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淫棍和惡魔：集「毀」「譽」於一身

無論是藝術上還是學術上，董其昌都是偉大的。他的《畫禪室隨筆》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論，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分水嶺。而他的書法和繪畫風格，則影響了明清數百年。但你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一個在藝術上志趣高遠、淡雅深邃的大師，同時卻是一個淫棍和惡霸。從分裂的董其昌身上，可以再次反證所謂的「人品書品」論是多麼不靠譜。

董其昌自畫像

董其昌臨米芾方圓庵記

董其昌的書法成就

董其昌在當時書法上有「邢張米董」之稱，即把他與臨沂邢侗、晉江張瑞圖、須天米鍾並列；繪畫上有南董北米之說。他與莫是龍、陳繼儒提倡「南北宗」之說，即把「院體」山水畫與 「文人畫」人為地分為南北兩派。

董其昌一生創作的書畫作品不可勝數，臨仿古人的繪畫和詩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在《畫禪室隨筆》中所說的「讀萬卷書」正是指一個人要想成為藝術家，必須學習傳統，學習古人。他17歲開始學習書法時臨寫顏真卿的《多寶塔》，22歲學習繪畫時師法黃公望，以後又遍學諸家，這種以古人為師的作法八十而不輟，伴其終生。他廣泛吸取對唐宋元諸家優長，抉精探微，使其書畫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藝術成就。

董其昌強調以古人為師，但反對單純機械地模擬蹈襲。隨著閱歷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繼承前人技法時有選擇地取捨，融入自己的創意。他認為如果離開了自己的創意，古人的精神也難以表達，故應以自己獨創的形式再現古人的「風神」。憑藉自己對古人書畫技法得失的深刻體會，他攝取眾家之法，按己意運筆揮灑，融合變化，達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畫大體有兩種面貌，一種是水墨或兼用淺絳法，這種面貌的作品比較常見；另一種則是青綠設色，時有出以沒骨，比較少見。他十分注重師法古人的傳統技法，題材變化較少，但在筆和墨的運用上，有獨特的造詣。他的繪畫作品，經常是臨仿宋元名家的畫法，並在題識中加以標榜，雖然處處講摹古，並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夠脫窠臼，自成風格，其畫法特點，在師承古代名家的基礎上，以書法的筆墨修養，融會於繪畫的皴、擦、點劃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樹石、煙雲流潤，柔中有骨力，轉折靈變，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他的畫風在當時聲望顯著，成為「華亭派」的首領。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書為宗法，備加推崇、偏愛，甚而親臨手摹董書，常列於座右，晨夕觀賞。康熙曾為他的墨跡題過一長段跋語加以讚美：「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褚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絕，如清風飄拂，微雲卷舒，頗得天然之趣。嘗觀其結構字體，皆源於晉人。蓋其生平多臨《閣帖》，於《蘭亭》、《聖教》，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藏鋒，似拙實巧。……顏真卿、蘇軾、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於晉人。趙孟頫尤規模二王。其昌淵源合一，故摹諸子輒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色。草書亦縱橫排宕有致，朕甚心賞。其用墨之妙，濃淡相間，更為絕。臨摹最多，每謂天姿功力俱優，良不易也。」

據說，康熙還親自臨寫董書，致使董書得以風靡一時，出現了滿朝皆學董書的熱潮。一時追逐功名的士子幾乎都以董書為求仕捷徑。在康熙、雍正之際，他的書法影響之深，是其他書法家無法比擬的。《櫽括前赤壁賦》冊，明，董其昌書董其昌的書法，歷來評說褒貶不一。褒者傾其溢美之詞，清代著名學者、書法家王文治《論書絕句》稱董其昌的書法為「書家神品」。謝肇稱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古人」。周之士說他「六體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蘇，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飄飄欲仙」。但對董其昌的批評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為最為激烈。包世臣云：「行筆不免空怯」。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諷刺道：「香光（董其昌）雖負盛名，然如休糧道士，神氣寒儉。若遇大將整軍厲武，壁壘摩天，旌旗變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沒有留下一部書論專著，但他在實踐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張，散見於其大量的題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這是歷史上書法理論家第一次用韻、法、意三個概念劃定晉、唐、宋三代書法的審美取向。這些看法對人們理解和學習古典書法，起了很好的闡釋和引導作用。董其昌一生勤於書畫，又享高壽，所以傳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誥命》、《草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倪寬贊》、《前後赤壁賦冊》等。

