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逃離自己的出身，到底要付出多大代價？

她逃離了一段還是一生？

或者我們又是否真的能逃離於過往和原初？

逃離於血

文 / 楊時暘

本文首發於總第815期《中國新聞周刊》

有多少人終其一生都在努力逃離於原始身份——原生家庭、故鄉或者原初的特定文化的桎梏。人們奔赴遠方，堅定地拒絕回頭，這種逃離有時成就自己，同時也傷害自己，這其中的撕裂感只能默默消化。就如同這部《薩米之血》中的艾拉-瑪雅，突然之間就發現了另一種文化，另一種文明，另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說另一種可能性與未來。她飛蛾撲火般地奔赴，哪怕不惜焚毀自己的一起過往。

其實，《薩米之血》講述的是一個很冷門的故事，但它卻反射出了一種普遍性的焦慮。北歐地區居住著一群被稱為薩米人的原住民，他們有獨特的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在上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瑞典一直企圖同化這個游牧民族，他們不能在學校使用自己的語言，必須講瑞典語，但同時，他們又被告知，接受短暫的教育之後他們就仍然要回到高山的帳篷里，繼續與馴鹿為伍，因為當時的人類學家們在人種理論的蠱惑之下，固執地認定這個民族是低人一等的，他們的腦容量不足以支撐起在文明世界生存的能力。而故事的主人公，女孩艾拉-瑪雅卻倔強的想離開高原。

《薩米之血》有著大量清冽、冷峻的自然風光以及稀疏的台詞對白，它並不像人們預想的那樣猶如人類學記錄片一樣沉悶，也絕沒有俯視視角的獵奇，它平緩地敘述，從當下的一場葬禮開始，從最現代化的生活場景切入，然後迅速轉回了數十年前，一個女孩第一次經歷文化休克的瞬間。

它是一部被眼神、手勢、細節等等一起豐沛細部共同成就的電影，那些交替出現的恐懼和希冀的微表情，那些努力模仿但終不得法的手勢，一起見證了一個女孩發現一種嶄新文明並且想投身於中的微妙的心路歷程。

《薩米之血》的優秀之處在於不只呈現現象，而是始終注視著一種困惑和困境——姐妹倆一起去學校接受教育，姐姐突然愛上了嶄新的生活，努力學習瑞典語，想留在城市，而妹妹卻一直以薩米的血統為榮，拒絕做出任何改變。這兩個人代表了面對新文明的兩種典型的態度，而這態度背後的觀念卻又與人們的道德判斷相關。這導向了很多疑問，比如，一個游牧民族的人遇到了一種更現代化的、更豐沛的文明，如果努力融入，算不算一種文化上的背叛？又或者，這算不算是一種「進步」？出生於那樣一種獨特文明中的人們有沒有權力重新選擇自己未來的生活方式？而這種選擇本身是否一定意味著某種意識形態？當你看到艾拉-瑪雅進退失據，手足無措但仍然堅定向前的時候，這個故事並就不再只是有關於狹義的「權利」，而是問向了更宏大的「命運」。

女孩對於新生活的選擇幾乎出自於本能的覺醒。她整日穿著象徵著民族特徵的衣服，卻看到了其他人穿著時髦的衣裳，她看到了自己的老師可以自由選擇職業和生活，而自己註定回到牧區馴養馴鹿，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氣味，也羨慕城市中炫目的舞會，所以，她才會偷偷穿上別人的花裙子，暗自模仿著翹起手指端著咖啡杯。那個時刻，困境就出現了。女孩被困在了兩種文化之間，她奔赴嶄新生活的行為，被同族的少女們鄙夷，而她卻又註定無法毫無障礙地被瑞典人接納，她在兩邊，都是異族，無從歸類。人是一種需要群體認同的生物，當兩個群體都拒絕她的融入，孤獨就尖銳了起來。她有時像個英勇的戰士，有時又只是個無助的少女。

她的性覺醒和文化覺醒是一同生髮的，但到後來，你很難區分那份主動到底是一種需求還是一種策略。她和瑞典男孩的肉身關係成為了他逃脫原生身份中最極端的一環，交換體液，交融基因，再沒什麼比這更決絕地叛離於自己的文化了，更何況那文化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一種以封閉為特徵的「純潔」。

馴鹿成為了《薩米之血》中最經典、最直接的象徵物。薩米人要給小鹿用刀子割耳標，以表明一隻馴鹿從屬於某個主人，而艾拉-瑪雅到了城市，在打鬥中，有男孩兒奪過了她手中的刀子，給她的割了耳標。薩米人馴化鹿，瑞典人馴化薩米人。而那些所謂的人類學家剝光了這群薩米孩子的衣服，測量身體指標，那動作都猶如人對待鹿。面對這樣的恥辱，有人選擇逃回自己的文化中，更確定地隔離，而有人卻選擇義無反顧地融入。

在學校時，艾拉-瑪雅故意給自己改名克里斯蒂娜，但在別人心裡，她一直是瑪雅。多年之後，早已成為老師，在城市定居的她，兒子稱呼她的就是克里斯蒂娜。從這個意義上講，她的爭鬥算是成功了。但她去參加了妹妹的葬禮——在數十年都未曾返回故鄉之後，她又一次回魂到了童年時的狀態，從一種文明進入另一種文明，只不過這一次是倒轉的身份。她附和著遊客對薩米人的抱怨，面對著同族人敵意的目光。她逃離了一段還是一生？或者我們又是否真的能逃離於過往和原初？

值班編輯：陶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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