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窩囊沒骨氣的王朝，沒有之一！

一般來說，一個王朝在其開國初期總是生龍活虎，朝氣蓬勃，滿含著勝利者的喜悅與自豪的，但黃狼過老鼠----一窩不如一窩。下一代領導人老是窩窩囊囊的受人家的欺負，忍氣吞聲地看人家的眼色，毫無血性、毫無尊嚴地向人家稱臣，又是向人家稱侄，其奴顏婢膝把整個帝國的臉都給丟盡了。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論國格與尊嚴，與秦、漢、隋、唐、元、明這些大的封建王朝相比，宋是活得最窩囊最沒有骨氣的一個王朝，特別是南宋一朝，即便是與鴉片戰爭之後腐敗無能的清王朝相比，也顯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讀南宋的歷史，讓人讀不懂也想不通的是，綿延苟活了152年的南宋王朝，竟然從始至終都是一個懦弱的王朝，一個沒有血性的王朝，一個沒有記性的王朝！

就像遺傳基因一樣，南宋皇帝的懦弱幾乎代代相承，從高宗到帝昺，共有9任皇帝，說句不雅或者說是罵人的話，這些皇帝，除了孝宗與寧宗皇帝，當然還有幾個少不更事的幼帝，在面對外敵時幾乎全都「陽痿」，即便是孝宗與寧宗，雖都曾有過短暫的勃興與雄起，但也只是「舉而不堅」，無果而終。

當然，懦弱的也不僅僅只是趙宋皇帝，許多大臣也都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恐懼症，先是恐遼，接著恐金，到後來又是恐蒙，好像老是「恐」個不停，「恐」個沒完，也正因此，兩宋的上空總是籠罩著恐怖的陰霾，而在這樣一種政治大氣候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每當外敵入侵，朝廷內求和的聲浪總是佔據了上風，而屈辱求和也就始終成了宋帝國懦弱外交的「主旋律」。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懦弱王朝，就這樣的一些懦弱的皇帝，懦弱的朝臣，也就註定了南宋王朝是一個斷了脊樑的王朝，是一個沒有血性的王朝，寡廉鮮恥深入骨髓，畏敵如虎浸透血液。而一部南宋史，也便毫無疑問，自然而然，成了一部喪權辱國的歷史，一部忝顏偷生的歷史。

有這樣一個例子似乎可以佐證，說是在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當一心想收回失地的孝宗皇帝在早朝時又一次對輔弼大臣們談起恢復故疆的事情時，同知樞密院事劉珙當即表示反對。劉珙的意見確乎代表著當時許多朝臣的觀點。劉珙道：「復仇雪恥，誠乃當今之要務，但臣以為，若非積十年之功，內修政事，恐怕未可輕動。」

如果說，劉珙希望皇上要取法古代的賢王周宣王「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賢使能以修政事」，這種「攘外必先安內」的觀點雖然保守但還相對比較理性，平心而論，也還符合當時的實際的話，那麼，在此四個月前，朝廷修治前線重鎮揚州的城隍，諫議大夫陳良佑深表反對，其觀點說出來讓人覺得就不僅是「怯懦」兩字可以概括的，而且是非常之迂腐、非常之荒唐可笑了！

良佑出於一片愛國之心，向孝宗進諫，認為備戰絕不能招致敵人之疑，而修揚州城可謂完全徒勞無益。而他的這一觀點在當時卻又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朝臣的意見。

孝宗對此很是不解，他反問良佑：「備戰如何無益？」

良佑振振有詞：「萬一敵人突破時我不能守，則豈非為敵人所築？今遣二三萬人過江治城備戰，敵人一旦探知，便有挑釁借口。」

在良佑們看來，與其備戰讓敵人抓住把柄，找到借口，還不如不備戰，與其修築防禦工事將來萬一被敵人奪取，無異於為敵人所築，則還不如不修築，這種冬烘先生炮製的近乎束手就擒、坐以待斃的觀點真的是讓人讀不懂也想不通，也由此窺斑全豹，足以看出我們的帝國那些治國理政的上層精英們都是怎樣的榆木腦袋？國家大事到他們手裡又豈能不被搞得一團糟？

而且，這還是在孝宗一朝政治相對清明時期，若是在其他朝，情況無疑就更糟。如寧宗時期的「開禧北伐」，最後竟烏七八糟，弄成那樣一種可悲結局，就很能說明這方面的問題。

有關開禧北伐眾所周知，一心想建功立業以光宗耀祖的權臣韓侂胄煞費苦心選擇了北伐，可是，韓侂胄的缺點是他雖然精於政治博弈或曰官場惡鬥但卻不了解北宋的「國情」，對北宋軍隊的「先天性缺陷」以及長期以來的軍隊「亂象」缺乏必要的了解，因而在既不「知己」也很少「知彼」的情況下草率發動的北伐註定了要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鬧劇」，而結果也自然是以又一次失敗而告終。

韓侂胄當時權傾朝野，可謂一手遮天，而且，因為有擁立之功，寧宗趙擴對他也非常不錯，極為倚重。再說，受趙氏皇族遺傳基因的影響，與他的老爸宋光宗趙惇一樣，宋寧宗趙擴也有精神病，所以史書上說他「帝不惠」，因而平時他也很少管事，宮中的大事小事一般都由韓侂胄說了算，按說，在這種情形下，「開禧北伐」即使是失敗了，要追究責任，誰也不敢追究到韓侂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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