「南北宗說」與董其昌的思想

中國山水畫藝術源遠流長、名家輩出、流派紛呈，但由於習慣於一種「述而不作」的思維模式，對山水畫的研究缺少一種系統的論述及流派的歸納，而「南北宗說」卻在這方面邁出了第一步，標誌著中國美術史上第一個畫派論的發軔。儘管「南北宗說」在理論上還不精確、在邏輯上還不嚴密，但作為一種新的理倫，它帶有思想方法上的拓展與美學觀念上的更新。因此，此說一出，在當時的文人畫家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隨著歷史的演變，董其昌此說開始「背運」了，特別是近代研究者大多加以否定或貶低。如俞劍華先生在《中國山水畫南北宗論》中認為是出於偽造。但因他的聲名地位之高，遂使吠聲逐影之徒，奉為金科玉律，不僅平地增加三百餘年的糾葛，並發生了非常不良的影響。」

從「偽造說」到「漫興談」，遂使「南北宗說」蒙上了撲朔迷離而又甚為灰暗的色彩。我想對於任何理論學說的考查與研究，都不能背離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與文化氛圍。董其昌的「南北宗說」也應如此。《明史·董其昌傳》說他「性和易，通禪理，蕭閑咄納，終日無俗語」。無論是官方的史料還是藝術的傳統，都肯定了他對禪學的喜好與研究。其好友陳繼儒也在《容台別集敘》中說他：「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怪。」而在董其昌大量的詩文題跋、理論著述中都滲透了禪宗觀念。

當我們從董其昌所處的歷史條件及文化氛圍來透視他參禪的思想成因後，再來具體地探尋其「南北宗說」形成發展的軌跡，或許更有說服力。

1585年，他31歲。乘舟過嘉興武塘時，「余始參《竹篦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卧念香岩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

1586年，他讀《曹洞語錄》，遂悟文章之趣，以詩抒懷。

1587年，仲秋八月，他繪淺設色山水《山居圖》贈予與他一起落第而裂衣冠、絕出仕念的陳繼儒，題款為：「余嘗欲畫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間者。往歲平湖作數十小幀，題之曰『意中象』，時撿之，欲棄去一景俱不可，乃知方內名勝其不能盡釋，又不能盡得，自非分作千百身，竟為造物所限耳。」(《寓意錄·卷四》)此段題跋禪宗氣息頗濃，而其時，董其昌本人也十分落魄，在浙江平湖一帶寄人籬下，教私塾度日。為維持生計，他欲以書法作品出售，終因位卑藝賤，無人問津。

於是，他更執信禪宗，放浪形骸，狂飲狂歌，與失意文人一起結為「陶白齋社」，以仿效陶淵明與白香山，時人呼其為「狂生」(見《容台文集·陶白齋稿》)。由此可見，董其昌是在而立之年後開始對禪宗發生興趣。

1588年，他34歲。此年是董其昌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秋天他再次去金陵參加鄉試，及第。第二年春天，他去北京參加會試，為二甲第一名進士。董其昌雖榮登仕途，但對禪宗之迷戀並沒有因地位改變而改變，他先後與達觀禪師會於松江積慶寺，探究禪理。並與同時入舉的焦竑、朱國楨談禪論宗，尤為醉心於禪悅之旨。

1594年，已入不惑之年的董其昌出任皇長子的講官，在京都與王圖、陶望齡、袁宗道交往，共探禪學。

1595年冬，他應馮夢楨之請，跋《王維江山雪霽圖》，認為王維的筆墨構圖有如禪宗可分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為何派兒孫。」(《珊瑚網·名畫題跋》)

