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文：在華人世界，科學被談論得太少了

天下 08-06

文 | 柴子文

▍一

每年的夏天，有幸作為文藝復興夏令營的策劃人，可以邀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有新作發表並衝擊主流保守價值的創作人，聚在一起，跟年輕一代交談、切磋。還有，十位資深導師，和十個小組一起創作。

再一次踏入大帽山的香港大學嘉道理中心營地，已經第五年了，中間有兩年，一次是去了中文大學，一次是去了台灣。本來要去內地的，結果沒能去成。每一年主題的更替，也算是一種形式的時代紀錄。

嘉道理農場旁，有山，有樹，有風，有音樂和電影，還有詩人。

說起來浪漫，但每一次都提心弔膽，擔心跨界別、兩岸四地的年輕創作人，在短短六天五夜，能體驗到什麼特別的東西？除了專業研習，聽大講堂的對話，每晚要看電影、聽音樂會、看劇場演出，要表演自己作品，應接不暇，最後居然還要做一個小組合作的10分鐘演出。究竟，參加者能不能負荷這繁重緊湊的安排？

不止營員被各種活動疲勞轟炸，導師更是頭皮發麻，每個組員都是有個性的創作人，來自不同地方，有不同性格、不同成長環境和不同的創作媒介，如何協調出一個人人都能各展所長、還能超越本來各自熟悉的手法……每次作品彙演前，烏雲壓頂，風雨欲來。

但是五年來的每一次，不論水準高低，也不論成熟與否，最後一晚的作品彙演可以說都充滿驚喜。驚喜在於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挑戰了自己原本的創作能量。十組作品，一氣呵成。匯演結束，年輕人們開心得像小孩子一般。

這樣驚險又撥雲見真我的過程，大概就是藝術的真正樂趣。

▍二

今年的主題是#荒原。關於荒原，在開幕時，我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畫畫的故事。

在一年多以前，我開始用Apple Pencil在iPad上畫畫，至今已畫了150幅。我做過十多年媒體，算是一個文字人。在我的教育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繪畫的美學教育；而我自己也有紅綠色弱。因此，我一直以為自己這輩子跟藝術應該是無緣了。

我並不是說，畫畫就一定是藝術。相反，畫畫之後我才發現，藝術不一定是我們想當然的那樣子。它可以是人的感知的任何形式的表達。畫畫對我最大的樂趣，是可以將無法用文字和語言表達的感知，投注到色彩、明暗和形狀的自由搭配之中。

談論我的畫，其實我想說的是：

第一，在時代的各種頹喪中，別忘記，我們依然有可以依傍的力量。除了科技，還有人自己本身的潛能。

第二，荒原未必是宏大敘述的時代廢墟，可能是實在而具體的個體境遇。既可能是時代的、社會的、可知的，也可以是個體的、私密的、不可知的。兩者在重要性上並無大小高下之分，都是需要個體獨自去承受和面對。

第三，為什麼我會開始畫畫、並且沉醉於這件事的原因。除了我托Steve Jobs的福（順便說一句，將美學與科技結合，也是他最偉大的貢獻。）我在畫了大概一年之後，有一次，打開房間的窗戶，陽光灑進來，被套上藍白黃黑的格子條塊變得立體起來，微風吹進來……

這時候我突然發現，開始畫畫的這一年時間內，恰好是我所住的大廈外牆開始維修，被整個罩起來。因此這個房間，就像一個地下室，沒有冷氣、不能開窗。因此每隔一段日子就有要出去借宿。

但是，過了一年我才發現，正是在一個極度顛簸和困擾的狀況下，我的感知力革了一次我的命——我開始畫畫了。

也就是說，一種荒原的狀態，它促成了我生命中一件非常美麗的、原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重點是，這件事我在當時的困境中、地下室狀態下，是無法意識到的。

