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丨大家筆下的老師們，仰望名師風範

「師者，人之模範也。」今日教師節，與大家分享幾位名家筆下的老師，仰望名師風範！

傅斯年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凡認識蔡先生的，總知道蔡先生寬以容眾；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氣，不嚴責人，並且不濫獎人，不像有一種人的脾氣，稱揚則上天，貶責則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時也很嚴詞責人。我以受師訓備僚屬有25年之長久，頗見到蔡先生生氣責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說，說和我有關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個同學，長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滿人意的事，於是同學某某在西齋（寄宿舍之一）壁上貼了一張「討伐」的告示；兩天之內，滿牆上出了無窮的匿名文件，把這個同學罵了個「不亦樂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為我也極討厭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語意，卻是挖苦他。為同學們賞識，在其上濃圈密點，批評狼藉。這是一時學校中的大笑話。

過了幾天，蔡先生在一大會中演說，最後說到此事，大意是說：諸位在牆壁上攻擊××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諸君對××君有不滿，可以規勸，這是同學的友誼。若以為不可規勸，盡可對學校當局說。這才是正當的辦法。至於匿名揭帖，受之者縱有過，也決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端。凡作此事者，以後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動，必是品性沉淪之端。

這一篇話，在我心中生了一個大擺動。我小時，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誠意」「不欺暗室」。雖然《大學》念得滾熟，卻與和尚念經一樣，毫無知覺；受了此番教訓，方才大徹大悟，從此做事，決不匿名，決不推自己責任。大家聽蔡先生這一段話之後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報文學」從此減少，幾至絕了跡。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國時，大約是在民國十三年吧，那時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後，我們幾個同學自告奮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無事不辦了一個稀糟。我自己自然覺得非常慚愧，但蔡先生從無一毫責備。

有一次，一個同學給蔡先生一個電報，說是要從萊比錫來看蔡先生。這個同學出名的性情荒謬，一面痛罵，一面要錢，我以為他此行必是來要錢，而蔡先生正是窮得不得了，所以與三四同學主張去電謝絕他，以此意陳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說：「《論語》上有幾句話，『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你說他無聊，但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無聊嗎？」於是我又知道讀《論語》是要這樣讀的。

（三）北伐勝利之後，我們的興緻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飯，有幾個同學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記得如何說起，說到後來我便肆口亂說了。我說：「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先生聽到這裡，不耐煩了，說：「這除非你做大將。」蔡先生說時，聲色俱厲，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類者尚多，或牽連他人，或言之太長，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證先生貴人之態度是如何誠懇而嚴肅的，如何詞近而旨遠的。

汪曾祺

《金岳霖先生》

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眼睛好一些了，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裡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除了體育教員，教授里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裡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麼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diculart the 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是什麼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林國達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隻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系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８０歲了，怎麼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拉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豐子愷

《懷李叔同先生》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里見到李叔同先生，即後來的弘一法師。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時，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

搖過預備鈴，我們走向音樂教室，推進門去，先吃一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台上；以為先生總要遲到而嘴裡隨便唱著、喊著、或笑著、罵著而推進門去的同學，吃驚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

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隻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是上下兩塊可以推動的）上早已清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兩塊都寫好，上塊蓋著下塊，用下塊的把上塊推開）。在這樣布置的講台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後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氣，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氣嚴肅得很。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後，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於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後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罷」。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

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

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範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慣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彈琴教室里。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及李先生十數同學全部沉浸在亞莫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後來，亞莫尼亞氣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後，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後，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後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先生用這樣的態度來教我們音樂，因此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里，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里，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緣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他出身於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親生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墜地後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了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徵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遊日廣，終以「才子」馳名於當時的上海。

所以後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悉黯黯，濃於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氣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後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紮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於眉目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的做一個翩翩公子。

後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綱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於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

後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共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小仲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場。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捲髮，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後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後來遷回中國，李先生就脫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樑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的做一個留學生。

他回國後，在上海太平洋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範請去教圖畫、音樂。後來又應杭州師範之聘，同時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我就是杭州師範的學生。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錶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稱身，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錶，也很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餘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後來他范畫給我們看。畫畢把范畫揭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摹。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於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蘆呢？於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此後李先生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以後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較為詳細。

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後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藏。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並不對我談道。但我發見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彷彿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後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引導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

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月之後，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他斷食共十七日，由聞玉扶起來，攝一個影，影片上端由聞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後之像」，侍子聞玉題。這照片後來製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先生這時候已由「教師」一變而為「道人」了。學道就斷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認真」的表示。

但他學道的時候很短。斷食以後，不久他就學佛。他自己對我說，他的學佛是受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數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這程先生原來是當軍人的，現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為僧。李先生同他談得很久。此後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見一個和尚坐著，正是這位程先生。我想稱他「程先生」，覺得不合。想稱他法師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後來知道是弘傘）。一時周章得很。我回去對李先生講了，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幾天，他果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里，把房間里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癯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

法師的僧臘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愈進愈深。當初修凈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嚴肅認真之極。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復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

他的生活非常認真。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多了些，他就來信問我，余多的宣紙如何處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明：余多的送與法師。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青衣像個青衣，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大面又像個大面……都是「認真」的緣故。

現在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圓寂了。噩耗傳到貴州遵義的時候，我正在束裝，將遷居重慶。我發願到重慶後替法師畫像一百幀，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養。現在畫像已經如願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間的師弟塵緣已經結束，然而他的遺訓——認真——永遠銘刻在我心頭。

季羨林

《回憶陳寅恪先生》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

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

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導和熏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決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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