1599年，董其昌離京還鄉養病，途經山東，為女畫家李道坤的《林下風畫》題跋由此可見，董其昌在不惑之年後，對禪宗已有了較深層的認識與領悟，從而使他較自覺地把禪理滲透進他的藝術創作與理論評述之中，並為他在日後提出「南北宗說」作了心理上的積澱與思想上的準備。

董其昌前雅後淫，晚年專情房中術

為什麼說董其昌是個有爭議的書法家呢，因為在普通人的觀念中，一個書畫家應有的修養是清雅，可卻和他現實所做之事相去甚遠。此人雅淫皆備，也算是書畫壇歷史上的一大奇人了！

董其昌，華亭人（今上海閔行區馬橋鎮人），「華亭派」的主要代表，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

董其昌，一代文儒的美好形象經不起推敲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這句話就處於董其昌之口，是書法理論家歷史上第一次用韻、法、意三個概念劃定晉、唐、宋三代書法的審美取向，足見其在藝術上的造詣頗深。

說起書法來，董其昌是因為考官時才華橫溢卻因書法不好而被降為第二名錄取，隨後他才勤於練習書法，後來變得不可收拾，竟成為了一代書法宗師；並且他還精於書畫鑒賞，在書畫理論方面還有論著，他的「南北宗」畫論對晚明以後的畫壇影響深遠，有《畫禪室隨筆》、《容台集》、《畫旨》等文集。

董其昌尤其擅長於山水畫，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調，還較注重師法傳統技法，講究筆致墨韻，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不僅在明末清初的畫壇，他的作品甚至還影響到近代畫壇。一直以來，他的作品都是海內外大收藏家尋覓的目標。《畫史繪要》評價道：「董其昌山水樹石，煙雲流潤，神氣俱足，而出於儒雅之筆，風流蘊藉，為本朝第一。」

作為書畫家和達官貴人，董其昌的頭上頂著不少光環，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卻比較乖張。在他做官時就是個極其敏感的人，只要政治上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便立即辭官回家，隨後又因被上級眷顧，再次起用，反覆多次。

董其昌相繼擔任過湖廣提學副使、福建副使，一度還被任命為河南參政，從三品的官職。但他不以此為意，託辭不就，在家鄉悠遊，整天沉浸在翰墨當中。許多附庸風雅的官僚豪紳和腰纏萬貫的商人紛至沓來，請他寫字、作畫、鑒賞文物，潤筆贄禮相當可觀。

時間久了，各種優越感使得董其昌完全蛻變了，從一個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變成名動江南的藝術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後來則成為擁有良田萬頃、遊船百艘、華屋數百間的松江地區勢壓一方的首富。

但董其昌也許是年輕時家境不很富裕，在擁有了社會知名度後，內心的渴求就變得急切，開始驕奢淫逸，貪婪程度讓人吃驚，對錢財和女色的攫取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卻還常常招致方士，專情房中術，竟到了變態的地步。

明朝16帝，除太祖，建文，崇禎外，其餘各帝似乎都有習煉房中術的愛好，習煉房中術並不僅局限與宮廷，譬如名相張居正因為吃了春藥發熱冬天都不戴帽子,嘉靖皇帝，服用多年春藥後皮膚，胃都出了毛病，無緣無故的發獃，發怒，張居正數日內腹瀉暴死也是和服用春藥有關。

萬曆四十四年董其昌抄家案

董大師才藝很高，人品很低，日常生活驕奢淫逸，以致跟家鄉百姓結怨。忍無可忍的百姓自發搞了一個抄家運動，縱火焚燒了他的房屋，搗毀家產，令大師全家抱頭鼠竄。此事轟動一時，明代的史料筆記(如文秉《定陵注略》等)之中多有敘及，有位無名氏還記錄下整個抄家過程，並搜集了與此案有關的官司公文，集成一冊《民抄董宦事實》。

