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萬件清宮文物非法外流，19年內僅有1056件進入拍賣市場

最新 09-10

帝國斜陽之時，別說整個國家，皇帝甚至都已管不住他的宮廷。

剛剛行完大婚之禮的溥儀和婉容愕然發現，皇后鳳冠上鑲嵌的珍珠、寶石、玉翠全都被換成了贗品。宮女、太監偷盜猖獗至此，溥儀不得不動用刑罰。但追查又導致更大的損失：對宮廷庫房的清點剛剛開始，一場大火就把存放著大量皇室珍寶的建福宮花園燒光，1157件書畫、數萬冊古籍以及2665尊金佛不復存在。諸多證據表明這是一場由太監製造的故意縱火案，目的就是為了銷毀罪證。家奴盜竊成風也就罷了，身邊那些「書生氣太多」的「帝師」更令溥儀意外。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慨嘆，這些原本被他認為「不會沽名釣譽」的人，也紛紛染指清宮文物，借而不還，甚至不經賞賜就取走。而這些文物大都流入北京的古董商手中。

主動或被動的，從留守宮廷到遷居長春，自溥儀之手流出的頂級文物數以千計。但他絕不是清宮文物流失的唯一出口。事實上，自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直至抗戰，中國就像一個滿是槍眼的油罐，堵哪兒都沒用，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國之重寶傾瀉而出，流散民間或飄零海外。

長期以來，清宮文物的流散狀況就是一筆巨大的糊塗賬。2008年啟動的「清宮散佚文物調查」項目，歷時五年，終於形成一份相對全面可靠的「賬單」。在《國寶星散復尋蹤——清宮散佚文物調查研究》一書中，詳細列明了英、美、法、日、德、意、加等國的重要博物館所藏的清宮文物，作者之一、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段勇，正是這一調查項目的負責人。

「項目成果建立在中外前輩學者大量研究的基礎上，楊仁愷、陳文平、鄭欣淼和日本的鈴木敬等都做了翔實的研究。我們如果從零開始，那工程就太浩大了。」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剛調任上海大學副校長的段勇反覆強調。可即便如此，調查的難度依然「遠比之前想像的大」，因為「資料匯總容易，但甄別、訂正就很難，這些工作非常瑣碎、細微」。與起先以數據為主的調查報告不同，在此基礎上寫成的書，補充了大量文字，論述了文物散佚的歷史、海內外館藏體系、拍賣市場與文物追索等諸多議題。

文物外流的問題，需要「全面看待」

就在溥儀一邊暗中將文物送出皇宮，一邊為家賊頭疼之前，距紫禁城不遠的恭王府里，末代恭親王溥偉已經準備把府內傳承幾代的文物賣給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溥偉此舉，據說是為了籌措清廷復辟的軍餉。「這是山中定次郎一生的得意之筆。恭王府除書畫之外的所有古董都包銷給他了。」段勇說。像之前許多次流失一樣，沒有人確切知道恭王府究竟賣出了多少文物。如今，日本根津美術館收藏的大量中國清宮鐘錶，都是創始人根津嘉一郎1912年以後從山中商會購得，一般認為，那正是當年從恭王府流出的文物。「無論哪個商人，這是一生不會再有的事情。」《山中定次郎傳》中，關於當年收購恭王府文物，有這樣一句評價。

山中定次郎創立的山中商社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古董連鎖店，在北京也有分號。段勇說，當時，只要他一到北京，城中古董商總不免一陣騷動。因為山中出價高，古董商們對他趨之若鶩。他一般總是花一個上午安坐店內，查看送上門來的貨物。到了下午，他便晃悠到京城幾家一流古董店看看，搜尋漏網之魚。當他打聽到遜位以後的清廷曾將許多文物抵押給北京各大銀行時，就開始緊盯不放。最後，這些抵押品也大多被他收入囊中。

當然也有正面的例子，用段勇的話說，「與溥儀相比，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對文物構成了一種反向流動」。新中國成立後，他將畢生收藏的絕大部分文物捐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數量不是很多，大約一共幾十件，但件件都是鎮館之寶的級別」。其中包括《平復帖》、《游春圖》、李白僅存的墨跡《上陽台帖》、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南宋楊婕妤《百花圖》等頂級書畫。「文博界的人對張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特定歷史時期，有很多收藏家主動或被動地捐出了文物。從他一直以來的想法來看，我個人認為，他是主動的情緒佔比更大些。」