▍三

在這樣的荒原上，拷問創作的意義，拷問詩歌、小說、音樂、電影、劇場、視覺藝術，拷問它們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我們需要它們，簡直是直面切膚之痛。

至少，夏令營的嘉賓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台灣新銳導演趙德胤強調在資訊泛濫的時代，私密性的差異化更加重要，藝術不過是把這個差異化表達好，從而能引起共鳴；內地紀錄片導演張贊波，不僅用四年時間拍攝一條公路修建過程中互相戕害的殘忍生態鏈，拍成紀錄片，寫成書，還收集築路工人鮮血染過的砂石和自製的取暖燈，並視之如寶，稱之為「非虛構的藝術」；白雙全將藝術作為療傷的方法；周雲蓬用創作《中國孩子》等例子，講如何用音樂和聲音表達「大悲」；前一晚剛剛處理完大學外籍學生跳樓事件，小說家馬家輝把荒原視為求救，誠實面對自我的創作，其實是對自己、對他人的一種責任。

夏令營導師、香港作家陳慧聽了余秀華的詩歌創作分享後，跟我讚歎她的聰明，她的銳利、質樸的直覺。詩，絕不是無關痛癢的情調抒發，也是生命痛處的尖叫與撫慰。抓住它，是一種生命的本能和意志。

我不知道夏令營的參加者能記住多少，只期望有一日，在漫長人生道路的某一個轉角處，突然想起自己曾在這裡聽到的一句話或一個故事，感到一絲絲的溫暖，似乎就足夠了。

▍四

夏令營結束的當天，我送周雲蓬和余秀華到深圳。

老周去深圳是要參加他自己主辦的盲童夏令營，他和小河在夏令營開始前在深圳做了專場演出，專門為此籌款。盲童們在家長陪同下，一起玩樂，體驗平常的快樂，很多孩子在夏令營是第一次聽音樂會、第一次欣賞無障礙電影、第一次參加電腦培訓、第一次話劇表演訓練。老周就是想讓他們多讀書，多見識世面，多出去走，讓他們跟外界接觸，跟時代一起生活，而不是封閉的狀態。他希望計劃能改變一些孩子，「告訴他們不一定就要做按摩師，也可以編曲、可以唱歌、可以在舞台上演出，可以追逐自己喜歡的事業。只要你有創造力、有自信心」。

現在幫助盲童，老周說，就是幫助童年的自己。

老周的盲童夏令營和我們的文藝復興夏令營，都是在幫助人，在不同困境中的小眾群體。但他所做的比起我在做的，要困難一百倍。

▍五

送完他們，我去了趟書店。撲面而來的各種新聞，讓人窒息。我知道每個個體所能做的事情真的很少，能夠帶來的改變大多數時候也可以忽略不計。這是殘酷的真相。加上營地期間的勞累，到了書店，我對於一切文科的東西突然感到一股厭倦。我走到科技類的書櫃，挑了日本科學家佐藤勝彥寫介紹量子論和相對論的科普書。

一讀就投入進去，令人感慨，為什麼人家寫的科普書這麼好看？為什麼堂堂大科學家願意寫這樣平實易懂的科普書？為什麼我周圍的人從來不會談起這種重要的科學理論？為什麼我的教育中從來沒有機會介紹20世紀最重要兩大科學發現？

1919年的5月，中國發生了被歌頌一百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口號是「德先生與賽先生」，但我第一次知道，就在同一個月份，一次對日全食的觀測證實了愛因斯坦空間扭曲的理論。

無論是量子論對微觀世界不確定原理的革命性發現，還是相對論對三維世界中時間和空間的重新定義，不僅帶來科技的重大突破，改變人的日常生活形態，它們更在人類對世界和自己的認知思維方面，也就是當代哲學和思想帶來革命性的顛覆。可是，這在華人世界，被談論、被研究的實在太少太少了，更別說普及教育。我們雖然享受了科技的果實，但卻捨棄了更好更大的果園。我們處在一個科學思想的荒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