只看聲討董宦檄文的開頭，讀來直令人血脈賁張：「??人心誰無公憤！凡我族類，勿作旁觀。當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討，以快人心。」照理說，同鄉出了一個國內外聞名的藝術大師，是很值得引以為榮的，為什麼董其昌反遭人人切齒痛罵、竟欲討之而後快呢？再細看下文，卻原來，董大師在松江府華亭縣的居家表現著實叫人吃驚。他非但私生活糜爛，更甚者，大師還利用在官府的勢力和能量，榨取民脂民膏。做出此類種種惡行的，竟然是這樣一位大師，委實令人匪夷所思。要知道，學書習畫一直以來都是古人陶冶情操、涵養素質的重要部分！

民抄董宦發生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實》記載：從初十、十一到十二，控訴的大字報和傳單沿街塞路，連妓女嫖客的遊船也粘貼上了，整個華亭縣乃至松江府都在大罵董其昌「獸宦」，兒童婦女競相傳播「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民謠，安徽、湖廣、川陝、山西等處客商也參加到揭發批判的行列中來。府縣政府見百姓擁擠街道兩旁，害怕激成大亂，趕緊羈押民憤極大的董家惡奴陳明，當眾打了二十大板，並連忙貼出告示，命令聚集的百姓快快散去。董家見勢不妙，找來打行一百多人連夜入宅防禦，誰知上海、青浦、金山等地聽到消息，也趕來報怨，數萬憤怒的百姓圍住董府。十六日上午，百姓於兩方對峙之中趁機放火，邊拆邊燒，將董家數百餘間畫棟雕梁、園亭台榭燒成灰燼，大火徹夜不止。第二天，有一個穿著月白綢衣的人經過，恰巧手中拿著董其昌書寫的扇子，當即被百姓扯破，這人還不服氣，結果被痛打一頓。

百姓之所以聲討董其昌，主要是為打抱不平。當時董大師已六十掛零，老而好色，聽說生員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姿色不錯，就指使二兒子董祖常帶人闖入陸宅，搶去使女，打毀家資。後經當地鄉紳勸解，陸生忍氣吞聲，抱病閉門不出。地方百姓特別是讀書人紛紛為之不平，有好事者又將此事寫成傳奇小說，由說書人到處傳唱。對於這一風化事件，後來流傳的版本不一，其他書中也有說是孽子董祖常而非其父誘姦了綠英，過後並帶人打上陸家，當然，不管是哪種情況，董大師對此都非常尷尬，他懷疑是連襟范昶背後搗鬼，就仗勢欺人，逼連襟賭咒發誓。范昶不堪羞辱，又氣又急，十多天後發病而死。八十三歲的范媽媽白髮人送黑髮人，不禁傷心悲憤，過後帶著媳婦女僕上董府哭罵，不料遭董祖常閉門毒打，隨從婦女還被剝去褲子示罪。這一次實在做得太過分了，但董大師還不知禍已上身，反到學院、撫台告狀，要擺布范氏一門，至此「怒發上指，激動合郡不平之心。」看來，董大師一點不懂民意不可侮的道理。

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次群體性事件中百姓表現得相當克制，他們見火勢只要稍微延及鄰家，就會立即動手撲滅，只燒董宦一家住宅。甚至府縣也不滿於董宦虐待范氏之事，據說松江海防打算點兵出救，華亭縣主持工作的吳司理差人說：「不必出救，百姓數萬，恐有他變也。」事後，官府捉拿了當地若干參與抄家的地痞流氓，定罪結案。

深諳規則 官運亨達

要說董大師還是比較愛惜自己的羽毛，「未求正法，先求正名 」，他認為只有將事件定性為「士抄」而不是「民抄」，才能夠消除對自己和家族的不利影響——世人將馬上可以知道，這棵政治上的牆頭草此後依然官運亨通，到崇禎朝一路做到南京禮部尚書——為此大師動用了幾乎所有的官場關係，並用他那技藝高超的書法，賣力地寫信託人，還通知了在外地做大官的堂侄董邃初幫忙。最終，此案在拖延大半年後，由蘇州、常州、鎮江三府會審做出判決，除將一乾地痞流氓定為死罪論斬外，華亭縣生員有五人受到杖懲並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懲並降級，三人受杖懲。而對於董大師的行為，三府會審為他作了必要的開脫，只說是家奴作惡，董其昌不一定知曉。