與山中定次郎一樣，盧芹齋也是當時這批古董商里的重要角色。他曾將大量文物賣到國外，其中有許多為非法流失文物。盧芹齋最為國人詬病的，是他曾將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倒賣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他比較複雜，一方面將海量中國包括非法獲取的文物賣到國外，另一方面他也出錢資助了辛亥革命、抗戰，還一直熱心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此人值得研究，他的大量檔案收藏在上海博物館。」

「這些古董商造成了國寶的大量流失，在我們看來是十分痛心的。但是收藏這些文物的西方博物館也有他們的觀點，他們認為，這些文物在他們那裡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展示。如果不是在戰亂中流入外國，它們也可能被損毀。有些問題不是非黑即白，需要全面看待。」長期在文博領域工作，並頻繁接觸海外博物館，段勇的態度比較公允。不過他也指出，這裡的「全面看待」當然要包含一個前提：這些商人「並沒有直接參加或是授意偷盜，與劫掠者和盜墓賊不同」。

面對所藏中國文物的來源合法性問題和追索問題，大都會博物館始終三緘其口。直至2016年，時任館長托馬斯·坎貝爾才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做出回應：「這麼多年來，大都會的收藏方式有許多改變，我們的法律以及道德標準也有許多變化。有追索問題出現時，我們總是按件處理，非常審慎地考慮每一個案例。」

清宮文物能追索回國的案例很少

《國寶星散復尋蹤》一書的誕生，也與一次海外文物追索有關。1990年代初，一批盜掘自甘肅大堡子山秦墓的文物流入海外，入藏兩家博物館。之後，中國展開了漫長的追索，文物主管部門也由此展開了一系列文物流失情況調查，其中包括對清宮文物去向的再次盤點。

關於流散海外的中國文物與清宮文物的具體數目，學界眾說紛紜，難有定論。一個極為流行的說法，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0年引用過的一組數據：全球47個國家的218家博物館中收藏有中國文物163萬件。經過反覆查證，段勇認為這個數據其實是「出口轉內銷」，出自國內學者的粗略估計，後被海外研究者採信。據他測算，流散海外的文物大約為1500萬件，清宮文物10多萬件。「不要認為流入海外的中國文物都是非法的，其實，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以商品和禮品的形式外流，非法的大約僅有十分之一。但清宮文物則相反，絕大部分都是非法流散。」

發生在英國軍官勞倫斯·約翰遜身上的故事，是當年文物流失的一個典型。此人將一件極為著名的文物、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摹本從中國帶到英國。段勇覺得，勞倫斯並不了解這幅古畫的價值，只是沖著捲軸上的玉別子，才去向大英博物館兜售，後者最後以25英鎊的價格將畫買下。「此前國內很多人認為《女史箴圖》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搶走的，這一說法實為訛傳。火燒圓明園時，勞倫斯並不在場。1900年他恰好在北京，3年後，他就將這幅畫賣給了大英博物館。」

對1900年八國聯軍的暴行，聯軍總司令瓦德西也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可具體到勞倫斯個人，他究竟以何種手段得到了《女史箴圖》，卻難以確認。按照勞倫斯自己的說法，這幅畫是他在頤和園外執勤時，一位貴婦人贈送的。「我們認為，他這個說法，一沒有旁證，二不合情理。我們能夠知道的是，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期間，他就在頤和園，」段勇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他直接搶走了《女史箴圖》，我們只能依靠合理推斷。」

在國際文物追索中，要找到確鑿的文物被盜證據，往往十分困難。而清宮文物的追索還面臨著另一重困境。中國分別於1989年和1997年才加入兩項重要的防止文物非法轉讓的國際公約。這意味著，在這兩個時間點之後非法流失的文物才適用這兩份公約，並且對非締約國沒有約束力。

