在服裝、風俗、趣味、語言、教育、政治方面，他們是亞洲所有民族中最西方化了的」。

1948年，菲律賓有高達37%的人以英語為母語，這是他們要與前殖民地宗主國美國打交道所必備的工具。在那種社會風氣下，菲律賓人喜歡消費（它是東亞各國中儲蓄率最低的）、愛奢侈，尤其傾向於「白領」職務而不願干苦活。美國經濟學家J.K.加爾布雷斯因而曾挖苦地提到加州的菲律賓工人：「債務的壓力和衣著的競爭，很快使得這個快樂懶散的種族變成了現代的勞動力。」

然而，他們所受的教育雖好，卻受困於國內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而無法充分就業。一方面，菲律賓比任何一個東南亞國家的教育發展起步更早且發展更穩；但另一面，國家自身遲緩的經濟發展和製造業的過低比重（1960年僅佔GDP的18%），卻不能吸納這麼多「超前」的優質勞動力，而民眾心態又普遍憧憬著服務性行業中的白領職業。雪上加霜的是，菲律賓的人口又以極快的速度膨脹：1948年1925萬人，到1975年翻了一番還不止（4207萬），1990年達到6070萬，而如今已突破1億（2016年1.026億）。國內常嘲諷中國人太能生，但近七十年中國人口不過增長兩倍半，菲律賓卻是五倍！原因之一是該國勢力極強的天主教會嚴禁墮胎。

儘管在二戰後菲律賓曾接受大筆美援和日本戰爭賠款而迅速發展，但在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卻大大落後於東亞鄰國。如今中國人在看待菲律賓時，多半帶有一種看著隔壁窮鄰居的心態——去年菲律賓的人均GDP僅相當於中國的53%，只比國內墊底的甘肅（全國平均值的51%）略高。

然而，如果時光倒轉七十年，它可曾是亞洲東部僅次於日本的發達國家：經濟史學家Angus Maddison曾以1990年國際元為基準估算的人均GDP，1950年菲律賓是1070元，相當於日本（1926元）的一半多，但高於韓國（770元），更是中國大陸（439元）的兩倍多，也遠高於東南亞各國。然而好景不長，之後半個世紀里它陸續被台灣（1960年）、韓國（1969年）、泰國（1977年）、中國大陸（1992年）等地區超過。到1999年，菲律賓人均GDP竟然比1982年還低了5%。

菲佣的興起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1960年代末之後，由巨頭家族操控的菲律賓政治體制導向了對國家資源寄生性的掠奪，到二十年後已使菲律賓滑落成為東南亞最蕭條、貧窮的社會，外債暴增，而這些貪腐行為沒有一起曾得到過成功的起訴。

與此同時，30%的菲律賓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個受教育的菲律賓人都被鼓舞著去更好的地方去發展自己的才能，因為只有離開家鄉遠走高飛才能發跡；而此時，菲律賓的經濟結構又自然地將他們引導到現代服務業中，且女性從中找到更多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因為長久以來，正是在為美國士兵和外商的服務提供了一個收入相當可觀的專業化市場，並極大地促進了婦女加入勞動力隊伍。不僅如此，由於自從殖民地時代以來的特殊經歷，使得菲律賓人在這一領域找到了自己最有競爭力的「比較優勢」。

這些因素疊加的結果，使菲律賓從1980年代起成為一個專業人員以及幫傭和演藝人員的輸出國，也說明了為什麼菲律賓的勞動力沒有分配在本國。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搭乘了全球化的班車。2002年，估計有740萬菲律賓人（佔全國總人口10%、勞動力的21%），在182個國家匯回款項74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於菲律賓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9%，2006年僑匯增至152億美元，而去年是269億美元。據估計，有2250萬-3500萬菲律賓人（相當於全國人口的近一半）直接或間接依靠這些匯款生活。

世界史學者麥克尼爾父子在《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一書中說道：「20世紀晚期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從香港到雅典或紐約，到處都是專門做家庭傭人和保姆的大量菲律賓婦女。這種菲佣現象就是一種全球化的標誌：過去世界各地的家庭傭人勞動力市場，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僱用本地人。」的確如此。我們現在面對的菲佣進入中國五大城市不過是這個全球化浪潮的最新一幕。

《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菲佣會刷新中國人的認識嗎

由於歷史經歷的截然不同和文化差異，普通中國人很難理解並接受菲佣。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所理解的「傭人」是一種人身依附性質的角色，而不是一個與自身平等的專業人員（只不過他/她是在你家裡為你服務而已）。在下意識里，中國人也常常把「服務」理解為低人一等的「服侍」，有著某種「有錢就是爺」的心態。