自萬曆十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進士以來，董其昌歷任翰林院編修、皇長子日講官和湖廣提學副使，已是從三品的高官，如今雖然辭官在家，畢竟官場熟、路子多，所以爭取到這樣有利的判決結果是肯定的。而且要知道，在明朝，像董其昌這樣做過官的鄉紳，是享有很多的政治特權的。自從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似乎忘了自己曾經也是個窮苦人，特別地講究起官尊民卑的禮數來。他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下詔說，官員退休家居鄉里時，只在宗族家人之間序尊卑；有酒席聚會時則要另設一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而百姓則須以官禮謁見，「敢有凌辱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或許正是在這樣的官本位社會大環境下，養成了大師的傲慢與偏見，敢於一而再、再而三地胡作妄為。而從董大師對同府生員不依不饒的架勢來看，他對讀書人好像更加嫉恨。也難怪，這些後備官員們能量雖不足於抗衡他董其昌，卻足以影響和操縱輿論，傳奇小說不就是他們編排出來的嗎？若再有閃失，一旦折損了自己的名頭，畢竟於往後的仕途有害無益。

董其昌一家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還因為董的一個門生恰巧在華亭縣做過一把手。眾所周知，明朝官員的正式工資是歷朝最低的，可是他們千里做官，只為求財，怎麼辦呢？所以當時就有一種風氣，由門生故吏代為經營家產。高官中就算是「素負清名者」，他的華屋園亭，也無不攬名勝，連阡陌。而且有了這種師生關係，董家在華亭縣、松江府可謂威權赫奕，平日稍有睚眥之怨，即囑託官府拿人。其他小事情，就算理虧，只要送上名帖也就消弭了。《民抄董宦事實》也說董大師每天為「關說公事」就得用上數十張上好的信紙。

權勢一大，豪奴悍仆(如陳明等人)自然倚勢橫行，搞得百姓不能安居。一些市井小民為維持生計，也紛紛投靠門下。另據史料記載，當時更有一種獻產惡習：專有一幫流氓地痞，打聽到誰家興旺，官居顯要、官場路熟的，「朝夕游於其門」，或相交公子，或相交管家，等到熟識之後，就將他人的田地投獻上去。而被害者大都良善之人，從未見官，哭天無路，入地無門，就算儘其所有也不定能打贏官司，更慘的還要家事一空。《民抄董宦事實》沒有具體說董家因此兼并了多少地產，但從他舉進士前家中僅有四十畝薄田、為避稅還偷改了戶籍的窘狀，到如今「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遊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的闊氣情形來判斷，董大師一家沒少干收納叛主之奴，籍沒他人家業的種種勾當。至少，大師的二兒子董祖常就犯過招集打行詐害溫飽之家的令人髮指的罪行。

或許年輕時候受了窮，董其昌顯得十分貪婪，因為自己的字影響頗大，求者不絕，就專門養了一批代筆者搞創收。當時朝廷黨爭激烈，董大師與各派人物都有往來，八面玲瓏，人稱「巧宦」。他一面以此避禍，一面又不甘心退出官場(這意味著失去部分特權)，於是做一陣官便告隱退，退隱一陣又出來為官。熟練、圓滑的處世技巧使董其昌大獲其利，由中下之家一躍而富甲一方，妻妾成群，奴僕列陣。而毫無疑問，這個為富不仁的董宦，他的發家史也一定是相當罪惡的，所以才會激起如此強烈的公憤。所以百姓要聲討董其昌，他們也是提出了爭取活命以及平等的訴求。這從他們競相傳播「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民謠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從這一次的小打小鬧，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時的大規模造反，這中間也只二十年的時間而已。而那個時候，活了八十二歲的董其昌大師還並沒有壽終正寢呢。

