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後無中國？元朝究竟是不是中國文化的一分子？

[摘要]的元朝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並不代表整個蒙古帝國的歷史，我們的歷史無意也從來沒有去分享蒙古帝國征服全世界的榮光，但是忽必烈以後的歷史當然就是中國的歷史。

是什麼樣的力量，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始終牽引著中華大地的各個民族凝聚融合成一個集合體？在整個歷史演進的軌道中，除了一個朝代不斷更迭具象而有形的實體中國以外，是否還隱藏著一個抽象而無形的文化中國？

該書既是一本中華民族形成的極簡史，也是中華文化自信的發展史。通過仔細研究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文化發展，作者提出中華民族除了是族群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

「崖山之後無中國」？

宋朝滅亡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以游牧民族為主導統治的朝代。十三世紀初鐵木真統一蒙古高原各部落，並建立了強悍的軍事封建帝國；公元1271年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國號為「大元」，公元1279年元滅南宋統一中國。作為武力征服者的元朝統治者，為維護自身的中原統治地位，不得不採取改弦更張的政策——「改舊俗，行漢法」。

忽必烈頒詔即位時，即將稱謂從蒙古傳統的可汗改為中華文化傳統的皇帝。而元朝之「元」字，本身就取自《易經》中的「乾元」之義，因此這個國號可以理解為「新中國」的意思。漢化在元憲宗也就是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做大汗時就已經開始，而至忽必烈時最為堅決，他詔令全國「宣聖廟，國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月釋奠」。同時，他還堅持用漢字而不是蒙文來書寫元朝詔書。忽必烈之孫元成宗即位後在京師大建孔廟，尊孔崇儒。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元成宗的侄子元仁宗（1285-1320，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元成宗晚年患病，由皇后伯卜魯罕掌權。1305年，皇后卜魯罕排斥異己，將諸王子遣逐流放，後來的元武宗海山北放，年僅二十歲的愛育黎拔力八達也被遣至懷州。兩年後，元成宗病卒，由於其獨子先於成宗早卒，沒有子嗣繼位了。卜魯罕就與左丞相阿忽台圖謀擁立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難答繼位。這個安西王是個什麼來路呢？此人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孫，是一位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貴族。愛育黎拔力八達率先領兵進入京城平叛，除掉了卜魯罕及她試圖擁立的安西王阿難答。當時，朝廷內外很多人支持愛育黎拔力八達稱帝，但是他堅持等哥哥海山回來當皇帝。

海山趕入京城即位，是為元武宗。元武宗封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弟，相約兄終弟及。後來愛育黎拔力八達謹慎低調，盡職盡責，全力輔佐哥哥元武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能在先佔京城的情況下把帝位讓給哥哥，這完全是儒家的價值觀孝悌之德的體現，也是中華傳統宗法制的堅定捍衛者，他即位後史稱元仁宗。

在元朝的皇帝中，最親近漢人的就是這位元仁宗，他任用漢臣，恢復科舉，大興文藝，力行「漢法」 ，恢復以儒學思想科目為主的科舉制，說「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 。這一系列改革措施迎來了元代中興。

因此，元朝的經濟文化在其統一全國後初期基本繼承了宋朝的繁榮與多彩，其成就讓來自羅馬的馬可·波羅羨慕不已，《馬可·波羅遊記》後來成了西方了解東方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

作為在蒙古草原長期實行奴隸制部落式的游牧民族，自身剛剛實現部落統一，狂掃歐亞大陸之後，便入主中原，它整合了原本長期分裂的中華南北文化圈，更因為疆域的龐大拉近了東西文化的交流，並把藏族文化納入了中華文化的大家庭，能夠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產生遵循中原文化的意識和行為，應該說，其文化認知方面，實在是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了。

現在有一種觀點，說蒙古滅宋建元是毀滅了中國文化，最著名的當屬日本人提出的「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個說法了。那元朝究竟是不是中華文化的一分子，究竟是不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呢？讓我們來看看滅元的洪武帝朱元璋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吧。朱元璋曾經說過：「昔胡漢一家，胡君主宰」、「邇來胡漢一家，大明主宰」。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不管是元朝取代宋朝，還是明朝取代元朝，都只是普通的改朝換代。「胡漢一家」一直是中國的常態，沒什麼了不起的。宋朝被元朝取代只是亡國，不是亡天下，因為整個文化傳統的天下被元朝繼承了。

洪武元年（1373），朱元璋下令祭祀從伏羲到忽必烈的十六個開國帝王，並自稱繼承了他們的偉業大統；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又下令祭祀中國歷代名臣三十七人，既包括武聖關羽、民族英雄岳飛等漢族名將，也包括了哲別、博爾術、赤老溫、伯顏等蒙古族將領。嘉靖十一年（1532），明朝政府又在北京建立歷代帝王廟，同樣包括了元世祖忽必烈。朱元璋的這些觀點，完全符合中國傳統的文化觀，不啻給滿蒙非中國論一記耳光。

王朝滅亡，文明延續

正如孔子在《春秋》中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也就是說，是夷狄還是華夏不在於血統，而在於所慣用的文化。如果夷狄到了中原地區，沿襲了中國文化的習俗，那他們就成了華夏族群的一員。而中原華夏族如果在邊遠地區放棄了自己的文化習俗，那他們就不是華夏族的成員了。

孟子也繼承了孔子的觀點，他說：「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人也，文王生於歧周，卒於郢，西夷人也。」 他的意思也是說任何一個民族只要有本事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都可以成為統治中華成為聖王正統，這就是孟老夫子的「中國聖王無種說」。這也是華夷之辯不是血統上的區別而是文化上的差異說法的根本來源。

