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 親子共讀——「尊師重道」名家名篇

【第50期】

古往今來，尊師重道，代代相傳。

名家名篇

（一）藤野先生

魯迅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象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 「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裡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裡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迭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裡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左魯迅、右藤野）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么？」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魯迅講義）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裡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裡自然記得的。」

（魯迅講義）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里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惜別魯迅）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二）懷李叔同先生

豐子愷

（俗時李叔同）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里見到李叔同先生，即後來的弘一法師。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時，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搖過預備鈴，我們走向音樂教室，推進門去，先吃一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台上；以為先生總要遲到而嘴裡隨便唱著、喊著、或笑著、罵著而推進門去的同學，吃驚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藹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隻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是上下兩塊可以推動的）上早已清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兩塊都寫好，上塊蓋著下塊，用下塊的把上塊推開）。在這樣布置的講台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後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氣，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氣嚴肅得很。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後，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於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後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罷」。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範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慣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彈琴教室里。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及李先生十數同學全部沉浸在亞莫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後來，亞莫尼亞氣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後，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後，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後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先生用這樣的態度來教我們音樂，因此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里，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里，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緣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他出身於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親生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墜地後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了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徵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遊日廣，終以「才子」馳名於當時的上海。所以後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悉黯黯，濃於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氣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後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紮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於眉目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的做一個翩翩公子。

（左李叔同、右豐子愷）

後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綱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於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後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共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小仲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場。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捲髮，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後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後來遷回中國，李先生就脫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樑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的做一個留學生。

他回國後，在上海太平洋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範請去教圖畫、音樂。後來又應杭州師範之聘，同時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我就是杭州師範的學生。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錶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稱身，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錶，也很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餘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後來他范畫給我們看。畫畢把范畫揭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摹。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於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蘆呢？於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此後李先生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以後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較為詳細。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後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藏。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並不對我談道。但我發見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彷彿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後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引導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月之後，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他斷食共十七日，由聞玉扶起來，攝一個影，影片上端由聞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後之像，」侍子聞玉題。這照片後來製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先生這時候已由「教師」一變而為「道人」了。學道就斷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認真」的表示。

但他學道的時候很短。斷食以後，不久他就學佛。他自己對我說，他的學佛是受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數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這程先生原來是當軍人的，現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為僧。李先生同他談得很久。此後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見一個和尚坐著，正是這位程先生。我想稱他「程先生」，覺得不合。想稱他法師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後來知道是弘傘）。一時周章得很。我回去對李先生講了，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幾天，他果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里，把房間里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癯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

法師的僧臘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愈進愈深。當初修凈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嚴肅認真之極。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復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他的生活非常認真。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多了些，他就來信問我，余多的宣紙如何處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明：余多的送與法師。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青衣像個青衣，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大面又像個大面……都是「認真」的緣故。

現在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圓寂了。噩耗傳到貴州遵義的時候，我正在束裝，將遷居重慶。我發願到重慶後替法師畫像一百幀，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養。現在畫像已經如願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間的師弟塵緣已經結束，然而他的遺訓——認真——永遠銘刻在我心頭。

一九四三年四月

弘一法師圓寂後一百六十七日

作於四川五通橋客寓

（三）尊師重道與孔子

梁實秋著

尊師重道是我國傳統中很重要的一個項目。說得最透徹的我以為無過於荀子《大略篇》的這幾句話：「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快是恣肆的意思。）直把尊師當做國之興衰的主要原因。

所謂「尊師」並不僅是對於教師個人表示敬意與慰勞，更重要的是對於教師所傳授的「道」表示重視。「道」是什麼？「道」就是我國文化的傳統，包括學術道德的全部。所以「尊師重道」四個字總是連起來說。因為「重道」，所以才「尊師」。

梁實秋

不要以為師的責任在傳道，師便是泥古而且保守。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故是熟習故舊的學問，知新是研討新的知識。亦即所謂博古通今。能溫故知新才合於為師之道。換言之，為師者本身須要不斷的進修，隨時充實自己，不但充實本身的學問，而且「學不厭，誨不倦」的精神也可以為後生小子的楷模。

自從近代教育趨重專業分科，一般學子以及教師漸有偏重新知疏於溫故之勢。王充《論衡》：「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溫故知新，應該並重。用現代語來說，我們需要專門知識，也要通才教育。博古通今的教師才能負起承上啟下的重擔。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語見《後漢書靈帝紀上》）所謂人師，乃德行才識並皆卓越，可以為人師表者，不懂專治一經，不必在朝在位。荀子《儒效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蓋極形容德學俱隆之士之所以為大眾所推崇。像這樣的人師之最高的表率當然是孔子。

（孔子）

孔子一生的遭遇並不順利，雖然他不是沒有學而優則仕的機會。劉向《說苑·立即篇》有一段關於孔子的故事：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為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廩丘，古邑名；致廩丘以為養，以其邑之收益為供養之貲。）《呂氏春秋》也有同樣的記載，並附以評語：「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蔻，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捨不苟也夫！」這就是孔子的人格，不為利誘。就孔子不見陽貨一事而論，也可看出他的操守。像他這樣耿介的人，只好栖栖皇皇的周遊列國之後，專心教誨他的生徒了。孔子弟子三千餘人,真是桃李滿天下,雖然他周遊的區域不廣，大概不出今之河南山東兩省，在當時能擁有這樣多的徒眾，其聲譽之隆可想而知。

設帳授徒是清苦的事，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所以他就誇獎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貂者立而不恥心者，其由也與？」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安貧樂道的作風，一直影響到如今許多人士。今之世有集體罷工要求加薪者、有集會提議自行調整待遇者，尚鮮聞教師有爭取更多的束修者。投身教師行列者。本應志不在此。

（孔子與學生）

由於時代不同，今之師生關係和以往大有差異。孔子弟子三千，直及門而比較長期受教、身通六藝者不過七十餘人。孔子為人師大概有四十年的經驗。如今我們的學校教師屆退休年齡者有幾位說得出七十幾個學生的姓名？如今學校與教師之間有聘約，類似僱傭的關係，而學生近似顧客。學生人數眾多，師生接觸機會很少。我國學生素無發問的習慣，教師上課幾乎全是一人表演性質。師生的關係漸漸其淡如水。

我想教師所能得到的真正的快樂，不是區區的一點獎金，也不是一紙獎狀或一塊匾額，更不是一席飲宴，或是被邀遊園，而是看著一批批的青年學子健康的成長，而且其中很多能在學術事功上卓然有成。

孔子是一個謙遜的人。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不是天才，但是他肯用功。而且「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他有所謂「知識上的誠實」，尤足為人師法。

撰稿：劉福知

編輯：劉盈希

歡

迎

關

注

大連高新區普羅旺斯學校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