虛名赫奕 德不勝妖

其實，明朝的百姓還不像其他朝代，動輒嘯聚山林造反。不過待到民抄董宦發生的明朝末期，由於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百姓已經累積了相當的不滿和怨恨情緒。而且當時風氣，不但地方官府私派橫征，搞得民不堪命，就是退休在家的董大師們也多依仗權勢，「視細民為弱肉」，並且上下相護，百姓根本就投訴無門。投訴無門，不滿和怨恨遲早都會宣洩出來。事實上，當時在長江流域一帶，更準確地說就在全國經濟中心的蘇(州)、松(江)、湖(州)、嘉(興)江南四郡，先後幾十年發生多起類似的群體性事件，或者按史書上的說法就是：「民變」。不過與造反比較起來，這類民變要相對安全一些。因為百姓不是直接跟朝廷作對，算不上造反的罪名，而且法不責眾嘛，也不致遭到如滅族之類極其嚴厲的報復。可以說，董大師的胡作非為恰巧為百姓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宣洩口。

在一般人的心中，大師們既卓越不凡，為人類世界做過巨大貢獻，正所謂道高品自高，私下裡他們個個也肯定是謙謙君子，形象無不光鮮亮麗，而其實不然。大師們的另一面有時也很醜陋，甚至比一般人還不如。前些年國外有的學者曾對此做過研究，在中國古代，也早已有人觀察到這個現象，古人將之稱為「文妖」。對於董其昌，《明史》評價他「性和易，通禪理」，「終日無俗語」，儼然一個道貌岸然、與世無爭之人，但從他在抄家運動前後的一系列表演看，卻正是德不勝妖的典型。《民抄董宦事實》就說過，「吾松豪宦董其昌」其實是個一心交結太監佞臣、到處收受賄賂的勢利小人、無恥之徒——對於董大師的為人，還是要數家鄉之人看得更清楚、最直接。事實上，董大師的這次辭官歸家，就多少和索賄不成反遭辱有關。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出任湖廣提學副使。提學的職責是監督、檢查一個地區的學校和教育事務，一般都是由清議、責任心強的持重之人擔當。但董提學多少帶有藝術家常見的那種輕狂，到任後似乎有點不負責任，又是在監考期間遊山玩水，又是時不時捉弄讀書人。輕狂些也就罷了，偏偏他還得罪了當地的一些頭面人物，惹得他們挑動好幾百讀書人鼓噪，並毀了他的辦公樓。這簡直就是四十四年那次民抄事件的預演！董其昌為何得罪了這些人呢？《明史》上說是「不徇請託，為勢家所怨」，責任似乎不在大師這邊，不過細細一想，這個說法很含糊，有點為賢者諱的意味。難道這些勢家，僅僅就會因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官員不識抬舉，不理睬他們托關係走後門的那一套，就敢鼓動知識分子衝擊政府機關辦公區域嗎？

在當時，像董大師所任的這種提學副使，雖說算不上肥差，卻是不錯的潛力股。因為明朝實行科舉取士，讀書成為做官的主要途徑，因而官員們非常講究師生、年誼、同鄉等關係。古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又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官場之中充斥上述關係網，自然也就少不了相互照應、提攜、收受賄賂直至包庇、串通腐敗之舉了。這些都是舊時惡習，多說無益，總之事情鬧成這樣，董其昌顏面掃地，不得不「拜疏求去」。萬曆皇帝倒挺照顧這位藝術家的面子，《明史》說他的辭職報告遞上去之後，皇帝沒有準奏，而是令司法機關介入調查。但事已至此，就算是再厚顏無恥的人，這個時候也沒法再當什麼官了，只好回老家去。

可是賦閑在家的董大師依然不改往日的輕狂，並且再次縱容兒輩和奴僕欺壓百姓，終於導致民抄事件發生。真是：「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姦邪。」（轉自樂雅書畫 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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