因此，不管元朝代替宋朝，還是清朝取代明朝，都是中國歷史的正常朝代更替。現代的我們還可以暢通無阻的閱讀並理解元清時代的文化遺產，是因為漢語和漢字的使用一直沒有被禁止過。如果元、清不屬於中國朝代，那麼，用漢字書寫的北朝史、大理史、西夏史、遼史、金史等中國邊疆的古代歷史都是一本本外國史？甚至成書於這兩個時代的四大名著和《竇娥冤》《西廂記》等都是外國小說、外國戲曲？馬可·波羅描寫的繁華的北京風情都是異國他鄉？這簡直太可笑了！

其實民族血統這事，在古代一直不算氣節上的大事。無論什麼血統的民族，他們只需要向合法的政權效忠就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文化認同。

所以朱元璋在把元順帝趕出北京的時候，自殺殉國的漢族官員是蒙古官員的好幾倍，而明土木堡之變時，明英宗朱祁鎮身邊戰死的蒙古族衛兵也不在少數。正是因為如此原因，朱元璋昭告天下說：「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儀，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蒙古的草原帝國和元朝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元朝只是當時蒙古整個草原帝國的其中一部分。雖然元朝尊成吉思汗為元太祖，但成吉思汗到生命的最後都根本沒有跨過長江一步。

成吉思汗建立的龐大帝國，東到西伯利亞及朝鮮半島，西到中亞和中東的一部分，南到印度半島的大部分。這個帝國疆域雖然遼闊，但是不穩定因素很突出，主要由包括元朝的四個大汗國和若干個小汗國，以及其蒙古大漠根據地組成。蒙古大汗由各汗國共同推舉。除了元朝以外，其他汗國也在征服的過程中與當地人融合，接受了他們的文化，甚至還有部分蒙古人改變了宗教信仰。

因此，在這個多元的草原帝國中，中國的大元王朝其實只是其中一部分，忽必烈的大汗也是他自封的，並沒有得到其他汗國的一致擁護，元朝的政令經常也就只是在中國管用，其他汗國都是不買賬的。

我們認可這樣一種觀點：就是我們所說的元朝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並不代表整個蒙古帝國的歷史，我們的歷史無意也從來沒有去分享蒙古帝國征服全世界的榮光，但是忽必烈以後的歷史當然就是中國的歷史。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即使成吉思汗作為一個帝王要比忽必烈偉大得多，但朱元璋也絕不會把他作為中國歷代帝王中的一員去祭祀。

雖然元人接受了漢法，用中國文化傳統來統治中國，但當時的蒙古族貴族們並沒有真正意義上做好統治中原的思想準備，表面上的行為改化，並不能掩飾思想上的保守性。特別是元朝在其統治的大部分時間裡依然按照近乎奴隸制的方式，以民族為類別，把居民分成四等，將蒙古族與包括色目人（對來自西北其他汗國的各族以及中亞、西歐等來華各族的總稱）、漢人（主要是原中原地區的漢、契丹、女真、西夏族人等）、南人（原南宋地區漢人）等在內的幾大族群，以有形做法、無形意識的方式相互對立起來，造成嚴重的民族隔閡，加重了民族間的矛盾，但也加速了女真、契丹、渤海等同被列為三等族群之人的漢化道路。

元朝曾借重儒家文化，但漢人儒生僅是作為一般性的官吏而已，其組成各級政府的官吏們，實際上就是由一些理念、專業、志趣等各不相同的人，所進行的簡單人力組合。同時，中央政府從未真正意義上在行政、人事、財政等方面，對地方政府有所節制。可以說，未能形成有組織、有效能的行政體系。

滅金入主中原之初，就有一些目光短淺的蒙古貴族向元太宗窩闊台提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地以為牧地」。幸虧已經徹底漢化的原契丹貴族賢相耶律楚材及時駁斥而未能實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可能大多數人會認為，如果真的採取這樣的政策的話，漢族人可能會遭受滅頂之災。其實，真正會亡國滅族的也許首先會是元朝。漢民族具有較為系統化的文化體系，且文化本身的力量就在於巨大的向核力，特別是漢族所秉持的文化聚核力和文化張力一旦集體迸發，其反擊力度決不遜於任何民族！

「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思想上的愚昧、觀念上的落後、制度上的弊端、行為上的粗魯，特別是在中原未能真正意義上尊重農耕人文需求，遵從中原人文秩序，拒絕更徹底的中華文化，於是，蒙元王朝最終回歸北方草原，繼續回到游牧生活。與此同時，另一支能夠適應農耕文化並最終留在中原持久生活的廣大蒙古人，慢慢融入中華文化圈，成為了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任何不遵循中華文化的統治者，就不可能真正立足中國，也不可能為中華文化所接受，必將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思想上、行動上的全面反抗，最終也必將在文化上被中華文化所吞噬。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在觀看了元雜劇《趙氏孤兒》之後說：「統治中國的王朝雖然會滅亡，但中國古老的文明卻將永遠存在。它深深紮根於人民當中，成為他們民族獻身的美德。因此，在中國大地上，真正的被征服者，並不是中國人民，而是成吉思汗和韃靼族。」

歷史上，以攻城略地的戰爭形式所表現的文明衝突，從來都是血淋淋的，也是冷酷無情的。現實中，以意識形態的佔據為表現形式的文明衝突，無所不在地滲透於工作生活學習的方方面面。

其實，只有適合人文需求總體發展方向的，才是我們應該探索追求的。真正支撐和推動中華民族發展的，恰恰是根植於我們血脈、書寫於我們歷史、養成於我們生活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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