別說是對仆佣，男權傳統嚴重的家庭里，男主人往往自視為唯一的「主人」。《印度的吶喊》一書中揶揄「印度特色體現在分不清楚妻子到底是愛人還是女僕」，這句話完全可以挪用來指不少傳統觀念濃厚的中國人。在家庭內，這與其說是「分工的不同」，不如說是尊卑之別，並帶著強烈的人身依附色彩。就像上海人對女傭的稱呼「阿姨」所暗示的那樣，中國人理解的主僕關係不像其它工作那樣是一種僱主和僱員之間的契約關係，彼此都有選擇的自由，倒不如說更接近親屬關係——僕人是家庭里地位較低的成員，而窮親戚或地位較低的成員（包括現在一些年老的父母對成年子女的態度），也往往是事實上的僕人。

這種緊密的關係不易解除，要求一部分家庭成員長期任勞任怨地從事無報酬的家務工作；實際上，直到晚清時的上海（也只有當時上海才能這樣），女傭才開始有了自主選擇東家的權力，這在傳統時代是無法想像的。

不僅如此，這種觀念還假定，「家務活」不過是「女人乾的雜事」，沒有專業性可言，也不值得重視，算不得是「工作」。1995年日本博報堂所做的中日兩國年輕女性理想職業調查表明，上海年輕女性的理想職業，排第一是企業CEO，而日本女性認為最理想的卻是「家庭主婦」。當時許多中國人的想法恐怕是：「家庭主婦」也能算一個「職業」嗎？更別提是「理想職業」了——那只是「收拾家務」啊！

在此情形下，就不難理解中國人最在意的是菲佣1萬3的月薪了——因為傳統上中國人要麼不會為家務活而付薪水，要麼認為這些雜事不值得付多少錢。

和歐美西方國家不同，中國長久以來的歷史中，一直是一個勞動力充裕乃至過剩的國家，人力相當低廉，仆佣更是如此：晚清時男僕一般年工資11.5兩銀子，女僕僅有9.2兩，還低於廚師（24兩）和車夫（72兩）。1934年，一位上海職業婦女留下的家庭日記賬簿表明：在月薪180元中，她每月開支伙食費28元、房租25元、宴席12元，而雇一個女傭所付僅為4元，相當於她月收入的2%或買報紙花費的兩倍。

當然，即便是近代西方社會，早期僱傭人也很便宜。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的背景是1912年的布拉格，當時僱人花費不多，因此主角薩姆沙家也雇了一個女僕。19世紀的歐洲文獻和文學作品中，女僕的生活也都很辛苦，他們的結婚率極低（《長日將盡》里忠誠的英國管家終生未婚，並不是偶然的），缺乏自己的私生活。

《長日將盡》里忠誠的英國管家終生未婚

但就像六卷本《現代歐洲史》中所說的那樣，「即便如此，女性（男性也是一樣）一般還是願意從事家政工作，而不是去工廠做工，因為就算家政服務的工作環境再惡劣，也要好於工廠和礦場。」社會學家Thomas Caplow估算，1900年美國47%的婦女是家庭女傭，另有僅20%從事較高等級白領職務。在19世紀末的俄國，來自農村的大部分流動人口不是去工廠當工人，而是去當家庭幫工，尤其是對貧困階層的女性來說，女傭是確保她們在城市勞動市場獲得相對有保障生活的一份工作，是她們爬出貧困陷阱的階梯。1882年，莫斯科39%的家庭都有傭人，柏林的數字則是20%——這並不表明莫斯科人比柏林人更富有，而只能說明當時俄國的勞動力成本很低。

對於發展更慢一拍的亞洲國家來說，現代家政服務的工作甚至可算是某種「現代性體驗」，也算得是早期職業女性的體面工作，相當於那個年代的「白領」。第一代職業女性往往發現自己很難找到比女傭更好的工作。

在近代中國，雖然受教育的女性逐步增長，男女平等的理想也諸多志士呼籲，但直至進入民國，很多職業都未向女性開放，謀生艱難，許多有才華的女子抑鬱不得志，不免萌生幻滅之感。秋瑾當時希望中國婦女模仿西方「有許多女子經商或教習，電車司機亦玉顏，鐵道售票皆女子，報館醫藥更多焉，銀行及各樣商家店，開設經營女盡專，哲學理化師範等，普通教習盡嬋娟」。她這裡提到職業女性的職業可以有：商人、教師、電車司機、售票員、報社編輯、醫護人員、銀行工作人員，沒有提到女傭，這或許與中國社會的狀況及其革命理想不符，但其實在當時其它亞洲國家，女傭卻往往是第一代職業女性。

