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東北，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逐漸在吉林、黑龍江兩省擴展地盤，它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扶植下，成為直皖之間舉足輕重的勢力。」 這是歷史書中對張作霖的評價——反動軍閥、封建軍閥也是長久以來貼在張作霖身上的標籤。

事實上，被日本扶植成為「東北王」，又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這些與日本錯綜難明、糾葛不清的恩怨，正是張作霖一直飽受爭議的原因之一，也是長久以來學界、民間爭論不休的焦點——痛斥其賣國的有，為其辯護的也不少;有人認為他是日帝的傀儡，也有人認為他是不乏民族氣節的野心家。

那麼，張作霖早期為何依附於日本人？羽翼豐滿後，他又為何明裡暗裡與日本人對抗？日本關東軍究竟為何要炸死這位東北王？這位舊軍閥的身上為何有著兩張不同的面孔？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雙面大帥張作霖。

辛亥革命之後的1912年，盤踞在東北的各地方武裝將領當中，張作霖被任命為第二十七師中將師長。袁世凱稱帝後，因為張作霖是為數不多，口頭上熱烈擁護他當皇帝的地方武裝，所以袁世凱對他是青眼有加，先是封為子爵勝武將軍，後又讓張作霖督理奉天軍務兼巡按使。袁世凱病死之後，由於張作霖善於見風使舵，政治手腕純熟，他沒有受到牽連，而且被北洋政府繼續籠絡，任命為奉天督軍兼省長。

1918年張作霖被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在持續接受北洋政府委任的同時，張作霖還不斷利用日本的勢力，控制了當時東北的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奉系首領和東北王。張作霖的崛起和日本人對他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但日本軍政兩界對張作霖卻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兩種看法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這就是日本極力推行的所謂「滿蒙獨立運動」。所謂「滿蒙獨立運動」，就是日本人要把中國的東北和蒙古分裂出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由日本控制。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日本的一派認為必須依靠宗社黨和內蒙的叛匪，宗社黨是一個以復辟清朝為宗旨的反動組織，其成員都是清朝的宗室貴族遺老腐儒，他們積極投靠日本，企圖東山再起，日本也想利用他們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派的代表包括日本軍方的參謀本部二部，關東都督和浪人川島浪速等等，他們認為張作霖是實現「滿蒙獨立運動」的最大障礙必須除掉。

另一派認為，實現滿蒙獨立必須利用張作霖，張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幫手，應該鼓動張作霖獨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佔領東北。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參謀本部的次長田中義一，外務省和駐奉天總領事等等。

一個目標有兩個代言人，這也就埋下了日後張作霖不斷與從日本人的周旋中獲得好處，但最終又在這個賭博中丟掉性命的伏筆。

而在張作霖方面，同日本的關係一直是他飽受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關於他親日還是仇日均有歷史事例可以證明，而這也正是他本人複雜個性與糾結內心的真實寫照。

1912年1月，當時還是奉天巡訪營前路統領的張作霖訪問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在會面時，張作霖表達了與日本合作的願望，他對落合說：「本人認為與其將東三省委於南方人之手，勿寧讓予外人更為了當。當此時刻，日本國如對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奮力效命」。

這時的張作霖，還處於起步階段，一心寄希望於日本人的扶持。所以很多學者批評他是牆頭草，哪邊強就往哪邊倒。

東北在清末即已成為日本勢力範圍，張作霖想主政東北，唯有同日本合作。而在張作霖統一東北的過程中，日本的援助確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發跡之初，張作霖在各種場合表達親日立場，多次鎮壓東北的抗日運動，在經濟上也有諸多妥協。作為回報，日本在1916年通過朝鮮銀行奉天支行貸款給張作霖300萬。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張作霖在瀋陽窮途末路，只剩1萬多人，甚至已經考慮放棄東北逃亡。這時，日軍偷偷出兵助攻，派了1萬人防禦瀋陽，又派遣一個師團突擊正全力攻擊瀋陽的郭松齡軍團的後路，才讓張作霖轉危為安。而這也直接促使張作霖日後與日本簽訂了《日張密約》。

所謂「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張作霖在獲得日本支持的同時，也以實際行動配合著他們在東北的擴張。當時日本人甚至評論說，整個中國「只有滿洲完全處於排日圈子之外」。

首先，幫助日本發展「中日合辦事業」。如1913年，日本在東北的官辦企業滿鐵想要開採遼陽、鞍山等地鐵礦，張作霖建議日方使用個人名義開辦企業，以掩人耳目。後來通過中日合辦的「振興公司」，滿鐵獲得了鞍山鐵礦的開採權。

