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高薪養廉在宋朝卻行不通？原來是這個原因

如果大家要問起中國古代那個朝代經濟最繁榮，那麼就不得不提到經濟繁榮程度最高的宋朝，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巔峰。有數據表明:宋朝人口已達到2千萬戶，1億多人，耕地達到7.2億畝，GDP佔全球21%（僅次於印度區23%），人均GDP為2280美元。於是，財大氣粗的北宋在其官員俸祿上一直給予優厚待遇，其程度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是數一數二的。宋代中級以上官員生活總體上來講比較優裕，高級官員更是腰纏萬貫。「國朝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據《宋史·職官志》的記載，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以至喂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伙食費等，數量皆相當可觀。

北宋官員俸祿之優厚，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是數一數二的。據《宋史·職官志》的記載，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以至喂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伙食費等，數量皆相當可觀。

宋真宗時，外任官員不得攜帶家屬,家屬的贍養費由官府財政供應,並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外任官員還有「公用錢」譬如，使相兼節度使，公用錢（招待費）可高達二萬貫，而且上不封頂，「用盡續給，不限年月」。除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諸路職官，各有職田，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直至邊遠的小縣，尚有七頃。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戶租種，官員坐享其成。

宋朝實行官員高俸制，目的在於養廉。這在宋朝皇帝及其大臣們的心中十分明確。正如宋太宗所說：「廩祿之制，宜從優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因此，從太祖至徽宗，都為百官養廉不斷增俸。

按照高薪養廉的思路，宋朝官員拿這麼多工資，應該安分守己、恪盡職守才對，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於對官員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北宋的高薪養廉最終成浮雲。「本意」如此善良，而實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們的腰包不斷鼓起來。為何出現如此情況，說一千道一萬，無非是人的貪慾，這些貪官的權力在沒有被遏制的情況下，不貪白不貪，貪了也心安。

其實，官吏的廉與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質、人格追求決定的，而不是由俸祿的多寡「養」成的。在同等俸祿的情況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貪者自貪。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貪者則是利用職權，見利忘義，棄廉恥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貪。最顯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錢」和「職田」上。此制目的本在養廉，對此，廉者盡歸公有，貪者則「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宋史·向經傳》）。其涇渭竟是如此分明！質言之，以高俸養廉只能是一種善良的、主觀的願望，而把現實中人性的複雜性看得太簡單了，乃至誤認為廉與貪是俸祿的多寡「養」成的。祿厚，終有止境，而貪官贓吏的欲壑則是無底黑洞，決不是任何厚祿所能填滿的；且貪官贓吏既無人格，何來「自重」！對於本來就沒有的品質，豈是厚祿所能「養」出來的？

其實用高薪來養廉，其實未嘗不可，但前提還是要有嚴明的法律作為保障，否則的話，只會越養越貪，反而就得不償失了。事實已充分證明，缺乏完備、有效的監督體系，公務員的廉是「養」不成和「殺」不出的。當然，這種「監督」不是人人皆知的「老子監督兒子」或「兒子監督老子」式的監督，而是必須以法治為基礎的全民監督，首先應是將所有官員財產收入公開，讓每個納稅人可以輕鬆查閱、質疑和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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