「追索清宮流失文物比追索90年代以後流失的文物要困難得多。」段勇說，「能夠追索回國的案例相當少，大量清宮文物都是通過拍賣回到國內的。」段勇和他的同事也關注到公開市場中的清宮散佚文物。通過對雅昌資料庫和拍賣機構歷年的圖錄、目錄的整理，他們共搜集到1400餘條清宮文物拍賣記錄，經鑒定、甄別，共收錄了1056條疑似清宮散佚文物的信息。數據所涉及的拍賣時間自1998年直至2016年。也就是說，就項目組搜集到的材料，這19年里，共有約1056件清宮文物進入公開市場。

不贊成藏家回購非法外流的文物

也正是在最近20年間，中國一步步成為世界最主要的藝術品交易中心，中國文物的集散地從美國、日本逐漸回到了香港、北京和上海。雄心勃勃的收藏家們到海外購買中國文物，這些行為，在特定時期，被敷上愛國色彩，為公共輿論所鼓勵，甚至為他們帶來實質上的好處。

但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段勇並不贊成藏家回購非法外流的文物。「如果不涉及非法流失，該買就買，這是個人意願。但對於非法流失，作為贓物，問題就比較複雜。把被搶走的文物買回來，就是里外吃了兩次虧，情感上說不合適。而從法理上講，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公約精神和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也規定收藏家應當自律，不得購買來源不合法的文物。」

在清宮文物的迴流上，令段勇頗感欣慰的是，曾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的兩尊圓明園獸首終於在2013年回到國內。將它們捐給中國政府的是正計划進一步拓展中國市場的佳士得大股東皮諾家族。兩件獸首是英法聯軍劫掠自圓明園的文物，2009年，佳士得將在巴黎上拍這兩件文物的消息曾觸動國人的神經，國家文物局也發表聲明，明確反對拍賣，後又對佳士得入境業務進行了制裁。「在道德上，我們阻止拍賣是站得住腳的。但在法律上，我們缺乏可以援引的國際公約和對方的國內法。」段勇說。

拍賣會依然如期舉行，中國藏家蔡銘超赴巴黎拍下了兩件獸首，又拒絕付款，文物最終流拍。「不知道蔡先生初衷如何，這是個人行為，我不能妄加揣測。」段勇覺得，此事引起的結果是好的，引起了法國輿論的廣泛關注，獸首很難有再次公開交易的可能性，這些都對藏家和拍賣行構成了壓力。令他稍感遺憾的是，當時對蔡銘超此舉的批評一度成為主流，人們認為他「不講誠信」，「丟了中國人的臉」。在段勇看來，「這樣的評論，似乎稍稍有些偏了」。

90年代大堡子山盜墓嚴重，不久即在國外發現被盜文物

第一財經：你曾到美國美國博物館對追索問題一般抱什麼態度?

段勇：2002年底曾有七國18家著名博物館發表了一個「普世性博物館宣言」，其中十家是美國博物館，如大都會、波士頓、克利夫蘭、芝加哥，基本態度就是認為他們收藏的外國流失文物是有歷史背景的，當時並不違法，他們為保護和宣傳這些文物作了巨大貢獻，現在這些文物與這些博物館已經融為一體分不開了，同時也表示對個別文物可以個案處理。

第一財經：各國收藏中國文物各有什麼不同?這些特點與流失過程有著怎樣的聯繫?

段勇：這些國家共同特點是收藏數量大、種類全，中國最有代表性的瓷器、青銅器、書畫幾乎在每個國家都是主要藏品。不同點在於：英國藏有大量敦煌文書，斯坦因是最早到敦煌的外國探險家。1935年在倫敦舉辦了中國藝術品國際博覽會，這批送上門來的文物也給英國的收藏提供了便利。除青銅器和瓷器，美國國會圖書館也藏有大量中國地方志和古籍善本，許多地方志我們在國內反而找不到了，許多古籍也都是孤本。日本則收藏了大量甲骨、書法。中日文化有共通之處，他們懂得中國文字，也對漢字藝術更感興趣。同時，他們和中國是鄰國，近水樓台先得月。

第一財經：除了中國的博物館之外，美國收藏的中國古代書畫，尤其是宋元書畫數量很多，似乎是各國之中最多的，這是為什麼?