其次，為日本在東北購買土地提供便利。張作霖對日本人說，要獲得東北的土地，不需要北洋政府的同意，他就能提供「有效的許可辦法」。因此，日本在東北合法地購買了大量土地。

第三，任用日本顧問，方便日方獲取東北情報。從1913年到1931年，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共聘用日本顧問18人。這些顧問總是「獻策」，「這個『策』就是同日本『和平』相處，同時日本顧問們又表示他們是『愛護』張作霖的」。如張作霖的顧問貴志彌治郎，同時也是關東軍駐奉天特務機關長。

郭松齡反奉時，張作霖和日本簽下密約，同意「日人在東三省和內蒙古東部享有商租權；將延吉等4縣行政權移讓日本」等。1927年10月，日本又迫其簽下了《滿蒙新五路密約》，獲得了修築貫穿東北鐵路的權利。這些密約後來成為張學良同日本交涉時的重大障礙。

一方面，在同日本的「合作」中，張作霖向日本出讓了大量東北利權，換來了自己在東北的做大。另一方面，張作霖也不甘心只做一個日本的傀儡，更不願背上「賣國賊」的罵名。所以在羽翼豐滿之後，張學良對日本也曾有所抵制。

在與自身利害相關的重大條約上，張作霖常常採取拖延、耍賴等方法，讓日本無法如願。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和其復約中有很多關於東北的條款，張作霖暗中下達密令，加以抵制。郭松齡反奉期間，張作霖同日本簽訂的密約長期都沒有兌現，1927年10月15日，日本逼張作霖簽訂關於五條鐵路的密約，張作霖僅僅批了個「閱」字敷衍了事，因此，日本對張作霖很是不滿。

在利用日本掌握東北後，張作霖對日本一直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這讓日本方面很不高興。日本參謀部中國部部長松井石根曾背地裡議論他：「這個傢伙難弄得很，始終不聽話。」

張作霖很難弄，從很多民間故事中可以看出來。據說有一次，張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會，酒過三巡，一位來自日本的名流力請張大帥賞字，他知道張作霖出身綠林，識字有限，想當眾出他的丑。但張作霖抓過毛筆就寫了個「虎」字，這個「虎」字寫得虎虎生威，筆力遒勁。在一片叫好聲中，張作霖題款「張作霖手黑」，然後擲筆回席。那個東洋名流瞅著「張作霖手黑」幾個字笑出聲來。身邊的侍衛連忙湊近大帥耳邊提醒，「大帥寫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個『土』成了『黑』了。」哪知張作霖一瞪眼睛罵道：「媽了個巴子的!我還不知道『墨』字怎樣寫?對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嗎?這叫『寸土不讓!』」

在場的中國人恍然大悟會心而笑，而日本人則啞口無言。

這個故事流傳已久，雖然沒有有力的史料可以證明其真實性，但對張作霖的性格描寫卻很是準確、生動。

「一直對日軍保有一種土匪式的憤恨」——這是張作霖內心對待日本人的真實態度。這個結論來自於張作霖同日本人的多次針鋒相對。

據張學良回憶，還是在清朝末年時，張作霖的武裝被地方官府招安，張作霖做了管帶，相當於營長。他的軍營駐紮在距瀋陽100多公里外的新民府。他手下的士兵在逛瀋陽的日本妓院時與日本兵鬥毆，寡不敵眾被打死了兩人。張作霖大怒，找到日本方面要求殺人償命。在當地官府的調解下，日軍方面按慣例給每人各賠償了500兩銀子。張作霖不要，非要緝拿兇手償命不可。隨即，他召集手下上街專打日本兵。他的士兵都是剛被收編的土匪，當即衝上街頭，找了三個日本兵毆打致死。當日本軍官怒氣沖沖地前來質問時，張作霖當即甩出1500兩銀子說，這是「按照你們的慣例」，你打死我兩個，我打死你三個，給你一千五百兩。不過這事兒鬧得很厲害，張作霖的軍隊因此被調離了新民府，去了吉林省。

如此的針鋒相對並非僅此一次。在當時的東北，日本控制了兩個港口和南滿鐵路，在沿線全部駐紮軍隊。為了削減日軍勢力，張作霖地位鞏固後不顧日本反對，自建了一條與南滿鐵路幾乎平行的新鐵路線。1921年時東北屬於中國的鐵路僅有58公里，到20年代末，已有1186.4公里，致使滿鐵收入大幅下降。張作霖這一手，讓日本極其惱火，在1927年的「東方會議」上，日本人要求他立刻停止修建這條鐵路。張作霖不便公然唱反調，於是煽動民眾在瀋陽長春搞反日運動，日本人精力分散，對鐵路修建的干涉也不了了之。

