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人大法官看美國的隱蔽種族歧視

作者：周力

在美國這樣一個標榜司法至上的國度里，每一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與任命常會成為社會關注熱點，而如果這位被提名與任命的大法官是黑人的話，輿論將更加鬧熱。不過，這些輿論僅是喧嘩，它掩蓋住了仍存在於美國公共生活中的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只要冷靜地看看美國黑人大法官的任職經歷，便不難發現這一點。

迄今為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共出現過兩位黑人大法官。1967年，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大法官的黑人，他曾承接「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並獲得勝訴，導致美國廢除了種族隔離法，後來他始終致力於增進包括少數族裔、婦女和移民在內的全體美國人的權利。雖然不光彩的種族主義及種族歧視已在美國的法律上消失，但在現實的政治社會生活中，類似的現象還遠未根除，而且越來越為政治技巧所包裹。1991年，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作為瑟古德·馬歇爾大法官的接班人，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二位黑人大法官，並且是過去的100年里除40歲任大法官的威廉姆·道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之外最年輕的大法官。

托馬斯大法官的任職道路並不如他的前任瑟古德·馬歇爾那樣一帆風順：他在批准他任命的國會聽證會上，曾被自己以前的助理安妮塔·希爾控訴性騷擾，使全美一片嘩然。儘管希爾的指控最後並未在法律上得到證實，但這極大地影響了國會和輿論對這位大法官候選人的判斷：黑人政治團體指出這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式的誣陷和抹黑，而托馬斯的政敵們，即當時的民主黨人，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聲稱美利堅合眾國不應當容忍一位可能有道德污點的最高裁判者。托馬斯自己也聲淚俱下地回應到：「這是一場鬧劇，這是一個民族的恥辱，作為一個美國黑人，我看這是對略有上升的黑人進行的一種高級暗害。」最後，這場風波以共和黨與托馬斯的勝利而收場——美國參議院隨後以52∶48的微弱差距通過了托馬斯的任命。

許多不了解美國政治實踐的旁觀者可能會認為，儘管黑人克拉倫斯·托馬斯受到了各種公開的、並無確鑿根據的侮辱，但他最終得以上任仍然可視為「種族平等」在美國司法系統中的勝利。只不過，這種不假思索的結論實際上是個挺大的誤解。眾所周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產生需要時任美國總統的提名，而依美國的政治慣例，總統常會傾向於提名與自己政見相投的法官候選人。托馬斯作為一位持保守主義態度的黑人官員，其提名者正是著名的保守主義者、共和黨人喬治·H. W.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從共和黨方面來看，提名托馬斯是基於共和黨的政治戰略考量：將他推上聯邦最高法院，可在總統與國會對權力爭執不下時，得到來自最高法院這一憲法最後解釋者的支持；並且，他的黑人身份和保守傾向，一可反駁民主黨在種族問題上對共和黨的指責，二可拆解傳統上傾向於民主黨的黑人力量，從而爭取到更多的黑人選票。此外，當時已出現了黑人中產階級，並且在黑人民權運動中存在著反對種族歧視的兩派意見——通過社會變革實現和通過黑人自身的自強自立實現，由於托馬斯支持後一派觀點，所以保守派的布希提名托馬斯，將會使自由派進退兩難：支持托馬斯無法達成本方的政治目標，反對托馬斯又會使自己陷入種族問題的麻煩中。這樣看來，托馬斯受命擔任大法官只是時勢的一種需要，而並非出於對他的真正尊重。實際上，因被提名和任命而受到的肆意侮辱，及作為共和黨人的政治戰略工具而進入最高法院，這本身就不僅是一種種族歧視，更是對一個黑人作為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的貶低。

美國政治傳統中存在著一種分野：一是強調傳統的自由秩序，即國家不應當過多地干涉現有的社會狀態和經濟結構，應當尊重人們的自由選擇和市場的自發調節機制；一是強調平等與國家的調控，因為對「自由」的不干預有可能造成實質性的不平等與不正義。以「種族歧視」為例，大多數的保守主義者雖然在口頭上反對對有色人種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們也深刻地認識到，以國家行為強行干預社會階層的現狀，將會嚴重戕害保守主義抱著不放的「自由傳統」。因此，他們大都強調通過國家維持中立姿態和賦予有色人種「機會平等」而不是「實質平等」來漸進地改良社會。如此一來，我們就不難理解一位黑人法官為什麼要反對有利於黑人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了。他的立場，是由其身處的政治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而不是一種想當然的、天真的平等幻想或者烏托邦情結。托馬斯所持有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體現在美國各級法院對「自由」的捍衛之中，而在20世紀後半段延續著「種族歧視」的歷史現實。

回想下兩個著名的案例：在1989年沃茲·考夫包裝公司訴阿里歐圖（Wards Cove Packing Co. V. Alioto）及里士滿訴克羅森（Richmond V. Croson）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就肯定了某種精緻而老練的「種族歧視」：在這兩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均通過明顯不公正的舉證原則將有色人種置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前一起案件中，法院要求非白人僱工必須說明，他們在就業層面遭受的歧視「直接」來源於該行業的僱傭慣例，否則他們對「區別對待」的控訴就不成立。不難想見，處於社會不利地位的有色人種對行業狀況的了解極其有限，而最高法院的舉證規則又要求他們承擔不可想像的、幾乎不可能實現的舉證責任。這種來自舉證原則層面上的「區別對待」實際上是有利於行業中的優勢者——推行「區別對待」的白人僱主們。而在後一則案件中，法院要求黑人承包商必須證明自己中標率的降低是政府或者其他有關部門「種族歧視」的「直接」後果。此舉證責任分配的後果是，假設政府和有關部門一直尊重保守主義式的教條，那就必然不會「直接地」推行種族歧視，而是維繫黑人承包商在經濟等級制中的劣勢。保守主義者們正是這樣在美國的司法系統中維繫著「種族不平等」的現實。

一方面，保守主義者所固守的，正是維護既得利益階層在「黑歷史」中獲得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在複雜的政治、法律現象背後，隱藏的是深刻的利益動機。正如托馬斯大法官的就任並沒有終結「種族歧視」一樣，以「平權法案」作為漂亮口號的美國法律體系也並非總是有色人群的守護神。這裡必須指出，托馬斯大法官和他的政治立場，間接地為「種族歧視」的延續提供了可能：如果美國社會的歷史傳統孕育了深刻的「不平等」思想，而它的司法理念又打著自由的名號試圖變相地維繫和尊重這個歷史傳統，那麼，人們怎麼能幼稚地以為那裡是平等理念得以實現的國度呢？反過來，假如美國的司法理念和政治邏輯本身就在違背自己所堅守的人人平等，那它又有什麼資格將其作為理所當然的依據，來對其他國家的人權實踐發號施令呢？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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