段勇：美國財大氣粗，就像一個強大的漩渦，吸引了大批收藏家。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才誕生了王季遷這樣的大收藏家。另一方面，相比於書畫記載，瓷器、傢具、玉器、青銅器等文物的追蹤更難。因為書畫記載明確，流傳有序，一般都有確定的名字。但清宮檔案對那些器物並沒有一個唯一確定的名字，記錄和實物很難聯繫起來。很多時候，我們只能框定，高等級官窯、高級硬木傢具大都出自宮廷。

第一財經：書中收錄了美、英、法、日、德、瑞典、加拿大等國的公立機構所藏中國文物，還記錄了文物的年代、性狀、大小和作者。目前，中國研究者從海外博物館得到這些材料是否有難度?

段勇：首先要說明，這些資料是中外學者長期收集研究積累的，比如日本學者鈴木敬及其團隊對世界各國收藏中國書畫的資料收集是最全面的，上海大學的陳文平教授也長期致力於研究世界各國收藏的中國文物，積累了大量珍貴資料。我們是在歷代學者成果基礎上繼續前進，在數據和照片方面也得到了中外博物館及其專家學者的支持和幫助。從學術研究角度，一般交流還是比較通暢的，但是對某些敏感文物，像圓明園流失文物，還是存在一些困難和障礙。比如法國楓丹白露中國宮，後來對接待中國人參觀就比較謹慎。

第一財經：2015年，甘肅大堡子山秦墓金飾片終於在被盜20多年後回到甘肅省博物館。你當時作為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參與了與法方的談判。能否談談這個案例對海外文物追索的意義?

段勇：這件事說來話長，但我也確實願意談談，因為這是一個典型案例，可以從中總結一些經驗。

1990年代初，大堡子山就發生了嚴重的盜掘，當時幾乎是全民上陣挖墓，人擠人。說句玩笑話，那情景就像是在開展農田水利建設。

1994年開始，就有中國學者在國外發現了部分被盜文物的下落。文物追索過程中，建立完整確鑿的證據鏈是十分困難的。中方必須證明文物確實在中國被盜，併流失海外。考古發掘為此提供了證據。2004年，國家文物局對被盜墓地開展了科學考古發掘，有一些收穫，發掘出文物，也採集了樣本。同時，公安機關也對盜掘立案偵查。

2010年，在建立完整證據鏈的前提下，我作為職能部門負責人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授權，正式致函兩家主要收藏大堡子山文物的博物館。其中一家是法國吉美博物館，另一家博物館因為正在追索中，暫時不提名字。當時這兩家博物館的態度都不積極，一家沒有回應，一家回函狡辯。後來，我們又再次發函駁斥。

在此之後，國家文物局啟動了制裁，中斷了國內博物館和這兩家博物館的業務往來。這兩家博物館都是以收藏中國文物為主的，和中國博物館的業務往來一向十分密切，每年都有人員交流和項目合作。所以，我們的制裁對他們影響非常大。尤其是法國吉美博物館，它們在中國的影響力與過去相比一落千丈。

直到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兩國決定互辦文化年。當時吉美博物館新館長馬卡列烏上任，她原來是盧浮宮的一位部門主任，對流失文物的態度比較明朗。她提出在中法文化年舉辦中國文物展覽的邀請。我們給出的回應是：在談判歸還大堡子山文物的前提下積極支持。

我陪同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一同見了法國官員和專家。我們還特地邀請專家到大堡子山盜掘現場，查看當年盜掘遺留的慘狀。最後，法國政府和吉美博物館決定歸還這批文物。歸還過程中，他們也克服了來自法國許多古董商、官員和媒體的壓力。因為，按照法國的法律，國立博物館的文物屬於國家財產，不能外流。吉美博物館就採用迂迴的方法，將32件文物退還當年的捐贈人，再請兩位捐贈人歸還中國。

吉美博物館把文物還給我們，起到了積極作用。那時，法國人已經了解到中國的追索決心，這批文物很難繼續公開交易，成了燙手山芋。在這種情況下，兩個月後，一位法國著名古董商將他收藏的24件文物以捐贈形式歸還中國。

整個過程中，我們都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態度，首先是中國的學者們及時尋找到文物下落，隨後便開始全面搜集證據。因為交涉的同時，我們要做好訴諸法律的準備。之後，就是提出正式追索，持續施加壓力。最後抓住有利契機，在法方的配合下，促成了文物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