不僅如此，張作霖還在東北廣泛投資企業，與日本爭利。如1916年，日本在東北有31個電力公司，中國只有5個，而1923～1927年，奉系一共建了20家電力公司，打破了日本壟斷。張作霖還向西方國家購買軍火和製造武器的設備，在東北建立兵工廠，使東北軍成為當時中國唯一一支擁有自主生產火炮和炮彈能力的軍隊，由於火炮的自主生產，使得東北軍的火炮數量多，火力猛，炮彈充足，成為東北軍相較於其他軍閥部隊的優勢。

張作霖還想過將美、英勢力引進東北，改變日本獨霸東北的局面。

為了制衡日本，張作霖不僅在日本的東北駐軍軍營周圍駐紮了自己的重兵，還要保證數量的絕對優勢，日本駐軍1000人，他就駐軍10000人。在被迫同意日本僑民在東北的居住權後，張作霖還用同樣方式來制約日本移民的數量。他從山東召來大量人口移民東北，日本人移民1人，他就從山東補進5人。他還暗地禁止中國居民出租房子給日本人，移居東北的日本僑民沒有房子住，只能一大堆人擠在一間小房子里。日本原計劃在10年內讓日本人成為東北居民的多數，但在張作霖的阻撓下，始終未能實現。

土匪無賴式的敷衍，這是張作霖在面對日本方面的壓力時最常採用的行為模式。根據台灣學者梁敬錞描述：「日本對張作霖，怨悅交並。張作霖對於日本，雖甚富友誼，然日本欲其出賣國家，則非張作霖所能忍受。」

第二次直奉戰爭勝利後，張作霖打進北京，任陸海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日本原希望奉系在關外發展勢力，維護其在東北的利益，但羽翼豐滿的張作霖一心要擴大統治，甚至統一中國。

1928年4月，面對北伐軍的凌厲攻勢，奉軍節節敗退。日本擔心戰火被引向關外，催促奉軍儘快返回東北，並索要更多特權；而張作霖希望日本能支持他繼續留在北京。至此，日張矛盾徹底激化。

有這樣一件事足以說明張作霖和日本人的矛盾已經達到燃點。日本派公使芳澤與張作霖商談「解決蒙滿諸懸案」問題，在交談中張作霖頻頻推脫裝糊塗，芳澤恫嚇說濟南死了13個日本僑民，張作霖需要對此負一切責任。張作霖當時「勃然大怒，立即由座上站起來，把手裡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力地向下一摔，磕成兩段，聲色俱厲地對芳澤說：『此事一無報告，二未調查，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種叫我子子孫孫們抬不起頭來的事情』。」

怒罵日本公使後的第16天，1928年6月4日凌晨5點30分，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在皇姑屯。

在日本人看來，除掉張作霖後，奉系會四分五裂，從而引發滿洲大亂，這將成為東三省建立新政權之契機。也就是說，關東軍計劃趁張作霖死後的東北大亂，實現所謂「滿蒙獨立」。沒想到張學良迅速掌控了局面，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開始統治東北。張作霖被炸死後一星期，張學良以「東北易幟」的果斷行動，宣布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促使中國從形式上走向統一，也讓日本分裂滿蒙的陰謀沒有得逞。

張作霖死後，當時的輿論大多表達出了對他的諒解和同情。

天津《大公報》1933年3月13日刊登社論稱：「張作霖雄踞關東手創霸業者十五年，親日賣國，叢謗一身。然終張之世，雖與日人曲盡周旋，於國土之權，則保持匪懈，故率攫日人之怒。皇姑屯一彈，身雖慘死，心跡則大白於天下。」北京《晨報》也於1933年1月23日刊文稱其「殉國難於皇姑屯，秘幕為國人所知，因而取得諒解。」

歷史學家陳崇橋也在《關於張作霖的評價問題》中頗為體諒地如此描述張作霖：「遇事與日本周旋，勢所必然。努力支撐危局，確有其難處，不能把他與日本的某些周旋，統統視為媚日賣國。」

相比較學界各方的據「例」力爭，普通民眾對於張作霖的認識則多來源於影視文學作品。於是，他們也大多會看到兩個張作霖：一個是帶有土匪特質，見風使舵、時時準備實現利益最大化，大老粗式的軍閥統帥，另一個則會在逢年過節時穿上長衫去學校向老師打躬作揖，還會親手槍斃拿路燈當靶子的無賴小舅子，並給日本人手書「手黑」表示「寸土不讓」，而他對東北經濟教育的大量投入至今仍令東北民眾津津樂道。

張作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對於這個複雜的問題，英國學者加文·麥柯馬克在《張作霖在東北》一書的說法或許可以作為答案之一：「張作霖比一個純粹的傀儡還多些什麼;但卻比一個民族主義者少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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