和菲律賓相似，日本也是東亞識字率相當高的國家，但長久以來職業市場卻不向女性開放，1915年日文打字機的發明成為一個契機，日本女性的高識字率終於有了用武之地，「打字小姐」在當時成為未婚女性的專屬工作，她們與「巴士女郎」（公交車售票員）、女傭構成了東洋社會最初的職業婦女階層，可算是「骨灰級」白領。

不過，隨著工業革命的普及和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像男性家庭教師或莊園總管這樣的職業到19世紀末就幾乎在西方社會消失了；伴隨著生活的好轉和對女性職業的開放，在幾個發達的西歐國家，連女傭的來源也在減少。19世紀末法國的「傭人危機」就折射出這些時代變化：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女性有了更好的去處、家政服務的專業化和工資水平的提升、傭人職業組織化的發展，還有保護性法令，特別是源自私人和個人考慮。1846年第一種家用機器設備縫紉機的發明，終於使家庭也開始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家庭主婦們的工作量得以減輕，某種程度上也像是家庭內的「機器代人」，但之後發明的家用電器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而家政也從簡單的「雜務活」日益變成了一門複雜專業的技術活，像育兒已堪稱一門科學，這又召喚更專業化的家政服務。在專業化發展和人力短缺的市場態勢下，僱人成本上漲是一點都不奇怪的——家政和別的領域一樣服從市場規律。

與此同時，隨著中產階級的生活富足以及女性解放，越來越多的中產婦女想從繁重的家務瑣事中解脫出來，而在一個家電尚未普及的年代，她們想要獲得自由，那這些工作就只能「外包」給女傭來做。

在19世紀的歐洲，僱傭僕人是區分中高市民階層與小市民階層的明顯身份標誌；尤其在殖民地，僱用家務幫傭乃是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部分也正因此，台灣、韓國等社會雇女傭的現象就不如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社會那樣普遍。儘管如此，僱用外籍女傭仍被馬來西亞、台灣等地的僱主普遍視為新中產階級的身份標記。

正如台灣社會學者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一書中所指出的，許多台灣僱主本身也是第一代職業白領，對待菲佣有一種矛盾的心態：聘請她們既是身份的標記，也為了解放自己，把一些更具象徵意義和精神性的工作（如給丈夫準備早餐、陪孩子看書）留給自己，同時又不免提防著家庭領地不受這個「內部的外人」的「污染」。與此同時，雖然這些僱主內心有幾分瞧不起菲佣，但她們糟糕的英語也常受到女傭們私下的嘲笑。

從這一角度來說，中國大陸當下對菲佣的態度，折射出來的是同樣的文化衝擊，只不過由於數十年平等的革命傳統的影響，我們相對而言更難適應這樣的轉變。換言之，菲佣是從西方那種將家務專業化並予以外包的傳統中催生出來的，又恰好與菲律賓自身那種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充裕勞動力無法在國內充分就業的社會結構一拍即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遂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勞務輸出特例。

而中國人，大多是抱著傳統對「仆佣」的觀念來看待菲佣的，心底里未必覺得家政服務也和別的白領工作那樣有值得尊重的「專業性」（雖然家務要求的技能可能更複雜、且更累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中國缺乏菲佣這樣專業家政人員的原因所在：既然被社會普遍視為是迫不得已才去做的下等活計，那又怎麼能吸引到高素質人才來把它做得多專業呢？事實上，就算是一些打算聘請菲佣的中國城市僱主，心態上也與其說是尊重她們的專業技能，不如說是將之視為身份地位的象徵。

菲佣的到來，也可能是一個改變我們認知的契機：不僅是重新認識菲律賓這個國家、認識菲佣作為職業女性的技能，同時也可以喚起我們對家庭生活民主化的認識，刷新一種基於平等契約關係的家務外包——既然社會有這樣的需求。菲佣實際上兼顧了多重角色：管家、保姆和家庭英語教師，要想培訓出取代她們的國內人才，那就必須實現國內家政服務業的專業化並改變社會認識。

不僅如此，如果驚嘆菲佣月薪太高，那反過來想，是不是也該提醒我們重新評估家庭婦女工作的價值？她們在家洗衣做飯、澆花種草、帶孩子，這些長久以來被視為無償勞動的家務活，其實也是一份創造了很多價值的「工作」？如果真能促成這樣的社會覺醒和轉變，那我覺得引進菲佣不失為一件好事。

【注】本文原標題《當中國人遇到菲佣》。

題圖為在日劇《逃避可恥但有用》中，女主角將家庭主婦做成了一種職業

【作者簡介】

維舟|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畢業於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好讀書不求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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